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川思想库研究员 | 连清川
我的高三班主任名叫王秉节，他接手我们班的时候，大概已经过了50岁，我们总是背地里嘲笑他是个老头。
中学是镇里唯一一所设有高中的学校，尽管也出过各种名校的学生，比如我大哥就是从这里考上厦门大学的，但是在那时，我们中学的大学（包括大专）录取率，大概不超过10%。
我们那一届，有两个文科班，一个理科班，还有一个超级大班，补习班，也就是复读班。将近两百个人，能考上的，不超过20个吧。
▲图/网络
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高考是一个恐怖故事，尤其对于隔壁的补习班来说。我们听说，在补习班里年龄最长的人，已经考了8年。
我爸早就威胁过我，考不上大学，就只有在家种田这个选项。虽然我估计他也会让我复读，但是8年这个数字太恐怖了。我们这些应届生，平时都绕着补习班走，似乎那是一个鬼屋。
01
所以，王秉节对我和我们称之为“三兄弟”的团体，青眼有加。
我们三兄弟，是全班的头几名。我现在想起来，当然很可笑，因为后来遇见我在大学里的同学的时候，我才知道我们根本不是什么学霸，恐怕放到城市里的任何一个班级里，我们应该都是垫底的位置。
但是对于王老头来说，我们几个人是他能够获得升学率指标的唯一希望。至少当时我是这么想的。
当然我们三兄弟之所以是一个团体是有理由的，不仅仅因为我们成绩好，是因为我们都特别傲娇，而且家庭条件还都很好，而且，我们都不是善类。
我的兄弟张美新就住在学校步行5分钟的地方，但是这并不能阻止我们三个人凑钱租了他叔叔的一个类似于磨坊的房子。学校当然是有宿舍的，但我们就是这么傲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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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老头已经久经沙场了，所以他好像看上去特别放松。但是对于杨金涌来说，这是另外一个故事。虽然他不是我们的班主任，但是我们高一高二都是他带的，而且，是他师专毕业之后第一次带学生参加高考。
估计学校临阵换将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没经验，所以才换了王老头。
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竞争，也不能阻挡我们的荷尔蒙。我们三个兄弟，在那个时候都有自己喜欢的女孩，老大喜欢的女孩在我们班，我的在低一年级，张美新的在隔壁文科班。
我们如何备战的细节，我留下的记忆已经非常稀少，如今剩下的，全都是我们三兄弟如何在整个高三期间嬉闹放纵和王老头。
我们三个人在磨坊里天天都在讨论各自喜欢的女孩，然后晚上自习结束，就在张美新叔叔家开的面馆里赊账吃夜宵（我们留下了巨额的账单，以至于到最后要张美新的父亲出面替我们消除了一部分），以及我们常常睥睨班里的各位学渣。
王老头的管理是非常有序并且有效的，我猜他心里是有一本账的，大概我们班的30多个同学里，谁有希望考上，谁能够努把力，以及谁是没有希望的，天天都在他脑子里盘旋。
我们三个人的动向无一不在他的视线之中。有一次晚自习，我们听说镇里在放一部新电影，于是在下午的时候，偷偷溜了出去，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看完电影之后，我们又偷偷溜回教室，假装什么都没发生过。
可是晚上的时候，王老头就把我们留住了。我已经不记得他给我们的惩罚是什么，但是大约他的语重心长确实打动了我们，因为在那之后，我已经不太记得有过什么著名的捣蛋场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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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个班里那一年出了许多事情。有女同学在上学期结束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后来才知道，她出嫁了；老大喜欢的女孩子，在中途转校去了隔壁镇的中学，听说因为她的学籍在那里，她没法在我们镇参加高考；还有我们村的一个小孩，直接辍学了，因为根本没有考上的希望。
我们当然是非常努力的，尽管我说得这么轻巧。王老头和杨金涌每天晚上都在自习室里，直到深夜才走。记忆里，我们在那个破磨坊里，除了女孩的话题，我们每天都没日没夜地在学习。
那一年的考试比哪一年都要艰难。我们班几乎全军覆没，只有张美新一个人，考上了福清师专，老大和我都没考上。
02
复读那一年，我的记忆里，却只有学习。
我没有留在镇中学里，我去了县一中的补习班。当然，那是全县最好的学校，每年都有人考进清北。我爸不仅仅花了大价钱，而且还找了在一中里当老师的本家，才把我送进去的。
我去了县城，才知道王老头其实根本就不在乎升学率，因为他在最后一年里，就已经知道了自己要调动到县城党校当老师。他那么做，只是他的惯性。
虽然并不是他的责任了，但是王老头却在党校校园里，帮我找了一间几个平米的小屋，让我住进去，就好像我仍然是他带的学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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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补习班里，几乎没有任何朋友；也没有和任何老师建立起什么直接的关系，我只有学习一件事情。
补习的那一年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恐怖故事。我白天像行尸走肉一样到学校里去上课，晚上就回到党校的那间小屋，独自学习。
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小镇做题家的概念，而在我们那个农村中学和县城中学里，也没有听过黄冈卷的大名。
