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放战争后期，蒋介石万万没想到，傅作义会在北平和平起义，导致国民党在华北乃至全国的局面全线溃败。
因为就在1946年7月，傅作义在大同大战后还写了一篇“檄文”，在文中曾嚣张地批评毛泽东挑起战争，希望毛先生“接受教训，放下武器，参加政府，促进宪政。”
到北京和平解放前，傅作义手握60万大军，又一向以守城名将而著称，因此能够让傅作义和平起义是经过一波三折的较量的。
在辽沈战役结束后，傅作义认为东北野战军刚刚结束一场大仗，没有个半年是休整不完的，让傅作义没有想到的是，中共中央军委早就洞悉傅作义内心的打算，自1948年11月30日，东北野战军提前结束休整，兵分三路秘密入关。
这种全军动员的效率，是国民党军从来不可能达到的。
到12月12日，东北野战军的六个纵队和华北军区一个纵队开始向平津地区靠拢，到20日，完成对平津的切割，并包围了天津。
当时傅作义还没有认清现实，认为中共和谈可以建立一个由他主导的华北联合政府，他的军队也并非起义或者投诚，而是联合执政。
由于双方谈判的目标相差悬殊，谈判一度陷入僵持阶段，既然谈判桌子上谈不下去，那就只有在战场上见分晓，在12月22日，解放军在新保安将傅作义的起家部队35军全歼，断送了傅作义的西去之路，也打得他肉疼。
按照傅作义的构想，如果不能西去，那就只能选择从天津走海路南下与蒋介石会和，天津城就成了傅作义最后的一根稻草，只要天津不解放，傅作义就有谈判的余地。
在解放天津前，傅作义派遣邓宝珊前去谈判，并且告诉天津守军最高长官陈长捷：“你们打好仗，就好办，要能打才能和。坚定守住，就有办法。”
傅作义有这样的底气是有原因的，早在平津战役爆发前，天津市国民党政府就做好了作战的准备，在日占时期修筑的城防基础上，又加固了防御工事。
天津自清朝时期，因防洪灌溉和排污的需要，就挖了很多条河道，再加上天津地势低洼、河网密布，在修筑了工事后，根本难以突破。
经国民党政府的修建，天津城防工事南北长达12.5公里，东西宽5公里，全长42公里。
沿着宽5米，深3米的天津护城河，国民党政府修筑了400余座坚固的碉堡，而市内纵深更是遍布千余座小型碉堡和各种铁丝网和电网。
历来以守城名将著称的傅作义认为，天津这样的城防，拖解放军一个月以上还是很轻松的。
有了这样的底，邓宝珊去谈判的时候，还是有一点乐观的，然而让邓宝珊没有想到的是，当邓宝珊到达谈判地点，负责与他谈判的聂荣臻直截了当地告知他：此次谈判不包括天津，只谈北平。
话外音就是，你把天津当和谈的棋子，我偏偏要给你秀一下肌肉，打消你的任何幻想，天津不在和谈范围，那就是武力解决的范畴。
邓宝珊简直不敢相信中共竟然如此“狂妄”，于是询问道：“请问，你们用多长时间可以打下天津？”
邓宝珊
在场的中共高级将领林彪淡淡回答了两个字：“三天。”
邓宝珊也算是久经战阵的老将了，官拜国民党军陆军上将，并且素来与中共有交往，算是中共的老朋友了，当他听到林彪嘴里的这两个字，也感觉面子上挂不住了，说到：“恐怕30天你们也打不下来。”
对于邓宝珊的这句自言自语，林彪没有给予回答，而是用行动予以证明，1949年1月14日，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下达对天津的总攻命令，事实证明并未用上3天，准确地来说，只用了29个小时，天津的13万守军即被全歼。
当时林彪要求平津前线司令部参谋长兼天津前线总指挥的刘亚楼务必要在3天内拿下天津，刘亚楼的回答是：30小时内拿下天津！
天津解放不但直接让傅作义傻眼了，更是让天津守将陈长捷震惊。
自1月14日9点，东野数百门火炮齐轰，我38军113师正面突破一个40多米的缺口，11点25分，我军发起总攻信号，各突击部队均先后发起冲击，仅用不足两个小时就已突破敌人两道防线。
14日黄昏时，第二梯队已经进城，向敌核心区域及主要防御支撑点进行围歼战斗。
15日凌晨2点30分，我军占领金汤桥，至此我东西对进部队完成会和，拦腰斩断天津守敌。
15日拂晓，我军直接打到敌天津警备司令部，在地下室中活捉了天津防守司令陈长捷、中将副司令邱宗鼎等7名高级将领。
很快我军就将另一地下室中敌中将城防副司令兼86军军长刘云翰、62军中将军长林伟俦活捉，至此天津守军军以上指挥官已全部被我军俘获。
被俘的陈长捷在接受新华社记者的采访时，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想到贵军之神速！”
