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今年的水情格外多。
7·20郑州特大暴雨的灾情还历历在目，山西又深受水情困扰。
10月份京津冀地区降雨比往年偏多2至5成。水务部门通报，近期上游子牙河系、大清河系有洪水入境，境内子牙新河、大清河、马厂减河等河道持续高水位运行，秋季防汛形势不容乐观。我市将防汛应急值守机制延长至10月底。各部门科学、周密开展防洪防汛的准备。
这不禁让我们想起，海河治水的历史沿革，勾起半个多世纪前那些有关水患的记忆以及那场至今让人难以忘怀的抗洪战斗……
自古海河多水患
一打开天津地图，人们就会发现，在天津市区的中轴线上，有一条蜿蜒贯穿全市的蔚蓝色的飘带。这，就是天津的母亲河——海河。它全长74公里，从上游三岔河口，蜿蜒伸入天津东部渤海湾。
作为中国五大水系之一，海河水系复杂，九河下梢的天津，自古以来，每到汛期备受水患侵扰。解放前，津城经常洪水泛滥，万千百姓流离失所。
据史料记载，1404年至1948年五百年间，天津有记载的水灾就有72次。1604年(明万历三十二年)、1801年(清嘉庆六年)天津遭遇过两次特大洪水，前者是东门外海河决堤洪水上岸；后者是西门外、南运河决口洪水淹城。尽管天津建城时尽量选在了高处，洪水还是爬上城墙，最高时爬到第24层墙砖，水深最大值将近4米。可以想象，那时的天津城，就像是是海河平原上泡在“海”中的一座“孤岛”。
20世纪，天津遭遇过两次特大洪水，一次是1917年，一次是1939年。
亲历过1917年那场大水的人，如今已难觅踪迹，只能从当年媒体上找到一些相关描述。
当时的《北京时报》报道：“天津各水陡涨，沿河一带村庄尽成泽国……南运河决口三处，天津所属岌岌可危，食粮薪炭饮水一概缺乏。西南关外以至南开、南市、日本租界处，一概水没胸膛，数十万遭水难民，扶老携幼，惨不可言。”
《申报》写道：“天津灾情之重为历来所未有，就全境而论，被灾者约占五分之四，灾民约有八十余万人……查水之始至系在夜半，顷刻之间平地水深数尺，居民或睡梦未觉，或病体难支，或值产妇临盆，或将婴儿遗落，老者艰于步履，壮者恋其财产，致被淹毙者实有二三百人，而其逃生者亦皆不及着衣，率以被褥蔽体，衣履完全者甚属有限。”
1939年7月的那场大水，留存下不少当时的照片。那年夏天的7月下旬，天津闷热，山西方向、太行山脉连日暴雨，出现洪水。据当时天津水文专家们估计，洪水一个月后才能到达天津，一周后即可消退。不曾想，洪水迅速地冲到眼前，排山倒海般压向天津，天津人匆忙应战，无奈战线太长，1939年8月20日，陈塘庄大堤崩溃，洪水顿时冲入市区，日、英、法等租界全部被淹，老城里、南开、南市等地都被泡在水里，南市一带水深处竟达二三米。随后天津地区也是大雨滂沱，连降十日，更加重了灾情。
▲1939年8月，天津法租界被淹场景
▲1939年8月,天津和平区西开教堂前被淹场景
原天津市记协秘书长、天津日报摄影记者张连璧，今年已年过90。作为1939年水灾的亲历者，他回忆说，那水大得令人眼晕，汪洋一片，什么也看不见，好多房子淹泡时间一长，就慢慢倒塌了。人们被困在水里，只能找个周边地势相对较高的地方躲避。张连璧至今记得那时挨饿的滋味，洪水漫天遍野，连棵野菜都挖不到。9岁的他带着5岁的弟弟拿根竹竿，竿头儿上钉颗铁钉，整天在水边上转悠，盯着水中的漂浮物，无论漂来什么，只要是能够吃的，哪怕是半个烂瓜，也立刻用竹竿把它拦住，捞上来想办法赶紧煮煮吃了。
当时在津的一位日本摄影师拍下了有关这次水灾的记录，还出版了一部影集《天津水灾记念写真帖——天津居留民团》。翻开影集，当年的惨像让人触目惊心：很多平房在洪水中仅露尖形房顶；老中原公司的门前竟是一派船来舟往、百舸争游的景象……