和我的同学们相反的是，我的文科成绩算是很优秀的，语文、英语、历史、地理、政治在学校里都是有名的，但是我在整个中学期间，数学就没考及格过。
所以那一年，我每天都在做数学题。一本练习题接着一本，不知道做了多少本。我每天都在做数学题的过程中沉沉睡去，起码都在夜里两三点了。
那一年的生活除了数学题之外，我只记得两件东西：一是离党校步行10分钟左右的一个海蛎饼摊。那个摊子是全县城最有名的。因为离得近，我几乎每天去吃；二是深夜录像厅。有时候，在完全孤独隔绝的环境里快要窒息的时候，我就会在深夜录像厅里度过。大约看到两三点的时候，我就会睡过去。
有一次我在迷迷蒙蒙中醒来，却被震惊得再也没有睡着。那是我第一次看见三级片。
王老头会经常跑到小屋里去看我，但是他帮不上什么忙，因为他是地理老师。我的地理很好，我想这也是他喜欢我的原因之一吧。他只是放心不下吧，他有自己的责任，不能像在镇中学那样天天眼睛都放在我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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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模拟考试我的成绩非常差，从全班头几名掉到了三十几名（县中学的补习班也是超级大班，五六十人），因为我的文科成绩都掉了。我爸跑到县城里来，不敢责怪，却一脸的担忧。我说，没关系，我只是因为一直在做数学题。
最后一个月，我把数学彻底扔掉了，全面投入文科的复习。
成绩出来的时候，我妈听到的时候，往摇椅里一躺，说，好了，这下起码可以上个师专。她对我的期待就只有这么高：离开种田。
那一年，王老头看好的人通过补习班，多数都考上了大学。原来，他原本就没有期待他的努力能够让大家第一年都考上，而是给后来的可能性奠定了基础。
03
镇中学毕业的同学们，后来陆陆续续都联系上了，现在有微信群。我们差不多每五年聚会一次，王老头和杨金涌都在。
几乎没有一个人不感念王老头。他没有特别让我们受苦，但好像他的方法让我们中的许多人都受益了。那些最终没有考上的人，也多数都和他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因为王老头不像多数的乡村中学老师那样，轻蔑那些学习成绩不好，明显考不上大学的人。
当然，也有人抱怨他没有那么狠，像隔壁班的班主任那样对学习成绩落后的人进行高压式地逼迫。
我们也都很热爱杨金涌。因为他实际上比我们大不了几岁。那一年他紧张得要命，每天每天地找很多人谈话，告诉他们要努力，要拼命，要改变自己的命运，他简直就像个妈一样。
考上没考上的同学，后来的日子都过得挺好的。有的同学当了公务员，有的同学当了老师，有的同学进了企业，还有同学考上了又不干了去做了生意。我们每一次聚会完，都要去现在在镇中学旁边同学开的饭店里再去搞一顿，每次都有人喝得大醉，又哭又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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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同学在高考那一年都过得很苦。每一个人都像没有别的前程那样，唯有一死地拼着高考。
我们在同学的饭店里见过杨金涌后来带的高考班学生。他显然不像当时带我们的时候那么紧张了，有了王老头的风范。他的学生，也像我们亲近王老头那样亲近他。
高考之后每次的相聚似乎都是那么云淡风轻，只有诗酒记忆。我们县和我们市作为沿海市县，后来的经济好得很，出路很多，没有人像我们那样备考。补习班也没有单独再成班，而是穿插在应届班里。
但是对我而言，高考真的是一个梦魇。我在上了大学之后的十多年时间里，重复地做着一个噩梦。在梦里，我要么忘记了写语文考试里的作文，要么考完语文之后，别人告诉我，我的语文不及格。那就意味着我考不上大学了。
我每次都在那样的梦里哭醒过来。
老大后来还是和那个转学走的女同学结了婚，现在有两个孩子。
张美新痛苦地追求了隔壁班女同学很多年。大学每一年寒暑假，我都和他一起，他常常因为这段苦恋而哭泣。他没有得到心爱的女孩，而娶了另外一个漂亮温柔的女孩，很幸福。
但是他在33岁那年，突然就死了。我从广州跑回老家去给他奔丧。他还没有下葬的时候，我偷偷握着他的手很久。他的手冰冷冰冷的，很硬。那种冷在我的手上很长时间，都没有消失。
他是我心里永远的疼。我的高三如果没有他和王老头，大概就像补习班那一年一样，是一个空白。
1990年代初，乡村中学里的高考那么残酷。我们不知道什么叫梦想，不知道什么叫未来。我们只知道如果没有考上大学，我们只能在家种田——尽管后来证明并非如此。
我们也不知道城里的世界会那么美好，也那么残酷。我们每个人都爱着身边的某个女孩，后来还有人真的娶了自己的女孩。在我们班里，结婚了6对：一个只有35人的班。他们现在都还很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大城市也没有改变他们。这些土猪，终于也没有羡慕城市里的白菜。
我们的确害怕那个恐怖故事，所以赴死一样地准备高考，并且不止一年这样赴死。但是对我而言，尽管后来那个噩梦如此惊悚，我却只记住了磨坊、张美新、王老头和杨金涌这些微不足道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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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而言，大学真的很美好，它真的改变了我的命运。我现在的生活比起我许多没有考上大学的人来说，非常平凡，甚至算是比较贫穷的吧。可是我喜欢我所看见和学到的世界。
可是我的高三留下来的，竟然都是很美好的记忆。我们不内卷、不愤怒、不阴暗。我以为世界应该是那样，我们向死而生，但是，同时有着张美新、王老头和杨金涌那样的人，在护佑我们生活的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