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3月的一天，天津中日中学教务处和图书馆突然燃起了大火，其中以图书馆的火情尤为严重，一时之间中学内部人心惶惶。
不久之后中日中学再次招生的事后，中学某间教室再次发生爆炸。虽然没有人员伤亡，学校的秩序也被彻底破坏了。
中日中学这两次事故，让天津的中国人们拍手称快。这所中学并不是普通的中日合资中学，而是日本人开在天津的一所奉行奴化教育的学校。
日本人强迫天津的很多优秀教师来此教书，又强迫适龄学生在此读书，以奴化中国人、培养汉奸。因此，这所中学出事，是当时的中国人喜闻乐见的。
纵火也好，爆炸也好，都不是自然情况下发生的事情，肯定是有人组织和实施的。中日中学两次事故背后的组织者是同一拨人，他们有一个响亮的名字：抗日杀奸团。
顾名思义，抗日杀奸团是抗日期间活跃起来的，为刺杀日本人和汉奸而存在的一个组织。1938年到1940年前后，抗日杀奸团在平津两地非常活跃。
不同于传统的特务组织，抗日杀奸团中的成员基本都是学生，而且都是“富二代”、“官二代”。
比如同仁堂药店的大小姐乐倩文、抗日名将孙连仲的女儿孙惠君、抗日名将冯治安的侄女冯建美等。
组织中某些成员的亲人甚至是著名的大汉奸，如伪满总理郑孝胥的两个孙子，以及袁世凯的两名侄孙等。
抗日杀奸团成员
虽然出身名门，但他们没有耽于享乐，而是在日寇入侵之时燃起了自己的热血，愿意抛弃自己的身份为抗击侵略者出一份力。
因而，当时还是学生的他们自愿组成了抗日杀奸团，凭借自己的身份作为掩护，以自己的知识作为力量，展开一次次的刺杀和破坏行动。
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抗日杀奸团由复兴社特务处——国民党军统的前身领导，1938年8月军统成立之后，就转由军统来领导。
也可以说，这是一个国民党领导的学生抗日组织。不过有趣的是，当杀奸团的成员们各奔东西之后，其中加入国民党的人反而是少数，更多的人选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戴笠
根据原杀奸团一名成员回忆，抗日杀奸团成立于1938年1月。在天津松寿里的一个机关中，最早的几名成员举行了宣誓仪式，誓词慷慨激昂：“余誓以至诚参加抗日杀奸团，今后愿在组织领导下积极工作，服从指挥并绝对保守秘密。如有违犯，愿接受最严厉的制裁。”
在军统方面的组织下，抗日杀奸团从训练到实践都有一套非常严密的逻辑，可以让他们在提升任务成功率的同时更好地保护自己。
例如，在加入组织后首先就要学习如何使用炮弹、枪弹；与此同时，他们需要学习内部特有的密语。
结合他们的身份，这些密语大部分设计成与学生相关的东西，例如“枪支”被叫做“书包”，子弹就叫做“书”，“炸弹”叫做“饭盒”等。
抗战时期的学生
抗日杀奸团使用的主要刺杀方式是炸弹爆炸，因而每个人都要学习炸弹制作的技巧。这些学生中不乏有化学出色的人，他们自己用学到的知识进行试验做成了简易炸药，效果甚至超过了传统的黑火药。
后来，他们又逐步试验出了延时爆炸，甚至定时爆炸的方式，为刺杀提供了足够的物质条件。
这些炸弹材料来自于一名德国洋行的仓库管理员，他被学生们的抗日精神感动，借由职务之便帮助抗日杀奸团成员们买到了足够的化学药品，解决了炸弹原材料的问题。
新成员加入组织后，会担任很长一段时间的交通员。交通员的主要任务就是在天津市内分发进步报纸和报刊。
在当时这也是一项需要隐秘进行的工作，一旦被日寇抓住就会被扣押。因而，交通员工作算是对成员们的一种锻炼，让他们在实践中锻炼刺杀必备的能力。
在天津被日军抓住的中国便衣队
成立之初，规模尚小、经验也不足的抗日杀奸团只能执行一些小规模、破坏性不大的任务，例如本文开头所述的针对中日中学的两次破坏。这些破坏并没有给中日中学造成很大损失，但也足以形成一定程度的威慑。
