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刘学红，中国青年报高级记者。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
1982年2月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毕业后，一直在中国青年报从事新闻报道工作。曾历任中国青年报学校教育部副主任、教育导刊主编，电脑网络部主任等职务；先后创办“教育导刊”、“电脑大屏幕”、“电脑·网络·市场”等周刊或专刊。
2000年5月15日，参与创办中国青年报网站——中青在线，并担任中青在线总经理直至2013年退休。
在中国青年报工作期间，采写出版了新闻纪实作品《生活到老》、创业人物通讯集《梦想成真》两部图书（总计约15万字，均为外文出版社出版）；主编出版了三套共十二册“中青在线网络丛书”（总计约180余万字）。
作者声音
散 文
前几日，又有微信好友给我转发了一篇记述我当年高考的文章，题目是《1977年北京女状元，语文考99分，作文还登人民日报，近况如何》。对这些转发，我一般都是淡然处之，因为近些年，每年都会有好事者不经采访，只是将网上文章拼拼凑凑、修修改改拿出来重发一遍，其中还不乏失实与谬误之处。起初，我还向友人解释澄清一下，后来就懒得再去费嘴皮子了。每当看到这类文章，我都感觉自己像“出土文物”似的，几十年前的事情，用得着年年“炒”、反复“炒”吗？
但这件事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尽管1977年的高考已经过去了44年，但是它的影响却一直都在社会上延续，因为，那场高考并不是一次普通的高考，它是中国历史变革最早的一声春雷，是改革开放这部交响乐的一支前奏曲……而我只不过是有幸汇入了时代变革这部交响曲中一个小小的音符而已。
不像现在的孩子，恨不得从一出生就直奔大学这个目标而去，买房要学区房，上幼儿园、小学、中学都瞄准重点，就是为了高考时能够上一所心目中的理想大学！而我从记事起就没有过上学的压力，对上大学更是没有概念。父亲是铁道兵，铁路修到哪里，我们的家就随军搬到哪里，天南地北，四海为家。上学也是家搬到哪儿就在哪儿上，之前写简历的时候，我的小学阶段几乎是一年换一个地方，导致我至今没有一位记忆中的小学同学。1967年，父亲的部队被调到北京修地铁，我们家也就跟着来到了北京。
刘学红准考证，现存中国国家博物馆。
在北京，我们曾住在一个“文革”中被搬走的大学校园里，后来，校园里来了许多工农兵大学生，甚至还有友好国家的留学生，虽然很羡慕这些人，但我还是没有感觉到大学跟我有什么关系。因为，当时的学生中学毕业后，除了极个别的可以当兵、进工厂（父母身边唯一子女可以留城）外，其余全都要“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广阔天地炼红心。想上大学，需要先工作若干年，再经过“群众推荐，领导批准”才能有资格（标准说法是“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招收学生，文化程度为初中以上”）。上大学，不是仅靠个人意愿和努力就能实现的人生梦想，个人的命运不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就这样，1976年年初，我轻轻松松地上完了高中，毫无悬念地来到了与学校对口的密云县农村插队落户。当时的“长远”想法，就是下乡两年之后，能够得到一个招工回城的机会，进到一个自己满意的单位工作。
插队时也不是完全没有上大学的念头，但是一想到要具备“群众推荐”的资格，必须表态“扎根农村一辈子”，就心灰意冷了。因为插队后的现实告诉我，在那时的农村，一个人的价值仅仅表现在“干活的力气”上，你的力气大，挖的树坑多（我们村的知青都集中在林业队，主要任务是种树），耪的地多，挣的工分就多，跟文化水平、聪明才智没啥关系。相反，村民还很看不起电视里那些拉琴唱歌跳舞的男人，说一个大男人怎么去干这个活儿！我打心底里不愿意在这样的环境里过一生，哪怕几年也受不了！
