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挥家余隆带过无数名家名团，第一次指挥学生乐团，一向直来直去的他却不知所措，甚至小心翼翼起来。
小提琴家李伟纲很熟悉余隆雷厉风行的风格，看完排练也很惊讶，调侃老友，“是不是有点难受啊？”余隆笑说，“学生是需要呵护的，所以我特别当心，就怕说错话。”
这支乐团就是天津茱莉亚管弦乐团。12月9日，在余隆的执棒下，70余位“90后”“00后”联袂，为天津观众献上了马勒《第四交响曲》，朝气蓬勃、能量爆棚的演绎，让人过耳难忘。
创建于2020年，天津茱莉亚管弦乐团主要由天津茱莉亚学院两个专业——管弦乐表演、室内乐表演的研究生组成。虽然才诞生不久，乐团却已有完整的音乐季——在2021-22音乐季，乐团将与多位知名指挥合作，举行8场音乐会，甚至还有全国巡演计划。
余隆执棒天津茱莉亚管弦乐团演出马勒《第四交响曲》
余隆和乐队首席李现宁握手
保驾和护航
在马勒的交响曲里，“马勒四”是编制最小、最像室内乐的一部，很适合有朝气、有冲劲的年轻人来演。
徐睿锋坐在圆号首席的位子，“马勒四”在圆号的戏份上很足，需要花大量时间练习，还有很多独奏的部分。
第一次和余隆合作，他很紧张，排练下来却发现，余隆没有传说中的严厉，堪称和蔼可亲，“他能发现我们平时注意不到的细节，而在比较自由的部分，比如第一乐章最后圆号自由抒情的部分，他也非常相信我们，让我们自己发挥，他跟着我们走。”
“他的排练非常精准、非常高效，大家全神贯注，进步很快。”乐队首席李现宁说。这位韩国姑娘在家乡就听过余隆的名字，没想到有一天，两人会同台合作。
“乐团和指挥的关系很微妙，不同的指挥在上面，乐团的氛围、乐团的声音、乐团的反应程度，都会发生变化。”单簧管教师周相宇观察，余隆这次来，是乐团状态最佳的一次，大家的专注程度，对于指挥要求的音乐的执行力，都是最强的。
“马勒四”演完后的谢幕上，李现宁和徐睿锋频频被余隆点将起立，向观众致意。显然，他对这两位首席的表现也很满意。
“能够准备到这个程度的学生乐团很少见，每次排练，你是可以跟他们讲音乐的。”余隆坦承，别说学生乐团，很多职业乐团排练第一天，指挥都在处理基础工作，诸如节奏的问题、音准的问题，但面对这支乐团，他无须多言，可以迅速切入正题。
“晚上9点就睡觉了，没那么多事要干。”来了天津后，余隆身心愉快，整个人都柔软了起来。
学生准备功夫做得足，得益于老师们沉浸式的教导。
弦乐、木管、铜管、打击乐……在余隆来之前，老师已经带着学生进行了好几轮分声部排练。周相宇负责木管声部，作为上海交响乐团曾经的一员，他对马勒的作品并不陌生，“我们都演过这些作品，而且是和不同的指挥合作，每个指挥的处理不一样，我们会带着学生针对性地练习。所以余指来时，大家是有准备的。”
带领整个乐团合奏时，余隆又惊讶地发现，从学术院长到主课老师，人人都端着一本总谱坐在台下听排练，为学生及时给出反馈，适当提出建议。这在其他音乐院校，很少见。
他的脑子里很快冒出“nursing”这个词，“我们习惯用‘培训’，里面有个训字，要训导，‘nursing’更多的是呵护，是保驾护航。”余隆感叹着，这些学生毫无疑问是非常幸福的，不只因为学习环境好，更因为老师们对他们呵护有加。
因为要开管弦乐表演专业，天津茱莉亚学院艺术总监兼学术院长何为曾向一位专门训练学生乐团的美国指挥家取经，问他的学生为何对乐团如此重视，对方回答的第一点是，主课老师参与，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何为很快将这份经验移植到了天津茱莉亚。
“一对一上完主课后，老师也想看看学生在乐队合奏时还有什么能提高的，回去上主课，再做出更切合实战经验的调整。这是一个非常良性的循环。”何为笑说，主课老师的到来，还会带来心理上的变化，“学生马上坐直了，精神高度集中，状态完全不一样。”
不只是陪练，老师们也会定期坐进乐团，和学生们并肩作战，同台演出。
这次演马勒，台上就有长笛教师盖尔盖伊·伊采什、单簧管教师周相宇、巴松管教师小山昭雄、小号教师谢尔盖·图特金、竖琴教师黄立雅的身影。
周相宇坐在单簧管首席的位子，同台的还有他的两个学生——原本，首席的位子属于他的另一位得意门生，因为学生身体欠佳，木管的分量又重，周相宇顶了上来。
“能让学生吹首席，我们基本都让学生吹，老师一般吹三或四的位子。”周相宇强调。
老师并肩作战，学生的进步很明显，“很多时候，说没用，得靠听。这个地方怎么吹声音最好，老师会凭经验去判断，他们听到了，就知道怎么处理了。”
“一下子就明白了！”9月，在天津茱莉亚管弦乐团新乐季的开幕音乐会上，徐睿锋和主课老师、圆号演奏家韩小光同台演出了德沃夏克《第八交响曲》，那些在琴房里听不明白的道理，经老师现场吹奏一番，瞬间豁然开朗。