到15日下午，解放军在清除全部守军后，天津战斗胜利结束，在事后清点伤亡情况时，我主攻部队38军仅有2024名同志牺牲。
可以说解放天津之战是相当迅速的，也成为我军历史上最为干净、利落、精确的城市攻坚战。
天津解放后，傅作义很快与解放军代表达成了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北平和平解放。
不得不说，当时敌我力量对比下，我军的实力是完胜，这是我军胜利的根本，然而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以如此少的牺牲，打下如此大的城市，肯定是有内中原因的。
1959年1月，在纪念天津解放10周年时，当年在天津战役前线指挥的刘亚楼将军发表讲话说：“应该说，天津是解放军和地下党共同打下来的。在天津战役开始前，我们拿到一张详细的敌人城防图，对各条街道在什么位置，敌人在哪，碉堡在哪，天津周围的情况等，了如指掌。这样，仗就好打了，地下党对天津战役的贡献是很大的。”
刘亚楼
从这番话里，我们才能够看出，解放天津能够打得这样顺利，面对守敌的铜墙铁壁，解放军可以在29小时内拿下，就是因为刘亚楼在总攻前已经掌握了最新版的国民党最绝密的天津城防工事图，这样的话，天津的所谓“铜墙铁壁”完全成了“皇帝的新衣”。
那么刘亚楼口中的这份天津城防工事图是谁送来的呢？搞到天津城防工事图的，正是中共天津隐蔽战线的同志，而且搞来的不止一张。
早在辽沈战役结束后，为配合解放军解放北平和天津，隐蔽战线的同志早已做好了准备。
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工部部长刘仁，在派天津工作委员会书记黎智前往天津时说道：“天津就交给你了……一个原则，你们要把天津保护好，不要让敌人破坏了。”
1948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华北局向天津地下党发出指示：“我们要动员一切力量，用各种方法去动摇敌人，瓦解其作战部署，或逼使敌人投降……”
对于解放天津来说，最大的障碍就是国民党在天津花巨资修筑的防御工事，1948年6月，陈长捷就任天津警备司令后，不仅加强了防御，还在城防线前掩埋了数万枚地雷，形成一条环天津长达42公里宽几十米的地雷区。
按照陈长捷的说法，如此防御工事，再加上13万国民党守军，那就是“给天津穿上盔甲”。
在攻打天津前，虽然人民解放军已经有过多次对大城市的攻坚战经验，但是却没有在水网低洼地形城市作战过，想要减少损失，顺利攻城，必须弄到敌军的城防工事图。
这个艰巨的任务，自然是落到天津地下党的同志身上，天津隐蔽战线的同志不负重托，在短时间内获取了好几份天津城防图。
一份是张克诚提供的天津城防图（重要部分），一份是麦璇琨提供的精准天津城防图，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人获取的一些地图，这些图纸能够相互印证，又可以相互补充，为解放天津做了大量的贡献。
张克诚是中共隐蔽战线潜伏在国民党天津工务局的老资格情报人员了，当时担任中共天津工委下设市政银行党委委员，公开身份是天津工务局建筑科的员工。
黎智和工委委员王文化就把获取城防工事的任务交给了张克诚，1948年12月，张克诚利用与负责验收城防工事的工程师常学诗在同一办公室的机会，趁其不备将城防工事布置图带回家。
拿回家中发现，这正是党组织最需要的天津城防图的重要部分，于是他和表弟李天祥一起临摹，为了避免灯光暴露，他用被子蒙住了窗户，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临摹出来。
然而城防图过于复杂，十分难搞，两个人临摹了一整晚也没有完成，按照计划张克诚在第二天应该把图纸送回去，这样常学诗就不会发现。
经过一番权衡之后，张克诚决定将图纸留下，让表弟在家继续临摹，他到单位去看情况，他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大不了就暴露身份而已。
他认为这个险是值得冒的，一个人性命相对于整个天津的老百姓来说，孰轻孰重，他还是知道的，而且他也吃定，常学诗就是丢了图纸，也不会立即向上报告。
第二天，张克诚当作无事一样，继续上班，发现常学诗果然在到处找东西，他就问常在找什么，常学诗支支吾吾，并未说是在找图纸，这样张克诚就放心了。
经过两天的通宵临摹。
在这张地图中，不仅标出了城防碉堡的位置，而且还有碉堡的形状、尺寸规格，高度、单双层次，明暗之别、射孔位置等等。