后来我的这种心理状态被身边的一个小伙伴彻底搅乱了！那是1976年底，我们知青所在的生产队破天荒得到了一个工农兵大学生的推荐名额，上的还是北京大学低温物理专业！最后这个名额落在了经常跟我们知青在一起玩的大队会计的女儿身上。这件事对我的刺激是巨大的！中学时，我当过班里的物理科代表，对物理的兴趣非常浓，每次考试都是100分。只有一次错了一道题，得了个90分，结果在年级老师同学中引起很大震动，好像我考了个不及格似的。北京大学低温物理专业，这应该是我的梦中所想啊！然而，它却与我无关！
跟那个女孩相比，我们年龄相仿，阅历相当，论文化知识水平我也绝不比她低，我想不通，为什么她能上大学，而我就不能？然而，当时没有人能回答我的问题。我的大学梦就是通过这件事被真正激发出来的，我多么盼望有一天，能凭着自己的学识也拥有上大学的权利！
1977年初，这个女孩高高兴兴去北大上学了。我则压抑不住内心的向往，趁回城过春节之机，专程坐了一趟332路公共汽车，不为别的，只为能在车上看一眼心仪中的北京大学（当时332路公共汽车的线路从北大南门到西门绕校园半圈）。从车窗里望着北大高高的虎纹石墙和古老的校门，我幻想着，如果有朝一日自己也能进到这个校园里读书该多好！
没想到，这个转变命运的机会竟然真的来了！1977年10月21日，广播里传来了国家恢复高考的消息，不管什么人，只要符合报考条件都可以报名。当时的报考条件是：政治历史清楚，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革命纪律，决心为革命而学习；具有高中毕业或相当于高中毕业的文化水平；身体健康，不超过25周岁，未婚。另外，还特别注明，对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并钻研有成绩或确有专长的，年龄可放宽到30岁，婚否不限（要注意招收1966年、1967年两届高中毕业生）。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上大学不再是别人的恩赐，不再是少数人才能享有的权利，而是自己可以掌握的机会！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我们知青点的所有人都兴奋无比，并无一例外地全都报了名。紧张的复习开始了，白天我们照常上工，劳动的间歇和晚上的空闲时间便全都用来看书学习。其实当时也找不到什么像样的书，也不知道会考什么内容，只是把上中学时的课本重新翻出来看而已。四场考试五个学科，从得知消息到开考只有短短的50天时间，不可能做太系统、太深入的复习，我只能抓重点。语文基本没复习，政治注意听广播看报纸就大致可以。最初本想考理科，报我喜欢的物理系，后来经过权衡，为了提高命中率，不得已弃理从文，因为理科的“理化”与文科的“史地”相比，我对“史地”的把握要更大一些，“理化”的题，不会做一分也得不到，而“史地”至少答题不会“开天窗”。
眼看离12月10日的考试只剩半个月的时间了，我们知青集体向生产队请假，回城作最后的复习冲刺。虽说是一场能够改变命运的考试，且汇集了从1966到1976年总计11年被耽误的考生，但当时社会上的备考气氛却并不太紧张。我回城以后，一些没打算参加考试的同学伙伴还经常来家找我聊天。为了让我的复习不受干扰，我母亲只好无奈地把我反锁在屋内，然而，即便这样，门外仍然时常响起敲门声。
由于是十多年来第一次恢复高考，没有考试大纲，也没有高考辅导资料，我们这些已经离开学校的社会考生也没有老师辅导复习，只有自己四处寻找复习资料。家长们也是各显神通，互相打探消息，互通有无。我母亲就通过她的同事找到了几份“文革”前的历史高考卷子，但卷子不能外借，我只好到母亲同事家里跟她的女儿一起做题。有一次，我得知邻居伙伴的父亲留有“文革”前的高中数学课本，便到她家把课本从箱底里翻了出来……“文革”前的课本比我们上学时用的内容丰富多了，我把课本里所有的内容都复习了一遍，就连没学过的等差数列和等比数列也自学了一下。
由于我报考时临时“弃理从文”，一时没想好报什么专业，在与同学交流填报志愿的时候，我第一次听说了“新闻”这个专业。喜欢读报的我感觉当记者是一个非常符合我天性的理想职业，于是毫不犹豫地也是无知无畏地在第一志愿栏内，填上了北京大学新闻专业。我暗下决心，要凭自己的水平考进这所我心目中的知识殿堂。
12月10日和11日，决定命运的考试来到了。从我们知青点到高岭公社中学的考点要走十几里山路。我们一大早就顶着寒风，翻山越岭往公社赶。所有考生都在高岭中学的操场上集合，然后分别进入考场。记得当时参加考试的人非常多，学生、老师、知青、干部、农村青年什么人都有。高考没什么特别，就像以前上学考试一样，一个教室坐四五十人，考生两个人一桌，一斜眼都能看到同桌的试卷。
