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15日，鲜红的党旗永远地飘荡在了天津的空中，天津，终于解放了。可就在天津人民一派锣鼓喧天，欢天喜地的时候，部队里的几名解放军却不能享受这份尘埃落定的喜悦，反而又陷入了焦头烂额之中……
“这明明就是那个邢仁甫嘛。他的照片一直都在党内传，害死了副司令，打死我都认得他。”
“我倒决定这人和照片里差挺大，他自己也不承认……”
看着审讯室里的那个国民党专员，几个士兵又开始了这个焦躁的讨论。
原来，在解放天津的战斗中，解放军抓获了一个名叫罗镇的国民党专员兼保安司令员。
按照原来的计划，这人本可以策反之后进行教育就离开，可他那张酷似邢仁甫的面容却让解放军有了一种微妙，又强烈的直觉——这是党组织找了整整六年的邢仁甫。
不等结果商量出来，这个国民党专员就开始策划着逃跑，在17日的晚上行动的时候被解放军抓了个正着。
这一举动，加上他的面容，更让解放军对他的身份越来越确定。
经过各个长官的反复审讯，面前的这个人，竟然就是那个无数个调查组找了六年多、枪杀了共产党军区副司令兼副旅长黄骅、又犯下其他血案的邢仁甫！
可是，他为什么枪杀副司令？一名共产党员高干又为何投敌叛变？这些年他又如何隐藏？今天，跟着笔者重回1910年，共同去揭开这个血案的谜底。
年少有志，战功卓著
1910年，清政府风雨飘摇，穷途末路，国内军阀一片混战。
这一年的7月，邢仁甫出生在了盐山县旧县镇的一个封建地主家庭中。虽然这时候国内经济状况一片萧条，但是因为出生在地主家，邢仁甫从小都是衣食无忧，生活优越。
可在如此优越的环境下，邢仁甫身上却一点都没有地主家“公子哥”的架势。
原来，邢仁甫的父亲曾经当过土匪，是个青红帮头子，所以邢仁甫虽然家中富裕，但是他对自己的家庭非常不满。
年少的邢仁甫一身正气，立志要走自己的路。“参军报国，在中学毕业之后，他就去北平当了兵。
年少的邢仁甫勤奋好学，善于动脑。在当兵的这段时间里，他的表现一直都是数一数二的，再加上他天生就对军事知识很敏感，刚一下学就进国民党连任了参谋，以后又做了副官。
但是，当时的高官厚禄并没有迷了年少时候邢仁甫的眼。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和他想象的救国救民完全不一样，不但没有让他有完成矢志报国心愿的盼头，反而让他感到十分压抑和苦闷。
他只觉得自己的一腔热血和学到的知识在国民党这里压根儿没有用武之地。
因此，因为不甘于国民党内的现状，邢仁甫毅然弃军，回到了家乡。这一回乡，邢仁甫迎来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个转机。回乡的时候，已然是1929年了。
当邢仁甫踏上家乡的土地，他立刻感受到了家乡与之前的不同。虽然经济萧条，农民困苦，但是总觉得他们的日子像是有了盼头。
两年前，中国共产党举起了武装反抗的大旗，现在，家乡的土地已经有了共产党的革命根据地，并在此站稳了脚跟，家乡如今的景象称当上是焕然一新。
邢仁甫心里先是一阵惊喜，后来，随着他对共产党的了解和党组织对他的感召，便加入了共产党。
入党的时候，邢仁甫一片赤诚与坚定，曾激动对党组织说：“我一定要在这里报效祖国，干一份大事业！”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蚕食中国的野心再也无法遮掩。
事变后，中共中央发出了实行全民族统一战线的紧急号召，津南、鲁北各地的共产党人积极响应，纷纷组建起了抗日武装。
邢仁甫在那时候经过中共津南工委负责人马振华的引荐，参加了7月15日在旧县镇召开的“华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和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成立大会”。他的军旅生涯，由此正式开始。
