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今晚报》 时间:2012年08月13日）
严复长子严璩，在辛亥革命后的1913年，以财政和洋务专家的资格，任长芦盐运使六年之久。1915年8月5日严复在写给熊纯如的信中，提到“小儿璩在长芦盐务稽核所”。
严璩（字伯玉，乳名阿璋），1874年12月16日，出生于福建候官（现福州市）。1885年，郑孝胥（严复同乡，1882年福建乡试中举）由福建来津投李鸿章，严复（字又陵）让儿子拜郑孝胥为师。在1885年7月18日的《郑孝胥日记》中记有“幼陵以其儿璋未得代师，属余为之暂督，诺之”。严璩于1891年在天津和吕韫清完婚，时年17岁。
1896年严璩已23岁，严复非常关心严璩以后的出路问题，在给四弟严观谰的信中曾提到：“璋儿天性浮动，难以用功，近颇思为渠花二三千金捐一候补主事，入都自图仕进。渠之天质，酬世为优，而不能似其父之攻苦，赶早听其入世，自谋进身，亦未始非计之得。至西学一端，则京师向有同文馆，但使有志，谋入无难，此兄眼前为子打算如此。所苦这二三千金无从筹措耳。”这一年严璩由天津去英国留学。1900年学成归国，因八国联军攻占天津，严复全家已离开天津，在上海避难。严璩也就到上海任江苏试用通判。转年6月9日清政府授醇亲王载沣为头等专使前往德国，严璩被命为随员“三等翻译官”随行。
1902年2月5日严复在给张元济的信中提及“小儿近在都，住福州新馆（虎坊桥），然无所事”。直到1902年春，严复由天津到北京任京师大学堂译书局总办后，严璩开始到译书局任职，并与严培南、林琴南合译《伊索寓言》。任职不久，严璩开始走上官场仕途，到了法国，任驻法使馆的参赞。1905年，严璩奉派去越南检查商务及人头税等事务。1908年严璩以四品京卿和道员官阶调任广东全省电政监督。1909年，宣统元年严璩以二品卿衔大员，受到“特恩”回福建做“财政正监理官”，这时严璩还不到三十五岁。
民国成立后，1913年严璩回到北京，以财政和洋务专家的资格，在财政和盐务部门担任要职，任长芦盐运使，并兼财政部参事、公债司司长等职。1915年8月5日严复在写给熊纯如的信中，提到“小儿璩在长芦盐务稽核所”。
1919年7月起，严璩多次到山东济南等地出差，拟调济南。11月24日严复在给三儿严琥的信中提到“大哥已为盐署所留，不赴济矣”。改任北洋政府财政部次长兼盐务总署署长。
1921年以后，严璩曾三度任北洋政府的财政部次长、全国盐务署署长兼盐务稽核总所总办等要职。1924年北洋政府许世英组阁时，财政极端困难，财政大权操在帝国主义者手中，他们攫夺中国盐税、关税两大财源。当时中国财政有两个“太上皇”，一是盐务稽核所洋总办英人丁恩，一是海关总税务司英人安格联。许世英由杜锡珪（海军总长）通过同乡的关系找了严璩，要他出任财长，他先坚辞不就，后因众意殷恳，无法固辞，只得答应以次长代理部务（财政总长由许世英以国务总理兼摄）。到职之后和洋人几经周旋，把关税和盐税划还外债赔款后，将所剩之款（关余和盐余）为抵押，发行了民国十三年春节国库券八百万元。
北伐后期，王宠惠由南京突来一电给严璩，电文仅十个字：“新居将成，余屋尚多，速归。”暗示严璩南京国民政府将要成立，政府中职位尚多，赶快到南京来。严璩是领会此意的，但他当时仍留恋着北方，不肯走。他当时耽于赌博，受赌棍的欺弄，弄得财产输得净尽，为抵偿赌债，被占去了他和严复合买的坐落在北京大阮府胡同的一部分房屋。最后他也不得不去南京向国民政府谋求职业。
1929年孙科任行政院院长时期，严璩到南京担任国民政府财政部次长，这是他第四次任财政次长，但这次他只做了十八天的次长，就因财政部为宋、孔两家所垄断而离职。
1933年严璩寓居上海，时年59岁，经济情况困难万分。上海沦陷，接济中断，严璩无力撤往内地，滞留上海，被日寇盯上，这时替日寇拉线的汉奸们，打算拥他出来做伪财政部长。他们派人接近严璩，故意献殷勤，想从经济上拉拢严璩。他们借口有个朋友到内地去，留下一幢花园洋房，愿意借给严璩住。严璩不知是计，就搬进洋房。接着汉奸与日寇轮番来动员严璩出任伪财政部长，并威吓说若拒绝出任，就不得借住此屋，并且还可能有其他危险等语。严璩为了躲避与日寇见面，每天清早就跑到他的同曾祖父的妹子处，打纸牌混日子。并告诉她说因汉奸相逼，来此避难，表示宁死不干伪财政部长。此时，严璩年近七十，又有极严重的哮喘病，身体每况愈下。日寇见严璩宁死不肯出任伪财政部长，就在一个刺骨的冬日，将严璩赶出洋房。饥寒交迫的严璩卖尽家中值点钱的东西，也只租到了一个亭子间的楼下——二房东的洗澡间，他的床板就放在二房东的澡盆上。入夜，二房东洗澡时，就将严璩赶到大街上。几番折腾，老人已奄奄一息。1942年冬天，严璩带着一身傲骨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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