教育是一个国家的重要事务。广义的教育包括所有能够增加人的知识和技能的教育，而狭义的教育专门指的是学校教育，这是一中目的性强、组织严密的教育方式，也是社会教育的主导。本文所介绍的教育也就是学校教育。夏商周时期，是中国古代教育制度形成时期，中国古代的教育机构都已经基本形成，为后世的教育奠定了基础。
一，夏商周的教育机构
在原始社会晚期，随着社会向国家阶段过渡，学校机构也开始萌芽了。根据一些典籍记载，中国最早的教育机构是成均和庠。董仲舒曾说“成均，为五帝之学”，郑玄解释说“均，调也。乐师主调其音。”可见成均可能是乐师教授音乐的地方。《周礼》记载：“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大司乐就是专门负责乐教的人物。
夏朝的主要教育机构是庠、序、校。庠，早在有虞氏时期就有了，最开始是氏族部落储存粮食和赡养老人的地方，《孟子》说：“庠者，养也。”氏族的年轻人往往到这里请教老人，于是庠也就演变为了教育机构。序，可能是夏朝用来教育射箭的地方，《孟子》说“序者，射也。”后来序逐渐发展成为了贵族议政、祭祀、养老的场所。庠序都是中央贵族的教育场所，而校则是地方性的学校，《史记·儒林传》说：“乡里有教，夏曰校。”校最早可能是圈地养马之地，后来成为了军事训练场所，成为地方贵族的教育场所。
商朝的学校在夏朝的基础上继续发展，比较重要的是出现了大学。《礼记》记载“殷人设右学为大学，左学为小学，而作乐于瞽宗。”又说“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这里的大学、小学都是商朝王畿的学校，其中大学位于王宫西郊，小学位于东郊。而瞽宗是专门贵族子弟学习礼乐的学校。
到了西周时期，学校制度变得完善起来。西周的学校总的分为两大类，分别是国学和乡学。周朝将都城或者大城市称为“国”，将城市周边地区称为“乡”或者“野”，这就是国野制度。因此，国学是主要是中央的学校看，乡学是地方性学校。西周的国学设置是从商朝继承而来，不过更加完善。如国学也分为大学和小学两部分。天子的大学有成均（南学）、上庠（北学）、辟雍（太学）、东序（东学或东胶）、瞽宗（西学或西雍），诸侯的大学叫做泮宫。关于入学的年龄，不同阶层的贵族子弟有不同的规定。一般来说，王族和公侯子弟大约在8岁开始入小学，而下层贵族子弟则要到13或15岁才行。小学的学年大约是7年。大学，王族子弟15岁入学，其他子弟20岁入学。
西周学校体系
乡学，就是设置在都城之外郊区的学校。西周的王畿郊区设置有六个乡，乡之下又设立州、党、闾等几个层次，这些地方都有相应的学校，分别是乡有校，州有序、党有庠、闾有塾。塾应该是最底层的教育机构了。至于郊区之外，叫做“遂”，也就是“野”，这些是平民生活的公社地区，也是主要农耕地区，是没有学校的。这也反应上古时期的平民没有教育的机会。其他诸侯国的乡学设置也和王畿地区类似。
二，官师合一的教育体制
孟子曾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句话正点出了夏商周的政治体制。国家就是阶级分化的产物，国家的建立者成为了贵族，是统治阶级，而其他也就是平民，是被统治阶级。为了巩固统治，贵族创造学校，用来教育贵族子弟，提高贵族的治国能力水平。而平民是无法接受学校教育的。因此，夏商周时期的教育都是贵族垄断的官学，学在官府、官师合一成为其最基本的特征。
国学的教职人员
所谓官师合一，就是各个教育机构的负责人，教授者都是各级的官员。太师、太保、太傅既是国家大臣，也是太子的老师。国学的主持者是大司乐，是国家的礼官，负责祭祀与典礼之事。大司乐之下有小乐正、大胥、小胥、大司成、籥师、籥师丞、太傅、少傅、师氏、保氏等各级官员，他们也同样是国学的教师。夏商周并没有老师这个行业，“师”这个名字来源是师这个武官，他们也负责军事训练，相当于教官，久而久之，人们把教育工作者都成为“师”。
西周的乡学主要由大司徒来管理。他既是地方民政的负责人，也是地方教育事务的负责人。大司徒管理下的小司徒、乡师、乡大夫、州长、党正等官员也是各级教育机构的管理者。
乡学的教职人员
国家进行教育的目的就是将子弟们培养成为各级优秀的官员和军事人才，教育事业和政治密不可分。在国学的考核制度中，就和官爵的授予联系起来。在学业即将结束的时候，小胥、大胥、小乐正等要对学生进行了考核。对于不合格的人，先进行了教化，如果反复教化都不听就会被流放。对于考核的优秀者，则要加官进爵，《礼记》中记载，考核选拔出来人才称为“进士”，并且告诉名单给周天子。最后在通过司马去看人才的成色，然后确定他们的官爵，最终“以告于王，而定其论，论定，然后官之；任官,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
乡学也有相应的考核。最初有乡大夫负责审核，优秀的称为“秀士”“选士”。接着这些出类拔萃的人才再报送于司徒，司徒选择其中优秀的人进入大学，称为“俊士”。对于考核不及格的人，司徒请地当地的老者进行了教化。如果继续不改变，就会贬低其学习的资格，甚至被到郊区之外的“遂”进行教化。如果最终还是不听，那就流放，并且永远不在使用。
