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14日上午10时，解放军第三十八军正式发起了对天津守敌的总攻。
一开始，战斗进行得非常顺利，各路部队向预定目标快速推进，一举突破了敌人的第一、二道防线。
但当右翼一一二师、左翼一一三师两个主攻师推进到清化寺街、邢家胡同、永明街一带时，却出现了一个始终未及的情况，攻势大为减缓。
原因在于，两个师都没有想到天津的街道如此复杂又狭窄，没有太多回旋余地。这么多部队一路猛冲猛打，却由于走错方向或乱了建制等原因，挤在一个狭小地带无法铺展开来，顿时乱成了一团。
这样的局面对于敌人来说无疑是极为有利的，他们凭借地堡、高楼拼命顽抗，增援部队也不断开来，对解放军发起了极为疯狂的反击。
形势万分危急，必须尽快破解眼前的困局！
就在我军将士万分焦急时，只见永明街的胡同里突然冲出来一辆装甲车，从我军后方轰隆隆地开了过来。
一一三师三三七团一营三连连长江树增乍一见到这个情况，不禁吓了一跳：这不是国民党的装甲车吗？怎么从咱们后面开过来了？这大铁疙瘩要是对着咱们一顿猛轰，再加上前面敌人的阻击，不就把全团都包了饺子吗？
可他定睛一看，不禁转忧为喜，原来装甲车后面还跟着不少解放军战士，他们的表情都很轻松，甚至有说有笑的，这说明装甲车内的一定是自己人，在给部队开路呢！
这时，西面一座高楼上突然传来密集的枪声，里面的敌人用几挺机枪对解放军开始了猛烈射击。一串子弹打在江树增旁边的工事上，石块、尘土飞溅起来，还打伤了好几名战士。
江树增火冒三丈，马上组织战士们进行反击，可是由于敌人居高临下，火力又猛，解放军的攻击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当时上级禁止部队在一些主要街道上使用炸药）。
就在江树增气得直跺脚时，那辆装甲车突然加大了马力向前冲，冒着敌人机枪的射击，向敌人藏身的那座高楼猛地撞了过去！
只经过连续两次撞击，高楼的楼基就被装甲车撞坏了，整座大楼也被撞得摇摇欲坠。
楼上的敌人见状，吓得魂不附体，根本不敢再开枪了，慌忙打出白旗来投降了。
突破敌人这道防线后，装甲车并未止步，而是仍然轰隆隆地开动，继续向前推进。
这样的场景让解放军军心大振，战士们紧跟在装甲车身后，发出震天动地的喊杀声，奋力向前冲杀，又解决了守在下一个街口的敌人。
江树增大喜，跑到装甲车旁边，用力拍了拍车身，对着里面大喊道：“开装甲车的同志，你们干得太漂亮了，我一定要为你们请功！”
车内的人一听这话，都哈哈大笑起来。
紧接着装甲车停了下来，里面钻出一名年轻的战士，笑着对江树增说道：“你知道里面坐的是什么人吗？”
“什么人？我只知道刚才你们用装甲车给部队开路，打破了久攻不下的僵局，立了一功！”
“立功的人就是203首长和你们师的贺师长！”
“啊？”江树增大吃一惊，“203……贺师长……他们怎么跑到这么危险的地方，开起装甲车来了？”
正当他大惑不解时，车里又钻出来两个人，果不其然——一个是年轻战士所说的“203首长”，也就是三十八军副军长兼参谋长曹里怀（1955年中将）;另一个三十八军一一三师师长贺东生（1955年少将）。
江树增连忙啪啪敬了两个军礼，向首长问好。
曹里怀点了点头，乐呵呵地说：“蛮好！蛮好！过了一把坐装甲车冲锋陷阵的瘾！”
贺东生却说：“我的副军长呀，可不敢再让你这么横冲直撞了，万一有什么闪失，我可担不起这个责任！”
江树增也说：“两位首长开着装甲车冲到最前面，这种方式太冒险了！”
曹里怀却说：“不到前面来看看，怎么解决问题呢？”
原来，当我军进攻受阻的消息传到三十八军指挥所之后，军长李天佑、政委梁必业和副军长曹里怀都心急如焚。
曹里怀当即提出：要解决问题，就必须亲临现场了解情况，他要求到第一线去亲自指挥作战。
得到李天佑和梁必业批准后，曹里怀马上带着一个参谋、两名警卫员，向天津城内奔去。
他们冒着敌人的炮火来到一一三师指挥所，见到师长贺东生和政委王树君。
曹里怀见指挥所跟前沿的通信尚未恢复，觉得待在这里也解决不了问题，便约贺东生一起到火线上去。
贺东生也是个喜欢靠前指挥的急性子，当即欣然同意，决定由王树君留守指挥所。
他们出了指挥所，曹里怀见到门口停着一辆从敌人那里缴获来的装甲车，突发奇想：“坐着那玩意儿去前线！”
“对啊！这个铁疙瘩，确实该发挥一下用处了！”贺东生高兴地说。
他们坐进装甲车里，沿着一一三师推进的路线向前推进，敌人的子弹打在车身砰砰作响，不时有炮弹在附近炸响，但他们全然不顾。
到了永明街，正碰上江树增那个连被高楼上的敌人所阻，于是曹里怀、贺东生让驾驶员开着装甲车向大楼猛冲，一下子就打破了僵局，打开了部队前进的通道。
后来曹里怀、贺东生不顾危险，继续用装甲车开路，带领部队顺利进至金汤桥，次日天亮时，天津正式解放，守敌被全歼。
副军长曹里怀突发奇想，与师长贺东生冒着枪林弹雨、开着装甲车冲上战场的经历，从此成为军史上的一段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