我坐在教室后排靠门的一张桌子旁，冷风从木门的缝隙往里灌，可是我却没有感觉到冷。考前本来还有点小紧张，但拿到考卷之后，发现考题比我原先想象得要简单很多，都是一些基础性和常识性的题，所以，越到后来越放松。第一天考政治和“史地”，没有感觉太难；第二天考数学和语文需要认真对待。考语文作文是关键，头一天晚上，我就在脑海里“过电影”，心想，不管作文题是什么，内容肯定离不开这两年的插队生活，于是在脑海里把这两年的经历仔仔细细地回顾了一遍……
上午考数学的时候，我发现最后一道题居然跟等差数列和等比数列有关，本来觉得没把握想放弃的，但是把上面所有的题都做完并把结果带进去验算全都正确之后，时间还剩半个多小时。与其浪费时间，不如试着做一下这道题。凭着几天前自学时的印象，我还真做出来了，验算之后结果成立。于是，我把所有题的答案全都抄了下来才交卷。走出教室，大家着急对答案，我发现我的答案与高岭中学数学老师的答案完全一致，心里更加有了底。
最后一门语文，知识题占20分，作文占80分，作文题目是“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我一看这个作文题，正中下怀，昨晚上的“电影”没有白过！做完知识题后，我稍微打了一下腹稿，便开始奋笔疾书起来。我从1976年10月党和国家粉碎“四人帮”写起，到1977年10月结束，记述了我在林业队与贫下中农一起开山造田，修建大型现代化果园的过程，历经冬春夏秋四个季节完整的一年。由于是自己亲身经历的生活，平时又经过认真总结，年初还代表我们知青队在密云县知青表彰大会上作过发言，所以写起来一气呵成。在大约一个半小时里，居然写了1700多字，卷面几乎没有修改。
全部课程考完后，我自信每门都能达到80分以上，数学还有可能得满分，心里开始期盼大学梦圆的那一天。
在等待考试结果期间，我特意找了几本“文革”前出版的有关大学生活的文学作品来看，开始憧憬未来的大学生活。其中有一本名叫《大学春秋》的小说，写的就是五十年代北大学生的故事。由于想上大学的愿望太强烈，有一天做梦梦到我真的考上了大学，心情那叫一个激动！然而一觉醒来，发现自己仍然躺在冰冷简陋的知青宿舍里，才体味到什么叫黄粱美梦！
1978年2月19日下午，在城里过春节的我，与一个中学同学在街上闲逛，在商店门口正好碰到我们知青队的队长，她对我说，刘学红，你的作文见报了！我说，真的？见哪个报？她说，好像是《人民日报》。你是怎么知道的？我问。我弟弟早上在广播里听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她答。得知这个消息，我将信将疑，于是到附近的一个同学家里找报纸。同学说，当天的报纸还没到。我也就没把它当回事，说不定是重名呢！
晚上吃完饭在桌子旁边看书，忽然发现不常回家的父亲走到了我的身后，他把一份《人民日报》往我桌上一放：看看，是不是你写的？我看了一下标题和文章的第一句话——“一年一度秋风劲。转眼之间，从去年金色的十月，欢乐的十月，到今年丰收的十月，胜利硕果累累的十月，已经整整一年了”——便笑着说，是我写的。
我的高考作文见报的消息在父母亲的单位和同学中不胫而走，大家纷纷祝贺我考上了大学。我嘴上说，作文上报纸并不见得就真能拿到录取通知书，但心里却早已心花怒放：我知道，这篇见报作文已提前通知我：我的大学梦终于实现了！
在此期间，我曾到毕业的中学去看望老师，一位参加了高考阅卷的语文老师拿出一个笔记本对我说，你看，你的高考作文就是我参与判卷的，大家都说好，卷面也特别干净。我把你这篇作文抄到笔记本里了，准备当范文给学生讲。当时不知道是你的，见报后才知道。我一听赶紧问，我的语文得多少分？老师说，语文不知道，但你的作文是99分（作文分要按80%折算到总分里）。本来应该是给满分的，但有的阅卷老师认为，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怎么也能挑出点毛病，于是就扣了1分。这也是我所知道的我高考试卷的唯一分数（上大学后，我曾问过专业老师我的高考分数是多少，老师说，你都考上北大了，还问分数干什么）！
1978年3月初，我终于凭着自己的努力、自己的才学，走进了中国的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成为新闻专业的一名大学生。毕业后，我又如愿进入了《中国青年报》，成为一名新闻记者，为自己热爱的党的新闻事业奋斗了30余年。
