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案有些长，需要一个星期的时间才能讲完，喜欢的可以直接关注我。本案发生在1958年元月的天津市。第一个被害人是居住在津门名园南侧琼州道上陶姓居民家的女儿陶祖娟。
这家的主人是陶裕民，祖籍湖北汉口。刚刚年过40是天津市疏浚公司的一名技术人员。他妻子储占美本来是家庭妇女，但是两年前天津增办初中的时候，教育局动员她走出家门做了一名中学教师。
陶裕民夫妇婚后生了三个子女，头一胎是双胞胎女儿取名陶祖娟、陶祖秀，刚刚年满14岁是初一在读的学生。二胎是个儿子名叫陶祖远，今年8岁是一年级小学生。按照当时的收入和生活开支来算的话，陶裕民夫妇双职供养全家5口人，生活还算是不错的。
两个月前接待了一位亲戚打破了陶家平静如水的生活。那个亲戚叫陶裕国是陶裕民的堂兄。陶氏兄弟的父辈都是在汉口做洋行买办的。当时的老二就是陶裕民的父亲陶丰润的英国老板把生意转向中国北方到天津经营了。当时陶丰润尚未成家，应洋老板之邀来天津发展后就自己在天津安了家并且娶妻生子。
而老大陶丰俭供职的洋行仍然在汉口，因此他需要继续留在汉口。10年后他自己开了一家洋货批发行。后来陶老大撒手西归资产传到儿子陶裕国手里，而陶裕国也是个经商天才，父亲遗留下来的产业到他手里发扬光大，成为了武汉有名的经营百货五金业的资本家，业界人都称之为”陶大先生“。
值得一提的是这位陶大先生不但商业细胞了得，政治敏锐性也特别强。早在中共武装力量在搞”千里挺进大别山“的时候，他预见到了当时还貌似强大的国民党政权会倒台，而且还预感到共产党掌权之后，像他这样的有产阶级，日子将不负从前，所以当别的商人因为内战而趁机做紧俏物资生意的时候，他在盘算着把自己的企业迁往海外。到1949年初淮海战役的时候，因为国民党军队惨败，陶大先生则举家去了香港定居。
陶裕国一共两个儿子。大儿子天生就是一块经商的料，1955年的时候年仅22岁就已经接管了陶裕国的产业，陶大先生就退居二线当了顾问。而小儿子一听”生意“两个字就特别的头疼，早早地就去了美国留学。60岁的陶裕国和妻子在香港别墅，虽然说是有司机和佣人服侍，但是因为年纪大了总是感觉格外的孤独。
于是老两口就想物色一个合适的对象，能够长期生活在他们身边，这个合适的对象就是陶裕民的女儿。
1957年11月初，陶裕国夫妇在阔别内地八年后，以”祭扫祖坟探亲访友“的名义首次回乡探亲，其真实的目的就是为了和陶裕民夫妇商议让他们 “割让”一个女儿给他们。
陶裕民表示自己没有任何的意见，而他的女儿呢，估计也会愿意跟伯父伯母去香港的。问题是妻子储占美是否能够同意呢？于是陶裕国夫妇在饭店设宴款待陶裕民夫妇，特地跟弟媳妇谈这件事。出乎意料的是储占美一说就通，很爽快地答应了。再之后就是陶祖娟陶祖秀姐妹俩谁去谁留的问题了。
陶裕民夫妇把决定权交给了堂兄夫妇，其实陶裕民夫妇都是希望有一个女儿能够移民香港的，毕竟他们知道去香港生活肯定会比留在内地滋润一些。陶裕国夫妇那几天一直留意两个侄女的表现，最后一直看中了双胞胎中的姐姐陶祖娟。至此只要办完手续一切就水到渠成了。
从建国开始到文革时期的那段时间里，国家对这种情况是开绿灯的。只要确定符合条件，移民海外也是可以接受的。于是陶裕国夫妇就开始办理手续，那时候办理手续的环节比较简单，只要是家庭、街道、区、市两级民政局四方许可就可以了。唐玉国夫妇办理领养手续后，在1958年元月16号的时候带着内地的证明返回香港给陶祖娟办理移民手续，预计到春天的时候就可以来天津把侄女带往香港了。
这个时候中小学都已经进入了期末复习迎考阶段，陶祖娟比较有上进心。他努力复习想要考个年级第一，还有一个想法，在她去香港前三个人能够拿着学校发的奖状，一起去照相馆拍一张合影，所以他对妹妹弟弟的功课复习也盯得特别的紧。
1958年元月29号的清晨，陶祖娟在考完语文数学两科后正加紧复习外语时，突然感觉肚子疼得受不了，先是疼得满地打滚，然后昏迷。随即就被送到了医院。
入院后医生针对陶祖娟的病情先是化验了大小便和血液，然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抢救。大夫针对其头痛腹痛恶心呕吐等一系列的症状进行了开药和输液，哪知病情发展得特别迅速，也就四五个小时化验结果还没有全部出来，陶祖娟突然再次昏迷。
那时候化验技术比较落后，有些重要项目的化验结果并不是马上就能够得到的，而且从当时得到的结果来看，也根本不能直接断定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因此一时没有办法断定患者到底是患了什么病，所以只能暂时采取哪儿疼治哪儿的措施。
由于陶祖娟再一次陷入了昏迷，医院立即进行了抢救，原以为会像入院时那样很快就会苏醒。哪知全院医生会诊救治也回天无术，到了中午时分，这个年方14岁的小姑娘就这么撒手人寰。医生没有办法确定陶祖娟到底是得了什么病，在医院出具的死亡证明书上写的死因是肾衰竭引起的电解质紊乱。陶裕民夫妇悲痛欲绝，难以自己。陶祖秀和陶祖远姐弟毕竟还未成年，哭过一阵后守着灵堂只知道发呆。
陶祖娟的遗体放在医院的太平间里，暂时不处理的原因就是因为要等着香港的陶裕国夫妇过来奔丧。陶裕国夫妇虽然没有举行过正式认女仪式，但是从法律上来说内地这边的领养手续已经办完，所以陶祖娟就是他们的女儿。陶裕国夫妇接到天津这边发过去的电话后，立刻办理来地奔放的手续。那时候香港没有直飞天津的民航航班，只能从香港飞北京后再转乘火车去津门。陶裕国夫妇赶到天津的时候已经是陶祖娟死亡后的第3天，也就是2月1号。
也幸亏是拖了这么一下，才让真相最终大白于天下。对于陶祖娟的死因产生疑问的，并不是陶裕国夫妇。而是另一个跟这对夫妇差不多同一时刻赶到天津来的亲戚，储占美的胞弟也就是陶氏姐弟的嫡亲舅舅。
储占忠到达陶家后按照风俗先去外甥女灵前上香致哀，储占美的情绪已经基本恢复，更因为是娘家人来表演，所以由他出面致谢。储占忠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曾经被派往公安局帮忙，跟着刑警转悠多达两个多月。破案本领当然没有来得及学，但是毕竟知晓一些侦查的路数，听姐姐把这些情况说完之后，点了支香烟，一边抽着一边问，“肾衰竭是由什么原因引起的？“
这个问题储占美也回答不上来，因为医生并没有跟死者家属说起过。正好他执教的学校有一个关系跟他很好的翁姓老师和她丈夫一起来吊唁，她的丈夫姓钱在卫生局工作，因为是医生出身比较熟悉这种情况。就把引起肾衰竭的种种原因简述了一遍。
储占忠听后提出了第二个问题：”既然中毒也会引起肾衰竭，那么就不能排除陶祖娟断中毒身亡的可能性，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