张克诚将这张城防图转交到华北军区侦察科科长乔兴北手中，辗转送到前线指挥部刘亚楼将军的手中。
张克诚在建国后曾任三线军工企业国营157厂首任厂长。
由于张克诚的城防图标注的大多是天津核心区的工事，并不全面，能够让刘亚楼在解放天津前充满底气的是麦璇琨提供的天津城防图。
麦璇琨当时虽然年龄不大，却是老革命工作者了，在读燕京大学时，受中共隐蔽组织的委托，翻译过斯诺《西行漫记》中的部分内容，于1947年7月，经过党组织的考验和考察，光荣加入到中国共产党。
当时他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天津城防工事第八段工程的工程员，相当于该工段的现场施工监工，他全程参与了国民党在天津修筑的防御工事。
时任中共天津市政工委书记王文源指示麦璇琨要利用工作之便，设法绘制一份全面反映敌军全市城防工事的图纸，越全面、越详细、越精准越好。
麦璇琨深知任务重大，不敢耽搁，很快开始收集各类攻城图纸，在准备工作中，麦璇琨既要避开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和审查，又要将城防图绘制的详尽，可谓困难重重。
麦璇琨想尽办法，终于将十个工程段的全部施工图纸集齐，然后开始着手整个天津城防图的绘制工作。
麦璇琨收集的天津城防全图只是一张绘有城防线位置粗略的小比例示意图，很不精确，甚至也没有标注市区街道。
而他收集的各路段施工图虽然准确详尽，比例也较大，但是却无法和城防全图重合，麦璇琨深知，想要准确反映全天津市城防的情况，必须要他亲自绘制一张全新的地图。
如果不是有点技术，有专业的工具，这个活还真就不是什么人都能做的，麦璇琨有一套德国进口的绘图仪，里面有各种圆规等绘图工具。
麦璇琨就用这套绘图工具，第一步找来一张比例适合的天津市区街道图，用做基本图，将该图的主要内容，如主要市区街道、铁路、河流、桥梁等内容描在一张透明的描纸上；
第二步将收集来的施工图纸中标有城防线位置的图纸和实际情况，按不同比例画到描好的纸张上；
第三步是将各个碉堡的实际准确位置标注在城防环线上，就连碉堡的类型和大小都有标准；
第四步是在这条城防线之外和长方形图框之内的空白地带，画上这城防线上土方工程的横剖面图。
第五步则是在其余空白地方画上城防线不同类型碉堡的立体画面，能够让人更加看懂天津城防的虚实。
为了避免因为自己的疏忽而造成解放军在具体作战时而付出的牺牲，麦璇琨在作图的时候尽量做到精准，在绘图过程中，一次次进行校对，有时还会到施工现场就实地勘察。
在当时的环境下，绘图也是充满艰险的，有一次麦璇琨就差点暴露。
有一天中午麦璇琨躲在自己的小工作间里，正画得汗流浃背，突然有一位同事推门而入。
麦璇琨一时来不及收拾绘制一半的图纸，被同事发现，同事走过来看着地图说：“老兄，这是干什么呀？是不是想学张松献地图啊？”
三国时期张松将西川地理图献给刘备，力主刘备入蜀，当这位同事提到张松时，当时有些惊慌，但是他以良好的心理素质，做到面不改色。
“献地图？”麦璇琨脸露笑色说道：“嗨！别开玩笑了。我说，老兄你的婚事准备得怎么样了呀？”
大概这位同事正在头疼婚事的事情，也可能是他不愿意出卖麦璇琨，总之，这位监工再没有纠结在地图的话题上，事后也没有告诉任何人。
经过不断的努力，麦璇琨终于将天津城防图全部绘制出来，然而当时国民党守城部队已经开始全城戒严，想要把地图安全送到解放区，是相当困难的。
这个时候就体现了天津隐蔽战线工作者的高效运转了，麦璇琨将制好的城防图交给了王文源，王文源也是久经考验的我党地下工作者，在抗战时期也一直组织进步学生开展抗日斗争，于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8年，党中央决定成立华北局时后，就决定单独成立天津市政工作委员会，负责人为王文源，领导当时包括发电厂、自来水厂、邮政局、地政局等一批有影响的单位。
在收到麦璇琨的城防图后，王文源找到他领导的地下党员、隐蔽在天津市地政局测量队担任绘图员的刘铁錞。
刘铁錞对敌人修建的城防公路的情况很了解，但是要将这样一张大的地图送出去，十分困难，于是他带着麦璇琨来到他单线领导的、以照相馆经理身份掩护的地下党员康俊山。
王文源和刘铁錞要康俊山将这个图拍成照片冲洗出来，康俊山连夜将这个地图分解成4片，各缩成8英寸照片，再经过化学处理，消失了表面的图像，然后裱糊在两张12英寸大小农村老年夫妇照片的后面。
查看时只需先将裱在一起的相片，用清水浸泡，轻轻地将每张照片剥离，然后用显影液浸泡照片，图像就可以清楚地再现。