考上大学后我才知道，当年党和国家为了恢复已终止了11年的高考，冲破了多少阻力，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可以说，没有党中央的拨乱反正，没有邓小平同志的力排众议、果断决策，就没有1977年底的这次改变中国历史方向和发展进程的高考！全国上千万被“文革”耽误了的青年学子终于有机会通过公平的考试，来实现自己的梦想，改变人生的命运！
随着时间的流逝，高考早已成为万千学子走向人生成功的阶梯。高考的规模不断扩大，考试方式也几经变化，通过高考走进心目中理想大学的青年人也越来越多——我们高考时，录取率约为4.8%，只有区区的27.3万人走进大学校门。而2020年全国高校本专科录取人数则高达967.45万人，是我们那时的35倍多！
尽管大家已对每年的高考习以为常，竞争也不像早年那样激烈，但1977年的恢复高考并没有被社会所淡漠、所遗忘，相反，这次恢复高考对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社会进步所具有的重大意义越来越为人们所认知、所铭刻，其历史价值也被社会普遍认可。由于我的那篇高考作文登上了《人民日报》，我也成了见证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代表人物之一，多次被邀请参与各种纪念1977年恢复高考的活动。恢复高考20周年、30周年、40周年……甚至每年高考时节，都会有媒体采访我，反复回忆1977年的那场高考。
2007年7月10日下午两点，当我把写着我名字、印着“100198”报名号的“北京市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准考证”，以及我的北京大学毕业证、学位证等物品交给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品保管二部征集室的工作人员时，内心充满了一种幸福和感激之情。从这时候起，这张准考证和毕业证、学位证开始承载着特殊的使命，它们被陈列在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常设展览中，成为当代中国和中国教育一段特殊的历史转折和发端的实物见证。
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这是我们这一代人曾经经常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话。对我来说，印证这个说法的最好的个人经历和历史事件，当数1977年的那次史无前例的高考。那是一次汇集年代最长、考生年龄差距最大、复习时间最短的一次创纪录的高考。历史没有如果，如果没有那次高考，我无法知道我现在会怎么样；然而，因为有了那次高考，我的人生轨迹得以彻底改变却是不争的事实！在大学里，学的是我心爱的新闻专业；大学毕业后，从事着我从未梦想过的理想职业；工作中，施展着我从未发现过的才智和能力。时光倒转，我甚至不敢想象，我竟能成为一家中央级大报网站的总经理！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的今天，回想当年的高考经历，回顾我的人生成长历程，我想，只有用“幸运”两个字才能概括——我幸运地遇上了中国共产党勇于拨乱反正的年代；幸运地赶上了1977年重新恢复高考制度，考上了心目中的理想大学；之后，又幸运地参与到了国家改革开放和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
没有党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政策，没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就没有我们个人命运的改变，也就没有我们国家这几十年来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和令举世瞩目的成就。
为此，我从内心里感谢1977年那场高考！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