当时天津被日军占据，但英法租界仍保持着相对独立。在这种半殖民统治下的城市根本难以形成有效的抗洪机制。从1939年8月洪水进城，直至10月初方才退尽，市区80%被淹，死亡人数上万，数十万灾民流离失所。城市面目全非，四处一片死寂。电力供应不足，企业停产，洋烛、手电、油灯成为最重要的物资。无良商人更是发起国难财，洪水过后，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加之防疫落后，疾病肆虐，情景愈发惨淡。这次灾难成为老天津人记忆中难以抹去的伤痛记忆。
▲1939年8月，天津中原百货门前被淹场景
1963，两个半楼高的大水来势汹汹
1963年8月，海河流域西南上游地区特大暴雨连降7日，平均雨量超过500毫米的面积多达43000平方公里，其中局部地区雨量2050毫米，创中国内地最高纪录。整个华北平原平地行洪，水量超出所经大小河道总泄量的10倍，而其最主要的一条自然出路，竟然只有天津的海河。
这场大雨，给天津带来的洪水压力，远超1939年那场大水。
1963年8月1日，《天津日报》第三版左下角登载一则标题为《8月中旬将有大雨》的消息：“天津气象服务台发布8月上旬天气预报如下：本旬有两次较大的降雨，第一次在1日到3日，第二次在8日到10日，局部地区可能有暴雨。另外，在6日左右，有一次局部地区的雷阵雨天气……”
报纸上这则不起眼的气象预报在当时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但这则消息很可能就是关于1963年海河洪水灾害最早的预告。当天，河北省就召开了全省抗旱工作电话会议，会议刚刚结束，河北省的一些地区就开始下雨，在接下来的几天，一场罕见的特大暴雨在8月上旬沿太行山东侧而至，伴随着暴雨而引发的洪水惊天动地。
据《20世纪中国水旱灾害警世录》记载：海河流域的这场大暴雨，强度之大、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总降水量之大，均达到海河流域有文字记载以来的顶峰。降雨从8月1日开始，10日终止，绝大部分暴雨集中在2日到8日。7天累积降雨量大于1000毫米的面积达15.3万平方公里，相应总降水量约600亿平方米，洪水径流量也达到了300亿立方米。当时海河南部的暴雨中心，7天降雨量高达2050毫米，创中国内地7天累计实测雨量最大纪录。
暴雨造成海河上游40多条支流相继山洪暴发，大小支流频频漫决，一批中小型水库纷纷垮坝失事，洪水通过京广铁路进入平原地区，直逼天津。
从8月9日开始，《天津日报》上开始不断出现防洪抗洪的大幅报道。
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防汛指挥部，对海河流域南系罕见暴雨洪水极为关注。8月11号，国务院批复了中央防汛指挥部呈送的“关于当前海河流域水系特大洪水处理的紧急请示”，确立了“保卫天津市，保卫津浦铁路，尽量缩少灾害范围”的指导方针。
8月14日，《天津日报》头版刊登中共天津市委、市人委发出的防汛抗洪紧急指示，号召全市人民动员起来，向洪水展开顽强斗争。
“万众一心，英勇顽强，战胜洪水”成为鼓舞人们防汛抗洪的响亮口号。
▲《抗洪》纪念册——天津市防汛指挥部1963年印制
天津保卫战 众志成城、动用一切力量保住天津
1963年，天津还是河北省省会，省委开会介绍灾情，通报洪水水量远超1939年，布置如何贯彻中央防汛指挥部抗洪方针。当时天津日报摄影记者张连璧在场，听到领导讨论洪水的情况，他的第一反应是有点不相信：“领导们说，这个水要都到天津来，水要是灌了，水大的程度有两个半百货大楼那么高，水就这么厉害。我开始不认为那么大，这个月份已经离立秋不算太远，有那么大水吗？”
