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天津由于西方经济体系的进入与资本活动的发展，传统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开埠前，天津已发展出历史悠久、经验丰富的金融企业，开埠后，随着西学东渐与外商冲击，天津近代银行业也迅速成长起来。
天津金融业人士在经营管理活动中，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通过多元的金融产品（工具）运用方式与资本运作策略进行金融活动，发展出独特的商业管理思想与运作模式。
以金融之力振兴工商业
在中国近代工业发展史上，曾经流传过“南张北周”的说法，“南张”，指的是功盖东南的状元实业家张謇，“北周”，指的是华北新式工商业的开拓者周学熙（上图）。
周学熙以天津为基地，创建了一个为世人瞩目，在其后几十年中享誉海内外的“周氏企业集团”，投资领域包括燃料、建材、纺织、五金、交电、机械、金融多种行业，形成了以启新、滦矿、华新三公司为核心的庞大资本集团。掌握着公路、铁路和运河的运输主动权；企业内部拥有自己的电力系统和给水系统。
周学熙曾说: “金融机关之与实业发展，实大有密切之关系，盖必先有健全之金融，而后有奋兴之实业；此全在主持营运者善于利用及维护之而已。”周学熙在主持华新银行期间，非常注重金融与实业的结合发展，如担保发行债券、提供实业保险业务等。凡此种种，不仅支持了实业，也为金融业的发展开拓了新局面。
开平、滦州两矿联营之后，周学熙做出了“多积累，少分配”的规定，以筹备资金建立事业基金。周学熙倡议每年发给股东股息，其逾额之数仍为股东所有，按积累提存，作为创办新企业的基金。如启新洋灰公司、华新唐山厂及卫辉厂、华新银行等均依靠这部分资金的支持。
周作民（上图）是中国近代著名银行家，他经营着“北四行”核心支柱的金城银行，该行坐落在天津法租界中街（解放北路108号），行名“金城”取“金城汤池永久坚固之意”。范旭东是中国近代杰出企业家，开办中国早期的制碱化工企业。二人密切合作，共同演绎出中国近代金融与实业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历史佳话。
金城银行工商放款总额1919年为83万元，1927年增至686万元。直接投资的企业有北洋、中兴等面粉工厂，久大、永利等化工工业，以及民生行业公司，天津航运等交通事业。
天津久大精盐公司、永利化学工业公司创办人范旭东是周作民早年留学日本的同学。为了打破英国卜内门公司对中国碱业市场的垄断，范旭东决定在久大、永利的基础上创办塘沽制碱厂。中国人要办碱厂，首先受到英商千方百计的阻拦。卜内门公司利用英国人控制的中国盐务稽查所，阻挠批准制碱厂用盐免税，并通过汇丰银行要求中国政府把制碱特权给予英商，以此作为汇丰银行向北京政府提供借款的条件。另外，像制碱这样的化工企业，投资大，技术难度高，基建、试制时间长，而且当时制碱技术在中国人手中尚未娴熟，建厂存在很大的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周作民主持的金城银行给予范旭东倾力支持。周作民认为范旭东从事的实业在民族工业中属于首创，于国于民都是一件好事，宁愿冒风险也在所不辞。在永利公司塘沽制碱厂试制产品，尚未正式筹建之前，周作民就曾以久大公司名义，由金城银行贷款五六十万元，实为筹设永利制碱奠定基础。1921年后，永利直接和金城开户，订立每年透支10万元的合同，以后随着工程的进展，透支数额逐年增加，1924年增加到15万。经过反复试验，至1924年终于试制成功“红三角”纯碱，这是中国人自办的唯一制碱工业，值得骄傲。
金城放款的工矿企业有100多家，其中放款在1万元以上的有纺织业22家、化学工业6家、面粉业10家、煤矿11家、食品4家、烟酒2家、印刷2家、建筑业2家、机电2家、皮革2家。人称金城放款的重点是“三白一黑”即纺织、化工、面粉、煤矿四大工业。金城对华北资源的开发和产业的发展作出的贡献，受到社会各界的赞誉。
新旧浮沉中的近代金融家
作为中国近代著名的“北方华尔街”，曾经的天津解放北路上有很多银行家的身影, 他们都是那时中国金融界的风云人物,书写了天津近代一段风云起伏的金融发展史。
近代天津金融家由于身处的时代局限性，成为近代天津金融发展的掣肘。不过就主流来看，天津金融家还是积极吸收西方近代金融规范的经验与优点，发展了适合本土的金融体制与金融产品。他们表现出的民族意识、地域认同感与创新求实、团结协作的意识，在近代中国，尤其是近代北方的金融界中可谓独树一帜。他们为天津成为近代北方最重要的经济港口作出了贡献，也在整个北方地区的经济发展中发挥了促进作用。
卞白眉（上图）是中国近代著名的银行家。曾在天津金融界工作20余年，其间，他两次平息挤兑风潮，支援民族企业过难关，为了扶持华商开办中国银行外汇业务，抵制军阀勒索，在天津沦陷后拒绝与日伪合作，以超强的业务能力和高尚的人格，周旋于政客军阀、洋人豪强、敌特伪奸之间。
1906年卞白眉赴美留学，1913年回国后，在刚刚成立的中国银行工作，后因反对北洋政府的金融政策愤然移居天津，在1918年到1938年主持中国银行天津分行工作长达20年。
