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兼明
最近，一份名为《重庆市渝北中学校2020年高中自主招生方案》在网上流传，其高昂的择校费引来网友热议。重庆中考联招分数线是582分，但此学校将免费门槛设置在了640分。联招成绩620-624.5分的收费：12万+5000/分，联招成绩625-629.5分的收费：8万+5000/分，此外学杂费和住宿费还得按规定分学期交纳。此校算不上名校，只是重庆的一所普通中学，择校费都如此之贵，无怪乎大量的重庆家长在网上直呼上不起高中。
《21世纪经济报道》近日统计了全国31个省份2019年的普通高中录取率，重庆普高录取率在全国还算高的，不少人口大省的录取率更低，如河南省为53%，山东为57.4%,安徽为56%。这还是全省的平均录取率，据说到了某些录取率低的地区，连三成的录取率都达不到。即使是经济条件相对较好，对教育也更重视的某些沿海城市，初中升入普通高中的比例也相对较低。
一边是高昂的择校费，让大量中低收入家庭难以承受、不堪重负，一边是不到六成的普通高中入学率，让无数家长为孩子读高中犯愁为难——教育确实成了中国大多数民众在生存中最为焦虑的事。如今年轻人别说生二胎了，即使生一个已够他们担忧的。
初中毕业，大多数孩子才十五六岁，还是懵懂无知的年龄，却不得不面对人生最重要的一次抉择。随着高科技和信息化的普及，在高学历才可能求职的大中城市，这样的抉择确实让很多家庭和孩子辗转反侧。过去还有国际学校和私立高中可供选择，如今随着国际局势的千变万化，出国留学或成高危之路，疫情也导致不少私立中学关张，选择的机会何其少？本来中国对职业教育就缺乏重视和尊重，加上职业教育发展缓慢，很多地方的职高技校办学水平很低，根本无法教给孩子有价值的东西，毕业后就业率极低，这同样让广大独生子女家庭心有不甘。
普通高中录取率这么低，与国家实施的中考政策有关，即对初中毕业生进行分流，让一半学生读普高，另一半上职高。2017年教育部发布了关于《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攻坚计划（2017-2020年）》，明确了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总目标要求：到2020年，全国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全国、各省（区、市）毛入学率均达到90%以上，普通高中与中等职业教育结构更加合理，招生规模大体相当。从这个目标可看出，即使实现高中教育普及，也只是普通高中与中等职业教育的招生规模大体相当，就是只有一半左右的人可能上普通高中。
中国政府在2014年下发了《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开始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可以说，这方面的经验主要是在向德国学习，培养专业的技工人才。但德国与中国不同的是，它有职业教育的传统，由于毕业后收入高，不少民众甚至认为职业教育要高于普通教育，而且德国也没有国内流行的学历热。德国人在初中毕业后，75％以上会选择进入职业学校接受“双元制”教育，但德国法律赋予了职业教育证书与普通学历证书同等的地位，职业学校毕业后的收入与大学毕业的收入差距不大。
中国由于在国民收入分配体系中，有技术技能劳动者获得的分配系数太低，使得民众一直对他们抱有社会性歧视。技术劳动者不仅工资过低，在社会地位、身份、待遇、社保等方面，也与学术和知识型人才差距过大。表面上看，是年轻人不愿进职业学校，实际上体现的却是技术与劳动价值在社会中的危机，也是人们害怕跌入下一个阶层的恐惧。
网上有家长向政府谏言，认为“现在不该降低高中录取率，反而应按照国际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理论，大幅提高高中录取率，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提高劳动者的综合素质”，“对一个人来说，有了高中的基础知识，就有了学习任何技术的基础，这样的效果要比发展中等职业教育好得多”。
应当说，这位家长的建议言之有理。 国家当然应当实行人才分流，社会发展需要科研型人才，也需要技术型人才，但对于没有职业教育传统的中国来说，这种分流不应当进行得过早，尤其是在互联网、大数据、航空航天、人工智能等普及的今天，普及高中基础知识，已成为进入很多行业的基础，如果过早地对人才进行分流，等于国家主动降低了人才储备的层次。很难想象一个初中毕生的职高生，能胜任今天大多数行业的技术工作。
这也是很多欧美国家在推行12年、13年甚至15年义务教育的原因。因为现代科技发展已使得上世纪编定的教材内容，跟不上时代的要求，迫使各个国家开始加大了义务教育的长度与强度。如今中国也有不少市县开始实行12年义务教育，比如江苏的南京市、河北的唐山市与迁安市、广东的珠海市和深圳市、福建的晋江市等。因此，很有必要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行，通过法律来保障所有的孩子享受到平等的12年义务教育，有效提高年轻劳动者的整体素质，为中国因应未来在全球化里的各种竞争，积攒人力资源。
有句老话，“教育是最廉价的国防”，这句话曾影响了战后的日本，从日本的社会现实看，高素质劳动者不仅能给国家带来持久的利益，也会增加国家长治久安的可能。中国也只有形成了以技术劳动者为主体的中产阶级，才算真正夯实了小康社会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