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个地地道道的太原娃，天真无邪的童年是在太原五一路小学度过的，那里有德智体美劳各科的优秀启蒙教师，手把手带我们走进知识的海洋。中学时间只有文革前短暂的一年，那是在上马街崇善寺深处，一个庭院深深、槐花飘香的十七中学，在那里学会了有理数、多元方程和极其复杂的因式分解。当时中学的老师，大都是文革前全国各大学的毕业生，他们争分夺秒地把我们领进了高一级的知识平台，才有可能使我们在十年内乱中不甘堕落，掌握了把“四人帮”夺去的青春再夺回来的资本。1970年之后的七年，我是在临汾钢铁公司的高炉边度过的。每天拉矿石，拉焦炭，上炉前，甚至还扛过一人多高的氧气瓶，颤巍巍地走在通往高炉的“过山跳”木板上。口中还默念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夺取胜利。
其时，在延安的窑洞里，在安徽凤阳的田野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中国整整一代知识青年，都在经历着暴风雨的洗礼，大家急切地等待着一个不曾谋面的改革开放伟大时代的到来。随后，我们热烈地拥抱了这个时代，我和当时还素不相识的爱人，从山西和天津分别考入南开。一个26岁，一个23岁。正可谓，杏花村里开杏花，儿女正当好年华。
大学毕业时，因为我是山西籍考生，而且是五年以上带工资上学，我的分配名额是山西省高教厅。我爱人是天津考生，可以分配在京津两地，为了和我在一起，她毅然放弃了北京语言学院和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名额，下决心和我一起回太原。但山西当时安排不了两个南开的毕业生。为此，我的七十多岁高龄的老父亲自出马，找了他当年太原国民师范的老同学、时任山西省委组织部长的胡晓琴。胡伯伯很热情，经过一系列的斡旋，确认山大、太工毕业生已经把省级机关的名额用光了，这次我和爱人同时解决没有可能性，只能再等半年，和1978级毕业生一起解决。由此可见，当时计划经济下的分配是很严肃的，丁是丁卯是卯，没有任何灵活机动性。多年后的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国务院召开省委书记参加的教育工作会议，我作为会议秘书随同天津市委书记参加，在京西宾馆八楼的住处对门正好是山西的父母官胡富国书记，我几次想和他说说我毕业分配的往事，鼓足勇气，犹豫再三，但终于还是没有说，一是看他日理万机，人来人往，请示不断；二是怕自己班门弄斧，胡书记比我更懂得一个大省吸引人才的重要性。
我们当年失去了为家乡服务的可能性，只好恋恋不舍地离开山西，由南开大学重新分配。随后，我分在天津市委文教部，爱人分在天津市教委，开始了书生报国的火路云程。
1985年，第一个教师节，全国庆祝活动很红火，各地都要开一个隆重的大会，最高领导都要出席并作重要讲话，以示尊师重教。我和当时市委办公厅主任负责给李瑞环市长写讲话。记得开大会那天，拿着底稿，坐在天津第一文化宫的后台，看瑞环同志改了哪些地方，即席又补充了哪些话，心里紧张的直打鼓。瑞环同志讲话从设立教师节的重大意义讲起，充分肯定了天津市教师队伍在新长征中的重大作用，宣布了市委、市政府对广大教师的鼓舞和激励措施。李瑞环市长的讲话是非常精彩的，他那带着天津宝坻腔的普通话极具征服力，当雷鸣般的掌声响起，才意识到我们的任务完成了，我和办公厅主任使劲地握手，不断摇晃，庆祝讲话的成功。紧接着，就看到瑞环同志带着他特有的、富于历史沧桑感的憨厚可掬的微笑，向我们这边走过来了......
我爱人则是和教委的一位老大姐，操持了一台庆祝教师节文艺晚会，那是在位于成都道的天津体育馆演出的，演员有杨春霞、刘维维、严顺开、梁波罗等，那时他们还很年轻，演出很认真，没有看出丝毫大腕习气。记得喜剧演员严顺开演的是《还我长城》，他穿一件蝙蝠式的破白色长衫，上面画着长城的大砖，样子很滑稽，但主题又极其严肃。那天最紧张的是我爱人，她身上装了许多钱，那时没有百元钞票，都是十块、十块的，厚厚的一叠。最后发给演员们，一人四百块钱，数都数不过来。当时看来，已经是了不得的数目了。
将近四十年过去了，常常想起大学毕业初期那些平凡而难忘的日子。那时，领导很亲切，同志很真诚，生活很阳光，我们很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