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全国两会期间，108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向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提交了《关于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为中小学生松绑减负的提案》。这样的提案，让社会舆论更感到减负的无力感。因为给中小学生减负，已经提了20年了，1999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指出：“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已成为推行素质教育中刻不容缓的问题。要切实认真加以解决。”可是，伴随着减负声，基础教育阶段的应试教育却愈演愈烈。
为什么出台了那么多减负措施，可减负效果却不佳，应试教育倾向更严重？最根本的原因是，所有减负措施基本都只“治标”，而不“治本”，甚至在“本”方面，在进一步强化。其中，教育资源等级化配置，尤为突出。
不少70后感慨，为何80年代、90年代的高考升学率不高，也是采取一样的高考录取制度（按高考总分录取），但当时的基础教育，却没有那么严重的应试倾向，反而在高考录取率平均超过85％，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1.6％，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89.5％时，应试教育倾向更严重，学生负担更重。
在20多年前提出减负时，就有一些教育人士指出，随着高等教育资源日益丰富，高考录取率提高，学生的升学压力会逐渐减少，基础教育会重视学生的素质教育。当前，也有一些人分析学生升学压力大的主要原因，是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不足。他们的逻辑是一样的，把学生升学压力大归于教育资源不丰富、不充分。可问题是，什么是优质教育资源？学生和学生家长心中的优质概念是什么？如果只有排在前5％或者前10％的学校是优质学校，那么，不管怎么丰富高等教育资源，“优质”的，永远只有5％、10％，升学竞争和压力将不可能减少。
回顾过去20年的教育发展，高等教育随985、211工程的实施，进一步等级化，制造“清北崇拜”，以及各地为打造升学政绩而举办超级高中，出现“超级高中神话”，是应试教育加剧的直接推手。
一位重点高中校长告诉我，在上个世纪90年代，学生只要考上大专院校，也算学校的升学率，而到了本世纪初，2005年时，就只看本科率了，到2010年，本科率也不看了，要看一本率，近年来，一本率也非重点评价指标，而主要看考上北大清华的人数，所谓“清北率”。有的地方教育主管部门，直接给高中学校下达考北大、清华的指标，如果完不成指标，就将扣发奖金，甚至免除校长职务。
用升学率评价办学，本就是背离政府发展教育的职责的。一个国家的教育，有普通教育、职业教育，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只有平等发展，才可能给受教育者创造更多的教育选择。如果对初中学校办学，用普高率评价办学质量，这不是自我矮化、否定中职教育吗?如果对高中学校办学，用本科率评价办学质量，不是使高职教育“低人一等”吗？而进一步用“清北率”、一本率评价学校办学，则把大学分为三六九等。这样发展教育，必定走入死胡同。
但这种发展教育的思维却很顽固。之所以要把学校分为三六九等，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对学校进行行政评价，强化行政权力。从依法治教角度说，政府部门的教育职责是，依法保障对教育的投入，依法监督学校依法办学，至于学校如何办，这属于学校的自主权，办得如何，则应该由专业机构进行专业评价，以及由社会评价。但行政部门不愿意把办学自主权交给学校，也不愿意把评价权交给专业机构，于是推进行政治校与行政评价，其结果就是行政评价把学校分为不同的等级。
比如，上世纪90年代末实施的985工程，其目的是为了加快建设一流大学，但是，入选985工程，就变为学校的身份，加上部分985高校校长的级别提升为副部长级，这让大学的等级更加细化，也加剧社会的“名校情结”。上985高校，成为很多学生和家长的追求。针对985工程实施出现的身份固化、竞争缺失问题，我国于2017年全面启动“双一流”建设，其初衷是克服985工程建设的弊端，重视建设，而非给学校一个身份，但是，入选“双一流”建设名单，又变为了学校新的身份，有多少学生考进“双一流”大学，也变为评价高中办学的新指标。
二是在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时代继续坚持精英教育模式。我国高等教育在2002年进入大众化时代，在2019年进入普及化时代，高等教育快速地从大众化时代进入普及化时代，要求教育观念从精英化转向普及化，不能再以精英教育模式发展教育。但是，总体而言，我国的教育观，还停留在精英教育时代。
在基础教育阶段，表现最为典型的就是所有学校采取升学教育模式开展教育，即以升学为目标组织教学。这在城市地区，造成学生学业负担重，同时并没有接受完整的基础教育（非中高考科目的教育教学被边缘化），而在农村地区，在“高考改变命运”的口号下，反而出现新的读书无用论，一些成绩不好的学生，觉得考好大学无望，于是不读高中，进而在初中就辍学外出打工。2019年，我国的义务教育巩固率为94.8％，意味着还有5.2％的学生没有完成义务教育。
升学教育模式中的超级高中则把应试教育做到了极致。在我看来，几乎所有超级高中，都是地方政府纵容学校违规大规模招生、办学的结果，按照教育部的规定，一所高中的规模为每个年级最多20个班1000人，三个年级3000人，但有的超级高中规模超过万人。国家已经明确要求高中学校在规定区域招生，可不少超级高中却拥有跨地区招生特权，或者在地方政府的默许、纵容下，采取公办民办不分模式办学。
超级高中带动了整个省的升学竞争，也恶化地方教育生态，影响推进义务教育均衡。我国《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义务教育阶段不得设立重点学校、重点班，但是，各地实际上还存在变相的重点校、名校，原因是，面向所有学生的均衡义务教育，不如集中优质资源打造重点学校出升学政绩。
毫无疑问，如果继续实行教育的等级化管理、评价，继续坚持精英教育模式，围绕升学组织教育教学，应试教育就会继续“发扬光大”，所谓的减负措施，就只剩下象征意义。要构建教育的良好生态，必须推进动真格的改革。其一，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改革，落实学校自主权，依法治教。其二，推进教育评价体系改革，不再以单一的分数评价学生，而要建立多元评价体系，促进学校开展多元教育和个性教育，把学校、老师、学生和家长从应试教育中解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