抗日杀奸团最开始的目标主要就是针对建筑物，针对那些投靠了日本人的汉奸企业。中日中学纵火之后不久，抗日杀奸团的主要负责人沈栋和孙若愚就开始计划烧掉光陆电影院和国泰电影院——两家早就被日本人收买，一直在进行毒化宣传的电影院。
沈栋带领着工商附中的学生们准备大闹光陆电影院。他们的原计划是在电影开映前一起打开手电筒冲着舞台照射，以吸引观众们的注意力。
此时，埋伏在二楼的学生们往下撒传单，所有成员就可以趁乱撤离；如果撤离不顺利的话，就引爆银幕幕后的燃烧弹制造更大的混乱，以便于成员们撤离。
抗战时期的爱国学生们
真实行动的事后，却与学生们的计划有一些偏差。二楼的同学们撒传单的时候刚好碰上了影院中场休息，满场灯光大亮，所有的观众都在低头捡传单，这个时候撤离显然太“不合群”了。
灯光熄灭后，由于传单已经派发出去了，影院提升了戒备，学生们没办法顺利撤离，只好执行了预备方案，引爆了燃烧弹，将所有的观众都吓了出去。
预备方案执行时也有一点点出乎抗日杀奸团成员们的预料。观众们都冲出影院之后，成员们引爆了所有的炸弹，结果威力太大，炸塌了光陆电影院的楼板，导致整个电影院变成了一片废墟。虽然没有人员伤亡，但弄出来的动静显然比原计划大得多了。
另一边，孙若愚带领耀华中学的学生们大闹了国泰电影院。他们这边的行动相对顺利，引爆的燃烧弹比较少，没有引起大火和楼房垮塌。
抗日战争时期，由女孩子组成的童子军，前面5岁的小女孩站得笔直，她背着木刀，右手敬着军礼
从大闹电影院的这一次行动中就可以看出，抗日杀奸团的成员们早期无论是计划还是行动多少还是有些稚嫩的，有诸多不完善之处。
不过，在大敌当前的背景下，在满腔热血的推动下，他们成长得非常迅速，很快就执行了第一次真正的刺杀任务。
日寇占领天津之后，为了便于在天津北站和南站之间运送日本兵，曾经特意在两站之间加开了一趟公交车。
尽管为了保持伪善的面具，日本人宣称这趟公交车中国人都可以乘坐，但真正有骨气的中国人都拒绝乘坐。大部分时候，还是日本人和汉奸才坐这趟公交车。
日军在中国开设的公交车
两名抗日奸杀团的成员盯上了这趟实际上的运兵专用公交车。他们事先详细了解了公交车的情况，随后每个人带了四个奶粉罐，在同一时间坐上了线路上的两辆公交车。
在确认车上没有普通的中国人之后，就将自己手上的奶粉罐留在了车上，分别在法租界下了车。
其中一辆公交车在天津市东南角爆炸了，车上的几名日本兵被悉数炸死；另一辆公交车则在终点爆炸，由于当时车上已经没人了，只炸毁了公交车。
总的来说这次行动是很成功的，也是抗日杀奸团的成员们第一次真正通过刺杀的方式杀死了敌人。
“七七事变”一周年时，抗日杀奸团干了另一件大事：火烧日本军事物资仓库。做成这件事的，是组织中的一群小学高年级学生。
77事变的前一天，中国士兵正在卢沟桥巡逻
行动的组织者陈原是天津某小学的校长，他在天津师范学校上学的时候参加了抗日杀奸团。在他的带领下，该小学的高年级同学中有不少人加入了抗日杀奸团之中。
早在“七七事变”一周年之前很久，他们就盯上了日本的军事物资仓库。
天津是中国最早的对外开放口岸之一，距离首都很近，又靠近渤海，水陆交通都非常便利。日本人占领天津后将这里建设成为一个物资输入站和军事物资中转站，他们在天津市内建立了大量军事物资仓库。
这个以小学生为主的抗日杀奸团小组，盯上了所有仓库中最大的一个——天津旧俄国花园的军事物资仓库。
天津俄国花园
人们往往对小孩子不设防，小组成员借助年龄的优势很轻松地就混进了仓库里，找到里面的天津看守和搬运工聊天。
通过看似平常的拉家常，孩子们逐步摸清了仓库的情况，并悄无声息地将炸药和燃烧弹塞进了仓库各个不起眼的角落中。
“七七事变”一周年当天，日本军队正在庆祝“圣战一周年”，防御力量和防守意识都弱了很多。等到执行任务的人员一撤离，这些孩子们就引燃了炸药和燃烧弹，让这个巨大的仓库瞬间火势熊熊。
大火烧了整整六个小时，天津伪政府调来了25辆消防车都没能成功扑灭大火。六个小时后，这个日军华北最大的仓库化为一片焦土。