卞白眉深知民族工商业发展的艰辛。棉纱布行业是天津的传统产业，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货源短缺，外汇下跌，市场价格上升，经营棉布业的商人获利较丰。大战结束后，英镑汇价猛涨，进口棉纱布成本提高，使天津许多进口棉纱
布的商号亏损，经卞白眉出面与汇丰、麦加利银行磋商，最终由棉纱布商、洋行、中国银行共同解决了这次危机。
20世纪30年代初，华北地区连年遭灾，农村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卞白眉自1934年开始，在天津中国银行开办农业贷款，以支持农民购买牲畜、农具、化肥、良种等。同时，华北民族工业中的纱厂大多陷入困境，积欠中国银行大量贷款。为将贷款变成投资，卞白眉请示中国银行，于1935年接管了郑州豫丰纱厂，其后又相继投资了雍裕、晋华、晋生等纱厂，既盘活了资金，又支持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
1919年4月，大陆银行在天津筹备成立，总行设在天津法租界6号路（今哈尔滨道70号），总经理为谈荔孙（上图）。作为大陆银行的“掌门人”，谈荔孙在创立大陆银行到1933年辞世这13年中，对大陆银行精心操持，鞠躬尽瘁。在当时外国银行猛烈冲击，华资银行普遍不景气的境况下，大陆银行却能脱颖而出，谈荔孙功不可没。
谈荔孙主持大陆银行，一个重要的经营理念就是服务社会。为了支持民族工商业与外商争夺市场，为了在外货倾销面前维持民族工商业的生存，他作出了种种努力。如对于天津庆云麦粉厂、南通大生纱厂、六河沟煤矿、龙烟铁矿、平绥铁路、天津电话局等企业，或单独投资，或联合同业协力扶助，给予全力支持。在对常州纺织公司、上海长丰面粉公司、中兴烟草公司、苏州华盛纸厂的放款中，因各借款户营业失败而导致所欠款项无收回希望时，大陆银行一是没去打官司，二是没有因此改变对民族工业的支持态度，仍然积极开展对南京大同面粉厂、上海信大面粉厂和汉口既济水电公司的放款。1932年，傅作义计划兴办绥远毛织厂以利民生。但苦于缺乏资金，便向谈荔孙求助，谈荔孙除了联系多家银行贷款，还替傅作义在天津与海京洋行谈妥购买整套毛纺织染机器设备。
同时，天津金融业注重集体的协作，对制度重组与资源重组十分重视，著名的“北四行”集团就是这样形成的。
谈荔孙在大陆银行任董事长期间，策划了大陆银行与金城银行、盐业银行、中南银行四行的共同准备库的创立，共同发行中南银行钞票，这实质是货币业的联盟式合作。1922年，“四行联营事务所”成立，联合对外放款。四行各派出总经理担任该所办事员，联合营业基金由各行出资认缴。四行联合营业事务所成立的当年，做了三笔联合放款：一是交通银行自置上海黄浦滩14号地基和房屋修建，向四行联合营业事务所商押银元100万元。二是对裕元纱厂联合放款50万元，归入联合营业承做。三是承做南通大生纱厂联合放款，放款金额以一次70万两为限。四行联营，开创了中国近代银行业联合营业的先河，组成了当时我国唯一的“北四行联营集团”。1933年，“北四行”资本达1800万左右，占天津银行总资本的76%，存款吸收额36044万元，占全市存款吸收额的95%。在华北、东北、华东等地共创设大陆银行分支行16处，办事处32处，赚取了巨大的金融利润。
为新中国汇率体制立首功
在新中国人民币汇率管理体制初创中，我国华北最大的对外贸易口岸、全国第二大对外贸易口岸——天津口岸，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立下了首功。
1949年1月，天津解放。天津军事管制委员会对外贸易接管处接收了国民政府“输出入管理委员会天津办事处”“天津海关”“天津商品检验局”等对外贸易行政管理机构，彻底摧毁了帝国主义在中国对外贸易上的种种特权，收回了海关管理的自主权，成立了华北对外贸易管理局，天津口岸以新的面貌对外开放，成为新中国第一个恢复对外贸易的口岸。
建国初期，由于上海海运被美蒋军事力量封锁，天津出口口岸地位显得愈益重要，担负着天津口岸外汇管理之责的人民银行天津分行、中国银行天津分行则被时代赋予了人民币汇率制定模式探路者的角色。中国银行天津分行对新中国汇率管理体制的初创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中国银行天津分行对国家金融管理部门确定人民币汇率政策提供了重要的意见。在探索中，天津分行形成了确定人民币理论汇价的理论根据：一是主要依据当时大宗出口物资两地价格对比。二是赋予出口厂商一定合理的利润。三是机动地随时调整。
中国银行天津分行建立了一套人民币汇价的计算方法。天津分行建立了国外重点情报关系和国内情报网，从简单到复杂，由零星到比较完整，健全了一个系统的计算制度。
此外，中国银行天津分行还对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实行灵活机动、有管理的、相对固定的汇率制度发挥了重要影响。中国银行天津分行在外汇管理的实践中，提出人民币汇率应该实行相对固定的汇价，而不能采取完全自由的汇价。
撰文 王雅菡
责编 郝一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