当时不仅是他，很多人都不相信。张连璧逮着一个随军用直升飞机空投救灾物资的机会，飞到空中去拍摄天津城市周边的灾情。一出城区，张连璧目瞪口呆。飞机飞了一个小时，所到之处都是一片汪洋。张连璧从飞机上看到，树在水面上只能勉强露出树梢。他含着泪水摁动着快门，儿时对1939年大水的可怕记忆涌上脑海。“当时脑子里对洪水的认识只能想到一个形容词，就是“凶猛”。领导们没有说瞎话，必须立刻采取多种措施抗洪，要不，天津就该保不住了！”
根据抗洪方针，为减少洪水灾害损失，要采取分洪、蓄洪、导洪入海等综合措施调度洪水，分散洪水。根据部署，要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
8月19日，中共天津市委再次发出给全体党员的第二封信，题为《迎接更艰巨的斗争，坚决战胜洪水》，广大党员干部和工人、农民、学生等各界群众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奔赴抗洪前线。全市先后近100万人参加了抗洪斗争，其中50万人开赴抗洪前线，守卫着长达300公里的堤防。
冲锋在最前面的是部队官兵。为保天津市区安全，上游地区主动扒开了一些滞洪的口子，天津附近南运河小关村处扒开了东堤，同时炸开独流减河南堤，把洪水泄入团泊洼、北大港，然后爆破拦海大道，把洪水导入渤海。
如今，已过90高龄的张连璧老人，始终清晰地记得近60年前的场景。当时，张连璧在抗洪一线，拍摄了许多“泄洪入海”、“人墙护堤”的照片。“每个战士都是光着膀子，在大堤上战成一排，挨着的两个人胳膊挽在一起，这个场景就是人护堤，人当堤用。都在水里站着，需要多久站多久……”
▲张连璧拍摄照片《人墙护堤》
▲张连璧拍摄照片《泄洪入海》
在各河段加固堤埝的主力，是当时各企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
何志华，当时24岁，是天津市第一机械工业局第五内燃机配件厂机床维修组组长。厂里召开完抗洪动员大会，何志华第一批报名，上抗洪前线。“根本不用厂里动员，大家都是抢着报名上抗洪前线，觉得这是一个光荣的任务。”报名的第二天，他就接到了去一线抗洪的通知。包括何志华在内的50名同事在在海河的中心广场检阅台前集合。单位领导送他们登上了汽车。“我记得都是解放牌的车送的。集结出发很快，也没什么准备，主要扛上抗洪的工具。我就带了茶缸子、雨衣、塑料布、毛巾、绳子，牙膏都没来得及带，脸盆也没带，累赘。”
当时，每个单位负责不同的河段，何志华和工友们被分在独流减河西郊小南河一段。任务就是加固这一段的河堤堤埝，防止决口。
一到抗洪前线，并非立刻投入战斗，而是要先找个安全的、可以落脚的地方。距离堤坝10米开外的地方，积水不深，大家用竹竿和塑料布搭起了简易的临时大棚房，找来稻草垫在地面上，再铺上塑料布，50个人挤在一个大棚房里。简单安置下后，就是立刻解决吃饭、喝水的问题。在住地，大家拿铁锹挖了一个半米见方的坑，水就冒上来了。头两天，现场没有烧水工具，大家就用自己的茶缸子舀坑里的水喝。中午吃饭，厂子里的后勤车开来，车上有每个职工家属做好的饭，饭盒上写好名字，分发给大家。当时何志华还没有成家，他拿到的是母亲做的炸酱面，虽然是鸡蛋炸酱，没有放肉，但越吃越有干劲儿。
接下来就是紧锣密鼓地干起来。
具体干什么活？搭土牛！就是把体积较大的、相对干燥的土块，搭到堤埝上加固。所有的人在现场一字排开，队伍与河堤垂直，大家由远及近，一个人一个人相互传送大的土块。说是土块，其实是泥块。当时河堤下都有渗水，大家同样都是泡在水里。那场景，何志华始终记忆犹新：“底下都泡着，开始水少，越到堤这水越深，最后渗的水都到肚脐眼了。远处那边努力刨那么大块的泥，大块泥一沾水都不成个儿了，人站在水里，从后往前传，传到堤那儿基本就那么一小块泥了。我们都跟泥人儿一样，光着膀子，穿着大裤衩。每天现场有个大喇叭，广播天津第几号洪峰要几点到天津，大伙注意。洪峰一来水不能淹。土牛不能断，土牛一缺，就立刻开始干，无论什么时间。”
