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各大军阀混战、多地外寇横行，面对这样的情况，年轻的民国政府无能为力，只能听之任之，百姓苦不堪言。
如此混乱的环境为各地地头蛇的诞生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了不少至今还留有不少传闻的人物，譬如上海滩的杜月笙、黄金荣，又或者是天津卫的袁文会，都是当时数一数二的青帮大哥。
袁文会自十几岁的年纪出道开始混江湖，几十年间奸淫掳掠无恶不作，黄赌毒样样都沾，几十年如一日地为害一方，欺压当地百姓，甚至在日军侵华战争中充当日军的走狗，当了汉奸，出卖国家残害同胞。
所以在枪毙袁文会时，法场人山人海，围观者评论：大混混死到临头也尿海了。可见其之可憎可恶。
袁文会
流离乱世求生，终成天津一霸
袁文会，于1901年在中国天津出生，早年父母双亡，打小就跟着他三叔袁八混。袁八是芦庄子中局脚行的把头，常年独霸日租界北部以及南市一带的装卸运输生意，为了保证自己这份生意的垄断，袁八雇养了不少打手，为自己的生意提供保障。
在地方称王称霸后，袁八又在庐庄子开起了赌局，名叫鸿义栈。袁文会的黑道生涯就是从鸿义栈这黑赌窝开的头。
当时的袁文会不过十来岁的年纪，每次赌局一开，他就在鸿义栈门口扮卖崩豆萝卜的小贩，一边叫卖，一边贼溜溜地盯着街面，尽职尽责地给赌局望风。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袁文会所处的环境，注定了他身边来往的尽是各种流氓无赖，渐渐地，袁文会也成了个小流氓。
但袁文会这个小流氓并不简单，他不像别的地痞无赖那般只想找个地方收留自己，他打小就明白对于混江湖来说，拜码头有多重要。所以等到年纪稍大一些，自己也稍微混出点样子后，他就通过各种方法，找路子拜到了天津青帮白云生的门下。
青帮在当时是地位很高的黑道帮会，在一般人看来，入了青帮，有了一个青帮小头目作师傅，那对自己混江湖已经是够够的了。
但在袁文会看来远远不够，在他看来，光拜一个青帮小头目仅仅算是在江湖上立了身，想要自己以后的路能顺畅宽阔，那就还需要有一个能保自己通路的码头。
于是，刚加入青帮没多久的袁文会就找到了在日租界警察署供职的侦探长刘寿岩，将其认作自己的干爹。
有白云生和刘寿岩这一黑一白两座码头，袁文会就算是有了在天津这一块地方立足的底气。
自立门户后，袁文会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效仿袁八，在日租界内开起了赌局，新旅社。
自此，袁文会恶贯满盈的江湖生涯正式开启。
首先是收拾了为了与他对着干的苏莲舫，为自己的赌局生意扫平了障碍，这一仗过后袁文会的名头也在江湖上传开了。
赌局的生意做起来后，袁文会的进账多了起来，渐渐地他不再满足于赌局这一方小天地，他把自己的目光放到了烟土上。
话说到这里，不得不提袁文会实在是有远见。
因为赌这一条路，只要自己势力够大，再稍稍打点一番，总能干出点事来，但赌这条道可就不一样了，自己的势力是明面要求，在暗地里则就需要一些别的帮衬，袁文会早先认的那位在日租界当探长的干爹，毫无疑问就是他最大的帮衬。
有干爹的保驾护航，再加上自己拳头够硬，袁文会的烟土生意可谓是一帆风顺，在当时的天津卫，若是提到烟土，那必然会说到袁文会这位大毒枭。
黑帮三大进财之道——黄赌毒，前面说到三条道里面袁文会占了俩，其实三条道他都有涉及，在赌局大老板以及大毒枭这两重身份的加持下，袁文会想要染手皮肉买卖简直轻而易举。
随着帮派势力的扩大，袁文会逐渐成为天津卫的一霸，即使是在外贼强占的租界内，提到他，各方势力也得掂量一番过后再行动。
甘当日寇走狗，无情残害同胞
同样是黑帮分子，与杜月笙等人不同的是，面对日军侵华，袁文会毅然决然选择站到敌人那一边，帮助敌人打击残害爱国志士。
说到袁文会投日，就不得不提到他与天津另一恶霸刘广海的多年纠葛。
刘、袁二人都是天津地头蛇，都想压倒对方，独霸天津，彼此斗了二十多年。
转折发生在一九三五年，这一年某天，刘、袁两方人马发生冲突，刘广海手下得力大将宋国柱死在现场。
由于事情发生在日租界内，无视租界规矩公然打斗被日方视为挑衅，因此这一案件引起了多方的重视。中国法院急速开庭审理，袁文会迫于多方压力，只能逃往大连避难。
袁文会到达大连，受到昔日好友、时任大连乐户公会会长的刘文奎盛情款待，且经由刘文奎牵线，袁文会在大连认识了不少日本人，这一段经历就为其以后投靠日本打通了门路。