在康俊山冲洗照片时，为了保密，康俊山让妻子为他放哨，当时突然店里来了几个警察，在院子里到处搜查，所幸照片已经冲洗完成，警察并非发现。
当城防图制成特殊照片后，王文源又将照片送到在小刘庄以开设自行车修理铺作掩护的地下交通员赵岩手中，要他立即送往解放区。
当赵岩看到这两张特殊的农村夫妇照片也感觉到惊奇，因为当时穿越到解放区是要冒着生命危险的，难道只是为了送这两张照片？
但是赵岩不敢耽搁，他知道党组织的安排就是命令，他一路奔波，先是坐火车到静海县陈官屯下车。
作为一名富有工作经验的交通员，赵岩在出站的时候，镇静地应付国民党军队的盘查，当夜住客店时，把包袱压在头下枕着，一夜也没有闭眼。
第二天赵岩坐上一辆大车奔向沧县，再转向泊头镇，这一路可以说是相当凶险，遇到国民党的盘查都是家常便饭，还遭受过土匪的抢劫，土匪打开他身上的包袱，看里面只有几件旧衣服和两张农村夫妇照片，也都没有为难他，在兵荒马乱的时候，像他这样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经过重重困难，赵岩最终将照片交给了城工部天津负责人杨英同志，顺利完成任务，杨英按照王文源告诉的方法，将照片中的信息显示了出来。
对于这些，赵岩并不知情，一直到1977年的一次聚会上，王文源对赵岩说：“赵岩立过大功！城防图就是他送出去的。”
赵岩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当年他送出去的照片，实际上就是城防图。
1991年，天津党史办的陈德仁为了搜集资料，将王文源、刘铁錞、麦璇琨、康俊山、赵岩五人聚集一起，了解当时的情况，时隔半个多世纪，五位老同志将各自工作的环节会议起来，大家这才知道当年运送城防图的完整过程。
比较有意思的是，他们五人，还有好几位之前并未见过面。
1996年7月16日，麦璇琨当年麦璇琨用来绘制城防图的德国进口绘图仪后来被收藏到天津平津战役纪念馆里。
除了张克诚和麦璇琨制作的城防图外，地下党员曾常宁在父亲曾延毅的帮助下，获取了《塘沽城防图》和《咸水沽兵力驻扎表》。
地下党员张治以卖油炸鱼虾小贩的身份，深入到国民党军的驻地侦察，绘制出天津市内外围地区的地形、道路、碉堡和火力配置等情况的详图。
冀东天津工委的同志绘制了《塘沽地区守军碉堡、布雷方位图》、《天津市区形势图》、《塘沽北部地带图》，图中注明了重要的工厂、仓库、学校、医院、电厂的位置，对国民党市政府、警察局、警备司令部的位置作了特殊标记，对北站、老龙头火车站附近的道路、建筑、防御工事作了详细说明。
而陈长捷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在解放天津时能够被解放军“斩首”，则是因为陈长捷的警卫连长、地下党员王亚川提供了天津警备旅的布防、天津守备及动力配置情况等内容。
在东野即将发生总攻之前，天津外围据点已经外部清楚，陈长捷重新调整了兵力部署，刘仁急电黎智，让他尽快弄清此次守军兵力换防的详情。
当时天津地下党员、《大公报》记者李光诒有个亲戚是国民党华北联勤总部第十二兵站支部的少校秘书，经过李光诒的工作，这个亲戚利用负责发军饷的有利条件，弄到了有部队番号、驻地、人员和枪支的花名册。
刘亚楼综合各方面的情报，作出了“避实就虚、东西对进、拦腰斩断，然后分别向南北推进，先南后北，先分割后围歼”的绝妙作战策略。
根据这些情报，在解放军总攻后，大量火炮倾泻而出，却很少伤及百姓，天津解放后，老百姓纷纷传说:“解放军炮弹有眼睛，只打国民党，不打老百姓”。
这一仗更是让陈长捷在战斗结束后十分佩服，他承认道：“天津的碉堡阵地，经长年累月经营，尤其增修隐蔽错综的低碉，工事的设计，运用和部署兵力，掌握十分机密。然而解放军虽是长途骤临，却能了如指掌，得以恰当进攻要害，一举打碎防阵的体系以至不可收拾。这等情报的提供，是共产党地下工作组织深入机敏与细致到神化莫测的地步。”
从这些情报来源可以看到，这哪里还是解放军与国民党军的战斗，这简直是人民对国民党军的围剿，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在解放天津战役中，有了更直观的体现。
傅作义
傅作义在天津解放战役中，正是看到了这一点，作为守城大将，傅作义在军阀混战时期，曾以少战多，让数倍于己的奉系军阀束手无策；在抗日战争中，也往往出奇制胜，让日军不敢小窥。
但是他知道，解放战争不同于以往的战争，如果固执到底，那将是与人民为敌，这是任何将领都无法面对的战争，很快，傅作义选择了和平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