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2月29日，东北野战军总部请示中（央）军委同意，决定调整原来先攻两沽的计划，改为先打天津，由刘亚楼任前线总司令。
参加围攻天津的部队是东北野战军一纵、二纵、七纵、八纵、九纵和特种兵部队的大部以及六纵、十二纵各一部，共计22个师，34万人。
天津号称“天津卫”，是北平的门户，其城防守备是有名的。
日军占领时期又构筑了大量的工事，1947年蒋军又耗费巨资，抓民夫数万，构筑城防工事，筑有大碉堡380座，小碉堡数以千计。
护城河内侧筑有高墙、护墙电网，明碉暗堡林立。
市区重要路口及高大建筑均筑有火力点，与核心工事相连。
开国上将刘亚楼
敌人在工事部署图上写着“固若金汤”，陈长捷自诩“大天津堡垒化”，老蒋也对天津的城防大加称赞。
天津守敌计13万余，因守住天津对敌支撑北平，保持海上通道，具有重要意义。
1月31日，东北野战军第九纵队受命准备从津南攻打天津，限一周之内完成战役准备工作。
九纵司令员詹才芳（1955年中将）、政委李中权（1955年少将）在接受刘亚楼下达的具体任务后，却对两条指令大惑不解。
首先是总指挥部配备给九纵的炮火数量很少，这让詹、李二人感觉很为难。
要知道，敌人在天津城南面修筑的工事很强，而且孤点众多，这些孤点由高大建筑及地堡群组成，既自成体系，又可相互支援。
如果没有强大的炮火对津南的敌人工事进行打击，这一仗实在不好打。按理说，总指挥部不可能不清楚这一点，为什么配给九纵的炮火却如此薄弱呢？
除此之外，还有一条指令让詹才芳和李中权难以理解，那就是当总指挥部得知九纵决定由二十五师和二十六师主攻时，却提出改为由三十四师主攻的建议。
三十四师本来属于十二纵，只是临时配属给九纵作战。该师此前很少参与攻城作战，明显缺乏攻城经验，无疑并非主攻的理想选择。
对于这些情况，东总首长不可能不清楚，为什么反而建议由三十四师肩负津南主攻的重任呢？
前线总指挥刘亚楼给出的理由是“让三十四师锻炼一下”，虽然詹才芳和李中权对此有不同看法，但大敌当前、大局为重，他们二话没说，坚决执行。
詹才芳和李中权亲自带领纵、师两级指挥员多次到前沿阵地观察地形，选择突破口。
当时九纵正面有敌人的4个正规师，战斗力都很强。
最终确定的战斗部署是：三十四师担任主攻，二十六师辅之；二十七师一部在灰堆、纪家庄发起佯攻，迷惑敌人；二十五师和二十七师主力二梯队，待突破后投入纵深战斗。
1月14日4时，攻城各部队进入阵地，等待着总攻的指令。
8时20分，我军主攻方向的大炮开火了，成串的炮弹发出刺耳的呼啸声，越过前沿，倾泻在敌人阵地和碉堡群中。东西两侧友邻部队的大炮也响成一片，震撼着整个天津城。
15日中午，东、西、南三路攻城大军在耀华中学胜利会师。
下午1时30分，墙子河以南敌人全部肃清，敌守备司令陈长捷、副司令林伟铸均被活捉。
下午4时，天津北部守敌主力一五一师放下武器投降，至此天津宣告解放。
值得一提的是，刘亚楼在战前向东总下了军令状，讲明30小时攻下天津，实际上只用了29小时。
这场大战结束后的第二天，前线总指挥部召集各纵队政委汇报工作，然后在一家大饭店里请众人吃饭。
席间，刘亚楼忽然端着酒杯走到李中权所坐的饭桌前，满面笑容地说道：“中权同志，想不到你们九纵也打到市中心来了，开始我很担心咧！”
李中权感到很奇怪，便问：“参谋长担心什么？”
“你想想看，敌人如果逃跑，十几万人一下子压到津南，你们吃得消吗？”
“这……”李中权一时语塞。
刘亚楼继续说道：“战前总指挥部的意图是，只要你们九纵能把南面堵住，不让敌人跑掉，就算完成了任务。没料到你们也突破了南边这样坚固的工事，还参加了纵深的战斗，这就太好啦！”
李中权恍然大悟，这才明白了为什么战前总指挥部给九纵南面配备的炮火比较薄弱，还建议让攻城经验不足的三十四师担任主攻。
开国中将詹才芳、开国少将李中权
李中权说：“哎呀，我的参谋长呀！你们怎么不预先给我们交个底儿呢？”
刘亚楼哈哈大笑：“底儿我们预先不能告诉你们呀，希望你们打得积极一点嘛！”
李中权也笑了，说：“这么大的战争，谁还敢落后呀！”
“没错！”刘亚楼赞许地说道，“天津这一仗，你们九纵确实打得好，必须表扬！”
多年后，李中权在提到天津战役时，仍感慨不已：“我深深地为九纵全体指战员坚决执行上级的命令，在炮火配备不足的情况下，凭借英勇无畏、不怕牺牲的精神浴血奋战，超额完成了战斗任务而欣慰和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