因为邢仁甫之前做过副官，又在北平学过军事理论，在大会上大家纷纷说：“邢仁甫有底子，又积极，让他当救国会的会长，我们都服气！”
邢仁甫听了也十分激动，他意气风发在会上说：“我邢仁甫立志报国，舍生忘死也要带着大家守好国家的土地！”。
在这之后，邢仁甫各地奔波，为抗日救国和发展部队的武装做了许多积极工作。
他亲自到了高湾一带，把还某班的队伍改编成了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特务团，并且亲任团长。
担任团长之后，他每天带着队伍刻苦训练，任务来了他便身先士卒，一刻也不松懈。
他的这些努力，组织都看在眼里。10月的时候，中共冀鲁边工委决定，要让邢仁甫担任救国军的司令。
为了使军队合法化，更加利于统一战线的实行，救国军又在不久之后改名叫做“国民革命军别动总队第三十一游击队”，邢仁甫依旧担任部队中的司令。
但是，虽然改了名儿，换了旗号，游击队的处境却并没有好太多。
那时候，游击队一直集结在旧县镇一带，一边打击着日寇，一边还在保护农民免受地主的欺压。邢仁甫的部队人数不算太多，但战斗力超强。
久而久之，分布在四周的日伪力量便想方设法地要消灭这支抗日队伍，国民党军队和地主、土匪武装也把这只农民出身的队伍视为眼中钉肉中刺，都在企图吞并它。
游击队顿时处在了各种势力的包围之中，处境十分困难。
为了打破这种被“围攻”的局面，邢仁甫想破了脑筋，最终还是决定“以武服人”。
1938年1月，邢仁甫发动了对盐山城的围攻战。当时，盐山城的驻守日军有100多个人，伪军500余人，武器精良，弹药充足。那怎么能把这一仗打得漂亮又立威？邢仁甫早就想好了。
为了避实就虚，以弱克强，他采取了虚张声势、日夜骚扰的战术，一边巧布疑兵阵，和敌人周旋，一边派精锐部队混入城内，摸清敌情。
游击战打了三天之后，他带着手下的士兵借着午夜天黑之机，亲自和城内的特务里外策应，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捣盐山城。日寇防不胜防，仓皇窜逃。
盐山城这一胜仗一打，敌方势力立刻消停了不少。拿下盐山城的时候正值春节，邢仁甫率领部队入城以后开仓放粮，救助百姓，惩治汉奸，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拥护。
1939年的时候，又在攻打无隶县城的时候首当其冲率领着将士冲进了城门，击毙了敌伪县长和警备队长，歼灭了日伪军几百人。
东征西讨，邢仁甫带着部队歼敌无数，从伪军手里拿回了大量国家的土地。他本会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前路该是一片阳光。
可是，人的堕落往往就在一念之间，邢仁甫在那一念之间迷失了自己，一步一步，迈向了深渊。
追求享受，娶小老婆
组织上的信任与重用，一场一场胜仗的累计，地位和声望的提升，像是一颗颗糖衣炮弹粒粒击打在邢仁甫身上。
不知不觉之间，邢仁甫开始在这些胜利与虚名中骄傲自满起来，一点一点地放弃了对自己的严格要求。
起初，他还只是不能忍受抗战打响后红军日益艰难的生活，后来每次作战干脆连前线都不去了，洋洋得意躺在军营里纸上谈兵，自认为是军事天才，又权力在手，理应无法无天。
见他这幅做派，他手下一个和他关系不错的小兵对他说：“团长，以后打仗您是不是还得上一线，您一直在军营里大家都感觉影响不好。”
没想到邢仁甫听了之后勃然大怒，对那个士兵大吼：“我能带你们打好就行，你们还能管我在哪？”吓得手底下的士兵再也没敢跟他说过上战场的事。
那时候的邢仁甫已经和结发妻子有了三个女儿，但是骄傲成性的他却越来越看不上自己的农村妻子，觉得她已经配不上自己的身份了。