更重要的是，老师们不仅奋战在教育一线，也始终坚持在演出一线，舞台也是他们给学生上课的课堂。5月，韩小光受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之邀演“马勒五”，徐睿锋和其他圆号同学专门跑到北京去听，兴奋极了。
余隆和天津茱莉亚管弦乐团排练
余隆和天津茱莉亚管弦乐团排练
造血和输血
2020年9月以来，天津茱莉亚迎来两届共70名研究生，其中，国际学生占43%，来自11个国家。
针对中国的现实情况，研究生部量身定制了三个稀缺专业——管弦乐表演、室内乐表演、钢琴艺术指导，前两个专业的学生构成了天津茱莉亚管弦乐团的主力军。
成团以来，乐团先后与陈琳、张洁敏、邵恩、程鉴楠、林大叶、余隆等指挥家合作演出，在舞台实践中迅速成长。有意思的是，乐队首席并不固定，而是根据曲目风格、学生所长，采取轮换制。像韩国姑娘李现宁，已经当了四五次首席。
“你要知道，指挥永远是对的。”向学生传授经验时，周相宇会说，乐团强调合作、纪律性强，大家要服从指挥，甚至牺牲个人对音乐的理解和处理，才能拧成一股绳向前进。
“在琴房练得再多，你也不知道你的声音和其他人的声音怎么平衡，一定要在台上真枪实弹地练，在实战当中发现问题。”
在学生时期就体验到职业乐团的工作方式，提前“练兵”，在周相宇看来，也有助于他们 “试错”，摸清未来的择业方向，“不能进了乐团才发现不喜欢，或者本来可以很喜欢，但因为没接触过，导致择业时走向岔路。天津茱莉亚管弦乐团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他们亲身经历，自己判断，最后走到喜欢的路上去。”
2021年5月，天津茱莉亚的第一届研究生就要毕业了，何去何从，近在眼前。
如果不再继续深造，李现宁有考团的打算，对余隆担任音乐总监的上海交响乐团表露出兴趣。
徐睿锋也想考团。因为能力突出，4月，他受杭州爱乐乐团之邀演出了“马勒一”，10月，他又受广州交响乐团之邀演出了“马勒五”。今夏，在深圳举行的亚历山大（中国）圆号比赛上，他还和三位同学组成“北上广深”组合，斩获青年圆号四重奏第一名。
“面试的时候，对方还在擦松香、在对音，我就知道他能不能拉下去，稍微拉两个音，我就知道他能不能培养、能不能进入乐团。”在天津茱莉亚管弦乐团的学生身上，余隆欣喜地看到，他们已经养成了良好的职业习惯，每一个步骤都在朝职业乐团的方向培养，日后在职业乐团里找到工作机会的几率很大。
职业和标准，是余隆在很多场合反复提及的关键词。
这次排练，有学生记错时间，晚到了。“乐谱没拿，蹭一下旁边人的行不行？不行，没谱就别拉。这个行业不能凑合，因为一凑合，什么都能凑合，今天随意，今后就都随意下去了。”余隆“借题发挥”告诉年轻人，乐队就像军队，是有纪律的，以及什么是职业、什么是标准。
演出前，余隆还和学生对谈，探讨了职业规划的问题。李现宁问到了职业乐团对乐队首席的要求，余隆说起了郎朗的故事——鲁宾斯坦曾说，一个优秀钢琴家立时三刻被拉起来演出，手上至少得有20部钢琴协奏曲，郎朗说，他能演27部。
“优秀的乐队首席和优秀的独奏家一样，需要储备相当大的曲目量，具备相当全面的能力，从巴赫到勃拉姆斯到马勒，要一秒钟切换到任何作品要求的演奏模式。”徐睿锋对这个故事印象深刻，认为不只是乐队首席，对任何一个音乐人来说，这一点都尤为重要。
“现在中国有70余支职业乐团，天津茱莉亚开设管弦乐表演专业，是非常具有远见的。”余隆认为，独奏家凤毛麟角，绝大部分音乐学生未来是要往交响乐团或室内乐团走的，“学生在大二就应该分类，到底是往独奏还是往乐团走，甚至大一就能看出来。”
这也是为什么天津茱莉亚会设置管弦乐表演、室内乐表演专业——它们强调音乐家之间的密切合作/合奏，这对国内的交响乐团、室内乐团来说迫切需要，也是国内的音乐教育曾经欠缺和急需突破的领域。
如今，很多中国的音乐院校意识到了这一点，正在转型。在余隆看来，合作/合奏的教育应该成规模、成体系，而天津茱莉亚的教学体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方向、一个更新的借鉴，“这套体系正在为行业造血和输血，在做一个结构性的铺设工程。”
“我们常说第一届研究生是先锋，他们冒着极大的风险来这里，不知道自己要面对的是什么，但他们还是义无反顾地来了。”天津茱莉亚执行理事兼首席执行官卜怡明（Alexander Brose）已经迫不及待看到，明年5月，第一届研究生毕业后的成果，看看他们会如何用音乐为人们搭建“心灵的高楼”。
余隆和坐在台下听排练的何为（右二）、李伟纲（左二）交流
余隆为学生讲解音乐细节
（实习生陈兆宇对本文也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