参与此事的抗日杀奸团成员回忆称，看着熊熊的火焰，他们都觉得这是参加抗团以来最幸福的一天。
随着力量的壮大、经验的积累、刺杀行动的日益成熟，抗日杀奸团开始将目标放到一些真正的大汉奸身上。第一个被他们选中的就是陶尚铭。
陶尚铭祖籍浙江绍兴，出生于日本东京。日本侵华战争之前曾经在南满铁路局和张作霖手下任职。
日军占领东北、华北全境后，陶尚铭得意洋洋地担任了日伪河北政府教育厅厅长和天津教育局局长，大力推行日本的奴化教育。
他在天津、河北等地开办书局，专门印刷日语教材，强制中小学生学习日语。
这样的大汉奸早已成为中国人民的眼中钉、肉中刺。军统也将他列为首要刺杀目标之一，经过详细考虑后，刺杀陶尚铭的任务被交到了抗日杀奸团手中。
抗日杀奸团成员祝宗梁老英雄
学生们经过多日的蹲点考察，了解了陶尚铭的生活习惯：他长期居住在英租界马场道西湖饭店中，但每天下午两点多钟都会离开自己的住处外出办事。于是，刺杀事件就被定在了这个时候。
1938年9月的一天下午，几名抗日杀奸团的成员还原成自己的原本的身份——富家少爷们，在西湖饭店附近假装无所事事地闲聊。
下午两点多，陶尚铭果然乘坐汽车离开了酒店。成员们立刻骑上自行车跟在了汽车后面。当时的汽车车速远没有现在的快，还是以方便、舒适为主，杀奸团成员们都轻松跟上了汽车，一路尾随陶尚铭到了一处人烟稀少且不易掉头的小巷子中。
执行任务的成员立刻快速蹬了几下自行车，由跟在汽车之后变成贴近车窗，随后掏出手枪隔着玻璃对准陶尚铭连开数枪。枪声过后，杀奸团成员们四散而走，迅速骑着自行车离开了现场。
注意到刺杀的普通老百姓们都知道，当时在天津能坐汽车的以日本人和汉奸为主，因而不仅没有拦下这些学生，反而悄悄为学生们撤离让出了一条路。就连巡警们也装作没有看到。
抗日杀奸团成员刘永康
遗憾的是，这次刺杀中学生们使用的手枪威力不够大，穿过车窗玻璃后威力又大大减弱，仅仅让陶尚铭瞎了一只眼睛，当然也吓破了担子。
此后他深居简出，再难让人抓到他的行踪。后来转移到北京居住，直到1967年因病去世。
刺杀陶尚铭的行动不算圆满成功，另一名汉奸则殒命在了奸杀团成员们的枪下。这名大汉奸叫做王竹林，时任天津伪商会会长。
抗战爆发之前他就是天津商会会长，天津沦陷后，很多政府首脑和行会首领不愿意为日本人做事，纷纷选择了辞职；王竹林则几乎迫不及待地做了日本人的走狗。
在原本的商会会长职责之外，似乎是为了“表忠心”，王竹林开始不遗余力地帮助日本人搜刮中国百姓，刮起大小商户的利润时毫不手软。
王竹林
他本人有日本人撑腰，又有多年经营的人脉，所以没什么人敢得罪他，更给了他作威作福的空间。
抗日杀奸团中的许多成员家中也是商户，其中不乏天津市都有名的大商户。通过家里的关系，杀奸团很轻松地掌握了王竹林的行踪，于1938年12月27日晚埋伏在了当晚王竹林吃饭的地方——丰泽园饭庄。
晚上，王竹林满身酒气地走出了丰泽园饭庄门口，就在他快要到达自己的汽车时，汽车旁蹿出了三名男青年，举起手枪对着王竹林一同开枪。
瞬间，三颗子弹就射入了他的身体中。可惜的是，没有一枪打中了要害。
面临着生命威胁，大腹便便的王竹林转身以超越自己极限的速度往饭庄里面跑，边跑边喊：“杀人了！”
抗日杀奸团叶于良
和王竹林一同出来的几人吓傻了，当即四散奔逃而开。这群惜命的家伙没有一个人留下了帮助王竹林，反倒给了奸杀团成员们方便的追击和继续刺杀机会。
没等王竹林跑进丰泽园大门，一颗子弹准确地钻进了他的后脑勺。他沉重的身体应声倒地，三名男青年随之悄悄消失在了黑夜之中。
也许是因为丰泽园饭庄太过热闹了，没有人听到这明显的枪声。等到有人发现王竹林死在丰泽园大门口的时候，他早已经是一具冰冷的尸体，负责刺杀的三名奸杀团成员也早已经远离了丰泽园。
毕竟是商会会长，王竹林之死还是引起了轩然大波。第二天，天津各大报纸纷纷报道了这一消息，各个商户以及天津的百姓们拍手称快；日本人则勃然大怒，毕竟培养这么一只“忠犬”也不容易。