卢沟桥事变后，袁文会返回天津，有了刘文奎牵线搭桥，袁文会与日本宪兵队有了联系，自此，袁文会便正式投靠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麾下。
话虽如此，但惯于认贼作父的袁文会，早在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前，就已经充当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更是在日本侵占天津之后，进一步地投靠日本帝国主义。
回顾历史，袁文会为了帮助日本帝国主义而对自己同胞所犯下的罪行简直罄竹难书。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东三省沦陷，万恶的日本帝国主义仍觉不够，又将侵略的目光投向中国其他地区，这一次，他们的目标是中国的华北。
为了给自己侵占华北找一个顺当的借口，日方派出特务土肥原贤二与汉奸李际春、张璧等人多方勾结，在天津发动了一次“便衣队”暴乱，袁文会也参与其中。
到了一九三五年，袁文会联合张逊之等人建立“普安协会”，收留一些社会败类，散布“要求华北自治”的汉奸舆论，为日本侵略华北张目。
在日本侵占天津后，袁文会又建立一个名为“安清道义会”的汉奸组织，继续为日军的侵华大计作贡献。
日军为了侵略中国，需要在中国修筑很多军事工程，而修筑这些军事工程的工人，大多是由袁文会的势力抓捕提供。
工程修筑完毕后，为防止工人泄露信息，惨无人道的日本人将劳工全部杀死。对日本人这一永绝后患的残忍行径，对自己同胞的悲惨遭遇，袁文会选择视而不见。
日军在华发展汉奸的目的之一，就是获取情报。袁文会的爪牙遍布社会各个角落，这是他为日寇搜集情报的一个有利条件。
在这一条件的加持下，袁文会得到了日军的重视，与日本宪兵队、日本驻天津总领事馆、等日军所属的机构保持着密切联系，并发挥自己的优势为这些机构提供他们所需要的情报。
日本以举国之力发动侵华战争后，本国青壮年劳力被征入伍参与侵华战争，导致本土劳动力缺乏，于是对中国势在必得的日本便想了个办法：从中国劫掠大批“华工”到自己本土劳作。
当时在日租界内有个一个专门招募华工的大东公司。该公司以介绍职业为名，诱骗大批劳工来津，然后强行押往东北及日本国内。这些劳工中，也有些是被扣上“私通八路”的罪名被捕而来的。
为了镇压不听话反抗的劳工，日本帝国主义充分利用了袁文会的势力。
慢慢地，袁文会从帮助镇压华工变成勾结大东公司，参与贩卖华工，他成立了一个专门贩卖华工的机构，会德号。
说回大东公司，大东公司招募华工都会给一笔“安家费”，以这一点微薄的银钱让华工们把自己卖掉，妄图以这一看似你情我愿的买卖手段来逃避国际社会的人道主义谴责。
但就是这一份卖身钱，袁文会都要想尽办法纳入自己的口袋。
此外，日军为了满足其士兵的兽欲，欲在军队中设立所谓“随营妓女”，并指使汉奸们为其提供中国妇女，以供其军营内的官兵玩乐发泄。
袁文会手下产业众多，妓院在其中就占了很大一部分，得益于此，袁文会多次将一批批妓女送往日本军营，以此来讨日军的欢心。
人民审判降临，恶霸终得伏法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打跑了侵略者，中国内部开始自我整顿，严惩汉奸等人民敌人。
袁文会深知靠山已倒，大势已去，但他未曾料到的是，自己会在某一天外出时被死对头刘广海的手下抓住，并扭送到警察局。
但由于袁文会势力影响太大，导致其即便是被收押，生活质量也没有丝毫下降。
袁文会伙同一起被收押的众多汉奸，捐款将监狱内的屋子修缮好，又布置上外界家人以及各地徒子徒孙送来的奢侈物品，除此之外还设立了单独的灶台。
可以说袁文会在监狱里的每天都是精致体面的。
后来袁文会被押送至天津地方法院，可到天津审判之后也只是坐7年牢。直到天津解放，人民真正地掌握了政权，袁文会才被判处死刑。
1950年12月25日上午，天津人民法院门前挤满了人，一眼看去，人群的队伍足有几十米长。
押送袁文会去行刑的监车从法院开出，49岁的袁文会坐在车中，饱经沧桑的双眼中藏着的不知是悔恨还是不甘。
上午10时整，监车到达小王庄刑场，随着法警的一声枪响，袁文会无恶不作的一生终于到了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