孔子说“学而优则仕”，可见读书当官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早在夏商周时期，被教育者的命运就和仕途、官途联系在了一起。和后来的不同的是，夏商周的教育是官府垄断，春秋战国之后有了私人的参与。不过无论如何，最终都要走向国家开辟的“仕途”这条大路。这是目的，也是唯一的方式。
三，学校教育的内容
古人将西周时期的教育内容总结为“六艺”，也就是礼、乐、射、御、书、数。实际上，上古时代的教育绝非限制在这个六大科目之内，如古人还会教育刑法、农业、占卜等方面的知识。为了方便论述，小编将夏商周的教育内容归纳为道德教育、基本技能教育、宗教礼乐教育和军事教育。
六艺
首先放在第一位的就是道德教育。教育的“教”字从“孝”，孔子说“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这也就是说，古人认为最基本的道德观念就是孝，有了孝，后代才会遵守父亲的志愿，听从父亲的命令，继承父亲的事业。以孝为基础，周人的仁、义、忠、信等道德观念也成为了重要的道德教育内容。西周的乡学中，大司徒“教万民以六德”，这六德就是知、仁、圣、义、忠、和；在国学中“师氏以三德三行教国子”。西周推行“以德治国”，可见道德教育在西周教育中是占据重要地位的。
基本的技能和常识教育，这是一般学生在初等教育阶段必须接受的教育内容。“六艺”中的书（书法）、数（算术）就属于这一类教育。许慎说：“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可见书法是基础教育。从甲骨文的记载来看，商朝就已经有了书法、数学教育，西周时期就更不用说了。《汉书》记载周宣王时期就已经有了字书，以供儿童学习。《周礼》记载西周的算术教育主要为“九数”，也就是方田（土地面积计算）、粟米（比例交换问题） 、差分（按比例分配问题）、少广（体积计算中的开方）、商功（工程计算）、均输（运输和徭役分配）、方程、赢不足（假设方法）、旁要（勾股定理）。这些“九数”知识，奠定了后来《九章算术》的基础。除了书法和算术之外，农牧业知识、土地矿产常识等都是最基本的教育内容。
西周金文《散氏盘》铭文
古人迷信鬼神，并且依靠其迷信制定了宗教礼仪制度，用来神化统治地位。因此，夏商周的宗教教育和礼乐教育是不会分开的。夏商时期，人们尊天事鬼，因此礼乐教育的宗教气息十分隆重，除了要教育歌诗、奏乐、舞蹈之外，占卜、祭祀等内容也是必不可少的。西周时期，推行了“尊天事人”的理念，重新改革礼乐制度，使得礼乐之中的宗教成分有所下降，礼仪规范方面得到提高。古人认为这些礼仪规范不仅维护者贵族的等级制度，还能够对子弟有道德陶冶作用，《礼记》说：“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礼乐。乐所以修内也，礼所以修外也。礼乐交错于中，发行于外，是故其成也怿，恭敬而温文。”西周时期的礼仪教育主要是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合称“五礼”。
夏商周是贵族统治的时代，贵族不需要进行了生产活动，但是必须要从事军事活动。当时贵族因为主要居住在城邑，所以称为“国人”，他们要用武装力量管理控制人口更多的“野人”。因此，国人的一大义务就是“执干戈以卫社稷”，因此军事训练是必要的教育。“六艺”中的射（射箭）、御（驾车）就是属于军事训练。西周的时期的教射有五条标准，分别是“白矢”（射穿箭靶）、参连（三箭连中）、剡注（矢入箭靶，羽颈高，箭头低）、襄尺（谦让比赛，如君臣同场，臣需要后退一尺）、井仪（发四箭，成井字）。驾车技能也有五项，称为“五御”，分别是鸣和鸾（考察稳定）、逐水曲（曲线行驶）、过君表（准确通过狭窄地方）、舞交于衢（考察转向能力）、逐禽左（善于将禽兽驱赶在左边，以便君主射猎）。不过在实际中，军事教育远不止射和御。
结语
从这些教育内容来看，平民也是没有条件接受教育的。如上古时代的书籍主要是竹简、木牍，书写的工具是刀笔。这些材料十分繁重，昂贵，只有贵族才能能力制作，而最早的书册也只有国家的档案，因此形成了“唯官有书，而民无书”的局面。而礼乐教育和军事教育都需要贵重的青铜器，这也是平民所不能够制造的，因此造成了“唯官有器，而民无器”的现象。因此，夏商周教育的特征和局限性，其产生的根本原因还是生产力的相对落后造成的。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这种官学垄断的趋势也就是被打破了，从而形成了“百家争鸣”的文化繁荣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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