白天还好，晚上干活没有灯，大家只能摸黑劳动，有时候没站稳，整个人就陷在泥里，皮肤划伤、擦伤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何志华说，他们厂这50个人，从来没倒过班，所有人都是连轴转。谁实在顶不住了，就去棚子里歇一会。有时好不容易能休息会，也根本睡不着，一来惦记着工友，二来渗水的泥地非常潮湿，蚊虫很多，直往身上扑。所有人都是裹着雨衣，捂严实了才能勉强入眠。
就这样坚持了一个月，哪怕身体不适，何志华也没有一天离开过抗洪一线。
今年79岁的陈近喜，同样参加过1963年的抗洪，当时21岁的他，是天津起重设备厂的一名工人。1963年8月中旬，他跟着厂里100多人，也奔赴了抗洪一线。他们的抢险点位是红桥区千里堤一带。千里堤起自子牙河左大堤，止于格淀大堤（津霸公路），与杨庄子横堤（西横堤）、唐家湾大堤一起组成天津市西防洪的最后一道防线。
陈近喜接到的任务也是在大堤下挖泥，然后往上传，传到堤上加固堤埝。陈近喜年轻，体格壮，就站在大堤下水最深的地方，1米76的身高，他整个人从胸口以下都泡在水里，挖泥就得往水里扎猛子，在水里一挖就是10来个小时。现在回想起当时的场景，陈近喜并没有强调当时的条件艰苦，反而记得那么一个有趣的细节：“当时在抗洪一线的都是男同志，只有远处扎营的地方有个别女同志来帮忙做饭和医疗保障。我和几个工友，整日泡在水里，抗洪没两天，身上的粗布短裤就在水里泡烂了。当时来抗洪集合时，走得急，只带了一条换洗短裤，要是换上干净的，过个一半天也泡烂了可怎么办？无奈之下，大家伙决定，就干脆光着身子站水里干活。等到临上岸时，就用泥把下半身都呼住，以防碰到女同志。跑到营地里再清洗，换上干净衣服。”
一个小细节，既能窥见抗洪一线的艰苦，也能体现出当时大家众志成城的乐观心态。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那时，天津城个个都是“将”，不管洪水多猛，都要把它挡住。在党中央、国务院统一指挥下，华北800万军民团结一致奋战洪水，天津各行各业，全都扑向抗洪一线。
▲各路抗洪大军在抗洪一线积极抢险的火热场景
保天津、保铁路，静海20万人连夜转移
经历过或者研究过1963年天津那场大水的人，提起当时的故事，都会不禁感叹一句：那年抗洪，保天津，静海做了很大的牺牲。
是的，这是共识，更是事实。
杨伯良，1957年生人，静海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天津市作家协会签约作家，现任天津市静海区作家协会主席，退休前是中共静海区委办公室副处级干部。小时候亲历了抗洪和人口转移；工作时，研究过不少静海县志历史；晚年退休后，从事相关内容的写作。从自己的人生经历到工作际遇，他对1963年抗洪，有着深刻的记忆和了解。
▲杨伯良
1963年杨伯良6岁，一家5口住在当时的静海县静海镇韩家口村。当时他家的房子，离门口的南运河不足100米。当时的南运河，河水离河堤最高点只有不到半米，眼看着就要决口。杨伯良回忆说：“当时8月6号下大雨，一直到8月9号，三天一直没停，当时静海西北部的洼全都漫了，因为从上游漳河、卫河，子牙河西和大清河西下来的水，白洋淀的水盛不下了，千里堤的水挡不住了，洪水就奔咱这了。如果不泄洪，上下游都保不住。洪水已经到了非常严峻的时候呢，国务院开会，组织了北京军区、河北省委、天津地委，包括沈阳军区、山东那边部队领导到天津开会，研究怎么泄洪。”
经过研究部署，当时的泄洪共分三步，而且是多点位爆破。8月14日独流减河南堤率先扒开，向大三角分洪。后续的近半个月里，接连在子牙河段堤村实施爆破，向文安洼分洪。在津浦铁路25孔桥南运河堤实施爆破，向团泊洼分洪。在马厂减河大堤爆破向北大港分洪，炸开南大港海挡，让洪水漫流入海。同时，在南运河张村爆破，通过横穿铁路的东风渠泄洪。