他在一次慰问演出里，看中了部队宣传队的一个青年女队员，叫宋魁玲，常常约着她陪他到处吃喝玩乐。
宋魁玲也知道邢仁甫有家有室，起初根本就不答应。可是邢仁甫次次以团长的身份借“工作理由”无论到哪里都必须要宋魁玲陪同。
宋魁玲起初也是十分无奈，可是邢仁甫一次次好吃好喝，好玩好看的都送给她，宋魁玲也迷失在这种纸醉金迷的生活里。
两个人交往了几个月之后，邢仁甫最后竟然完全无视党纪和军纪，公开把宋魁玲纳成了他的侧房，做了他的小老婆。
对自己的结发妻子爱答不理，也不管三个女儿的生活，一心全都扑在了宋魁玲身上。
1942年，日军对冀鲁边区步步紧逼，一次次地组织大规模的扫荡，边区政府的抗战进入了最艰苦的阶段。
那时候，“咬紧牙关，浴血奋战”不仅仅常在军队里呐喊出，连老百姓都在响应号召，顽强拼搏，誓死要抱住自己脚下的土地。可邢仁甫，作为边区司令却在这时候要“享清闲”。
他完全置党中央指示和边区的艰苦奋战而不理，为了自己的安全和享受，竟然在新海县的海边找了一个荒岛，叫了一批战士先不要上战场，先为他在这个小岛上修建房屋和工事，给他做好一个“安乐窝"，再回部队打仗。
刚一听说这个消息，邢仁甫手下的士兵们心里都又气又恨。国家都要被那日本人夺去了，你还在这里修自己的安乐窝？
但每每有人提出意见，邢仁甫便暴怒着要“违抗军令，军法处决”拿着枪对着手下的士兵乱挥，还威胁他们说“看看谁敢说出去”。
就这样，在敌人严密封锁、资金、材料、人力都紧缺的情况下，部队里的干部士兵艰难地建造了一个两个季度，才给邢仁甫建立了一个所谓的“后方基地”。
”后方基地“建造好以后，他每天带着“小老婆”和自己的几个警卫“进驻基地”，大吃大喝，追求享受。
不仅如此，他还多次派手下的警卫冒着生命危险到敌人已经攻陷的天津城内给他去购买奢侈品，供他和他的“小老婆”享用。
在两年的时间里，邢仁甫利用职权私吞公款，最后整整吞了3.7万元（折合当时的粮食70万斤）来供自己和宋魁玲挥霍。
一边过着挥霍的生活，一边完全放下了边区的工作，冀鲁的战役邢仁甫到后来已经完全不闻不问，战争有多艰苦，抗战有多困难他压根儿就没有关心过。
但是，政治上邢仁甫可一点儿没落下。
虽然对边区抗战毫不过问，邢仁甫却每天热衷于拉帮结派。三十一支队游击队整编以后，上面曾经先后派了一批红军和老八路的骨干到部队中来加强对各级领导的思想建设工作。
可邢仁甫不仅自大地一个字都不听，而且对此大为不满，以为那些老红军是要抢他的地盘，于是肆无忌惮地开展他的“反老八路行动”。
先是安插亲信到干部们身边，给那些干部们生出事端，后来又伙同自己手下的士兵传老红军的谣言，到处污蔑诽谤他们，损害他们的形象和声誉。对此，邢仁甫十分得意。
1941年6月，因为工作需要，上级派黄骅同志来到了冀鲁边军区担任副司令员兼11五师教导六旅副旅长。
黄骅和毛主席是老乡，都是湖南人，之前跟着毛主席一路走完了红军长征两万五千里，硬是一句苦一句累都没有喊过。
工作有经验，办事有能力，黄骅一来到边区就受到了大家的爱戴。
黄骅一上任，就开始抓部队里的作风问题和纪律，对个人享乐大加批评。邢仁甫本来就对这个从天而降的副司令十分不满，黄骅一搞“纪律建设”和自己的行为作风有很大的冲突。
于是，邢仁甫又开始在部队里传黄骅的流言，骂他是“南蛮子”，还称他就是来和原来的干部“抢功绩”，要来“享受成果”。
结果，黄骅对他的这些诽谤根本就没当回事儿，整顿纪律该怎么整还是怎么整，并把他的所作所为上报给组织。
这更让邢仁甫火冒三丈，私底下跟小老婆生着气，大吼着：“这黄骅我不除不快！我们的地盘什么时候还该他一个南蛮子在这呼风唤雨？！”
反叛投敌，坠入深渊
1943年5月，邢仁甫召集了自己集结的“腐败小团体”和他的亲信杨静侯、潘特等七八个人到他的岛上开会。