在泄洪之前，得先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当时，静海县尤其团泊洼一带面临决口的严峻形势，当时研究决定所有受灾的村和泄洪区里的群众都进行转移。根据河北省天津地委指示，静海县委召开紧急会议，研究部署按地区，分公社，以大队为单位，有组织地动员灾民的转移工作。当时全静海在泄洪区里涉及迁移的就有20万群众，将分别安置到武清、安次、宁河宝坻蓟县香河、霸县、黄骅、青县、天津郊区等兄弟地区的121个公社148个生产大队。
确定了转移的基本方向，第二是确定转移抢救的顺序：先人后牲畜，再粮食、物资，然后再根据时间抢收已熟或将熟的庄稼。
转移，说起来容易，真动起来，太难！当时，静海县所有机关的干部都下派到各个村，和村大队的党员一起，分门别户地去各家做动员。当地百姓舍不得走，毕竟是住了多少辈儿的房子。杨伯良亲眼看到，有的村民，跪在地上求来的干部，不要让自己迁走，干部就干脆坐地上，给村民讲洪水的险情和保天津、保铁路的形势大局，“要是不有序泄洪，整个天津城都淹了，整个城市都没了，静海也肯定受到牵连，到时的损失不可估量”。
8月17日，大转移集中开始。当时杨伯良一家要跟着转移到河北廊坊。大家拉家带口，只带上随身的细软，趟着水，奔向火车站，当时所有的火车都挤满了人，拉人的车、拉货的车一列列往外开，谁也不知道要被拉去哪，但是跟着组织走，服从安排就对了！
在1963年10月9日，静海县三级干部生产救灾大会上，时任静海县委书记崔涛的报告中，有这样的一段话：
“在上级領导，兄弟地区及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几天之内完成了20万人、1万多头牲口的抢救任务。……由于我们爭取了主动，行动迅速，赶在洪水前面，有領导、有计划地组织群众转移，全县没有有因逃不出来淹死1个人，1万几千头牲口也脱了险，并抢出許多財物，这是个了不起的胜利。正如群众所说：今年水这么大，来的这么快，要不是这个社会，要没有党的领导，不知要死多少人呢！是的，这就是我們工作的总結。这么大的洪水，20万人大搬家，人人得到安全转移，这在旧社会是根本办不到的。”
奏一曲抗洪凯歌
快板书《抗洪凯歌》：
……
保铁路、保交通，
坚决保住大天津，
不战胜洪水不收兵。
全市人民齐响应，
立刻武装就行动。
红旗滚滚映日明，
抗洪大军出了征，
党政领导挂帅做先锋，
这战鼓咚咚号角鸣，
向洪水进攻打冲锋
……
这是一首名为《抗洪凯歌》的快板书，作者是原天津市曲艺团副团长、著名快板书表演艺术家李润杰。1963年抗洪期间，李润杰和他所在的市曲艺团的常宝霆等人一起也冲在一线参加抢险。而这首《抗洪凯歌》正是在“战地”创作的。
▲李润杰表演快板书
天津相声演员王佩元当时只有14岁，是市曲艺团的少年训练队的学员，拜相声名家常宝霆为师。由于年纪太小，他只能作一些后勤保障工作。王佩元始终忘不了当时的场景。“后方支援，送馒头、送米饭，馒头烤成干的，熬好大锅菜，装着车，送到子牙河给老师们吃。老师们都感觉是一种光荣，回来一个个都精神百倍，别看皮肤黑了，人瘦了，磨起茧子了，负伤了，都没事。尤其我的老师常宝霆先生，那么瘦，也扛着麻包在堤上走，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就是战天斗地。”
当时这些上抗洪前线的演员们，既是战斗员，也是宣传员。8月下旬，洪水的迅猛势头刚有所减弱，他们就开始战地慰问表演。河堤下废弃的木船，翻扣过来，船底就当成舞台，演员站在船底上演出。也是在那时，李润杰创作出了脍炙人口的《抗洪凯歌》。这个作品，把抗洪艰苦的情况用乐观的心态表达出来，感染力强，通俗易懂，容易引起共鸣。在抗洪战地一唱，立刻就火了起来。
当时这首作品不仅在抗洪一线广为流传，广播电台也循环播放，市曲艺团所有的演员几乎都会唱，后来也成为快板书演绎的经典作品。直到如今，王佩元说起这首《抗洪凯歌》，依然能脱口而出。