他一脸严肃地对他们说：“现在，上面要调我去受训，实际上就是要革我的职！这是谁的问题？谁都不怪，就是怪那个黄骅。如果没有他，我们也不能走到今天这一步。你们说，这该怎么办？”
邢仁甫一脸严肃，但那坏心思已经泛到了脸上，暗示也成了明示。
这一窝党内的老鼠聚在了一起，便要开始商量一个“刺杀黄骅行动方案”。那个方案，从头至尾都是邢仁甫一手策划，精心安排。
1943年6月30日，黄骅同志正在新海县大赵村主持侦查会议。
晚上7点多的时候，军区新编手枪队队长冯冠奎受到了邢仁甫的指示，带着11个心腹以向黄骅同志请示工作为理由，闯进了会议的会场。
当晚，骇人听闻的大赵村惨案发生了。不仅仅是黄骅，之前让邢仁甫看着“不顺眼”的军区参谋处长陆成道等4个干部也都经过邢仁甫的授意全部被枪杀。
阴谋得逞之后，邢仁甫立刻又洋洋得意起来。在他看来，整个边区现在都是他邢仁甫的地盘，自己已经是这里的山中霸王，奈何谁也管制不了他。
然而，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还没等邢仁甫独揽大权的美梦做好，骄奢成性的邢仁甫就露出了马脚，中央听说了他的恶性。
但是，还没等到中央对邢仁甫进行调查处罚，他的“心腹”就向他透露了风声。邢仁甫自知自己犯的不是小罪，党中央肯定不会放过他，转念一想，就要带着军队搞武装独立。
可是，党心所向，他手底下的干部、士兵一看他要把部队拉出来，立马反应过来“邢仁甫要造反！”。
顿时，部队里没有一个肯跟着他干，他身边的工作人员纷纷摆脱了他的控制，全都回到了组织的怀抱。霎时间，邢仁甫成了一个光杆司令，被孤立了起来。
一面是自己的恶性被揭发，一面是完全没人跟着自己干，邢仁甫顿时四面楚歌，无路可逃。于是，邢仁甫选择了另一条路，一条完全不再有改错机会，一条只能走到黑的路……
1943年7月，邢仁甫带着自己的小老婆宋魁玲，还有手底下几个极少数的随从逃亡了天津。
为了能在天津继续他骄奢淫逸的生活，他竟然无耻地投靠了日寇，从一个军区司令，变成了一个大汉奸。
为了能够讨到他主子的欢心，邢仁甫不惜舍弃了所有作为男人、中国人和一个独立的人的尊严，亲笔撰写了《效忠天皇》、《剿共灭匪计划》等一些叛变的自首材料。
在材料中，他供出了自己知道的所有的共产党和八路军在冀鲁边区的情况，并且以此换取了津南剿共司令的职位。
1945年日寇投降之后，邢仁甫又摇身一变，化名罗镇，当上了国民党天津军统一级少校的组长和河北省第三专署的保安司令。
他的叛变投敌，不单单是给党组织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也让他自己终于步入了万丈深渊，一去不复返。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1949年，解放军解放了天津，共产党鲜艳的旗帜终于飘扬在了天津城的上方。
解放军抓获了一个叫做罗镇的俘虏，他不是别人，正是手指上沾满了共产党人鲜血的邢仁甫！
1949年9月7日，盐山县城东的万人公审大会的中央站着一个国民党的保安司令。
他耷拉着脑袋，全身都在颤抖，对面那支即将要对他射出子弹的枪但凡发出一点声响，都让他颤抖地更加强烈，声泪俱下。
这个保安司令，是邢仁甫，是国民党军官，是日寇的“狗腿子”，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前军区司令员……
随着一声枪响，邢仁甫倒在了血泊之中。只是，他不是作为一名军人光荣地倒在血雨腥风的战场上，而是作为一个民族的叛徒，作为一个罪犯，倒在了人民政府的刑场上。
邢仁甫，本该是跟着党组织一路前行，未来都是鲜花大道。奈何只是经不住物质的考验，把路越走越歪，遁入深渊。
他背叛的不仅仅是党组织，不仅仅是民族，还有最初那个立志报国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