经50多天的艰苦奋战，天津外围300多公里的长堤守住了，市内安然无恙。最终，党领导人民众志成城，打赢了这场轰轰烈烈的抗洪斗争。
▲1963年秋，海河中心广场，天津市庆祝防汛抗洪胜利大会
近一甲子过去了，如今，亲身经历过那场抗洪斗争的天津人，都有着各自深刻的记忆和感受。
作家杨伯良近期正在筹备新作《激浪滔天》，就是以1963天抗洪为基础创作的纪实文学作品。在题记中，有这样一段话：“1963年8月上旬，洪魔再舞，恶浪滔天，一片片庄稼淹没，一座座村庄被冲毁，华北平原成了一片浑黄的海，水量超过1939年两倍，天津危急，津浦铁路危急……然而，在共产党领导下，军民合力，用意志和血肉筑成了钢铁长城，一场惊心动魄的保卫天津，保卫津浦铁路的抗洪战役就此展开。……”
王佩元的妻子胡榕，小时候就住在和平区黑龙江路，距离海河边就一个路口。那个时候，她的奶奶每天晚上都领着他到解放桥海河边去看，她形容当时的场景是“水浮沿浮沿的”，总感觉快要溢出来了。但是奶奶总说，肯定上不来，因为有党。面对洪水，让她印象最深的是天津人民对党的信任。
“没有恐慌”——这也是何志华参加抗洪抢险最深刻的感受。退休后，何志华搞起了收藏，现任天津市文博学会民间收藏专业委员会会长。他收藏了不少关于天津水患的资料。他时常拿出1939年水灾时天津的照片，和1963年的作对比。每当这时他的嘴角都不禁露出笑意。参加1963年的抗洪救灾，也始终是他的人生中特别值得骄傲的一件事。“不光是我，也不光是我们厂，是各行各业齐心协力，整个天津市的老百姓在党的领导下，众志成城。而且水那么大，没淹天津，市场没受影响，物价没波动，商业都有序。”
原天津日报摄影记者张连璧已经有近70年党龄，他在回忆录里这样写道：“这次抗洪，中央很正确的指出抗洪斗争的紧迫性、必要性，要求各级干部都支援抗洪抢险工作。我们党为人民，为了老百姓，为了这座城市不受灾，老百姓不受苦，我们采取了各式各样的措施，来保护天津，保护这座华北地区重要的工业城市。共产党始终和老百姓站在一起。”
根治海河 津城河清海晏
为了宣传抗洪巨大成就,弘扬伟大抗洪精神，总结抗洪救灾的经验，当时的河北省委决定在天津市举办“1963年抗洪斗争展览”。同年11月12日，毛主席路过天津，听取了河北省委准备在天津市举办抗洪斗争展览的汇报，省委领导请求毛主席为展览题词。11月17日，毛主席挥笔写下了“一定要根治海河”七个大字。
▲1963年11月17日，毛主席题词“一定要根治海河”
张连璧说，“一定要根治海河”的号召，堪称是天津人民的福音。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党中央、国务院经过认真研究，周密部署，先后动员了北京、天津、河北、山东亿万人民，展开了一场持续十多年的千军万马治海河的伟大战役，在海河流域开挖子牙新河、永定新河、海河和独流减河等通海河道，加宽改造各支流河道的配套工程，兴建水库拦洪蓄水。通过蓄泻兼顾，从根本上改变了海河流域灾害的历史面貌。其战略部署从海河流域的上游，一直到海河的入海口。从此津城告别水患。
▲海河治理前后对比
到1979年，大规模根治海河的工程基本完成，海河流域上游地区续建、扩建、新建起截洪作用的大中型水库30多座；海河中下游地区开挖子牙新河、滏阳新河、永定新河和漳卫新河等53条骨干河道，总长度3641公里；同时修筑防洪堤3260公里。到2000年，海河全流域各主要河流上兴建大中型水库1900多座，其中大型水库31座，总库容294亿立方米，控制山区面积85%，控制海河流域径流量95%。
如今，海河蜿蜒穿城而过，游船随波逐流，两岸旖旎风光尽收眼底。当年的那首抗洪凯歌，正是党领导人民走向幸福生活的热忱礼赞。
记者 | 李姗
编辑 | 程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