因而，日伪勒令天津警方迅速侦破此案。警方慑于日本人的军事力量倒也不敢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不过他们最终也什么都没查出来。
祝宗梁回忆暗杀王竹林经过
这就要归功于军统强大的情报网了。军统成员利用遍布北平、天津的特务组织大肆营造舆论，将伪警察们的视线要么吸引到一些深究下去绝不可能作案的人身上，要么吸引到一些他们惹不起的势力身上。
就这样，伪警察顺着好几条“藤”摸下去，都什么都没摸到。多次之后，他们的积极性消磨殆尽，此事就成为了一桩悬案。
转年1月11日，王竹林的尸体终于出殡。这倒不是因为前来悼念他的人很多，而是因为在此前将近半个月的时间里，他的太太和姨太太们，还有一些养在外面的外室们为遗产打了个天翻地覆，直到这个时候才算将王竹林的遗产瓜分得七七八八。
后来，天津市伪政府给王竹林家拨发了一万元丧葬费，姨太太们又为这一万块打了起来。
在天津沦陷的背景下，一场闹剧轰轰烈烈上演了：时任天津市伪市长潘毓桂不仅自己亲自前往吊唁，还强制全市各单位、各学校降半旗三天。
潘毓桂
这一行为再次惹怒了抗日奸杀团的成员们，他们在葬礼上策划了一次小小的动乱。
王竹林出殡当天，一群汉奸抬着棺材走在路上，后面跟了一群送葬的汉奸，场面异常热闹。
送葬的队伍走到半路时，汉奸人群中突然炸开了一颗炸弹，一名汉奸被当场炸死，三个汉奸被炸成重伤，王竹林的棺木差点被炸上天。
一下子王家人和汉奸们都热闹不起来了，原本就荒唐的葬礼最后草草收场。对于天津的人们来说，这也算是小小出了一口恶气。
天津伪商会会长暗杀成功后，杀奸团将目标对准了北平伪商会会长冷家骥。他同样在北平沦陷之前就成为了北平商会的会长，后来又为了自己的利益做了日本人的走狗。
“七七事变”后，他欢天喜地地担任了伪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后来又加入了“北平维持会”这个伪政权之中。冷家骥不是一个向现实低头的普通商人，而是一个真正的、彻底的汉奸。
接受这个刺杀任务的人是抗日杀奸团中枪法最好的人之一——时任华北伪治安总署督办齐燮元的外甥冯远修。
“书生杀手”冯运修，1940年牺牲，年仅19岁
他假装因公去到冷家骥家中拜访。敲开冷家的门后，为了不让里面的人有准备，冯远修当即掏出枪，对着门里面的人连开几枪。
开枪之后他才发现，倒在地上的并不是冷家骥，而是一名中年妇女。此时，冷家的家丁们听见了枪声闻声赶来，门口的人越来越多，冷家骥却并不在其中。
冯远修自知再无刺杀机会，便迅速撤退了。次日，北平的报纸报道称被刺杀的是冷家太太，也就是冷家骥的妻子。这也算是成功了一半。
冷家骥却没有因为自己太太的死亡迷途知返，反而做了一条更忠心的狗，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后被逮捕。
抗日奸杀团的成员们做了这么多刺杀、破坏活动，必然也有失手的时候，也曾经有成员被逮捕过。
晋察冀军区锄奸部部长余文光夫妇
同仁堂的大小姐乐倩文就曾经因在“七七事变”三周年时散发抗日宣传单而被日本人抓起来，也是“杀鸡儆猴”之意。
乐倩文不仅是同仁堂的大小姐，还是同仁堂掌柜乐达义钦定的继承人，她被抓导致了同仁堂上下一片混乱。
但乐家并没有因为她是抗日奸杀团的成员就放任不管，相反，每一个乐家人都很为自家大小姐骄傲。
最终，乐达义花了相当多的家当将她救了出来，不过他表示：“为这样的孩子，花多少钱都值！”
1939年秋冬，对接抗日杀奸团的军统负责人曾澈和杀奸团主要领导之一李如鹏相继被杀害。随着日本人对天津的控制力越来越强，杀奸团的许多骨干相继被捕。
抗日杀奸团成员叶于良
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家人的营救下得以释放，杀奸团的行动却也越来越难。因而，原本主要在天津的杀奸团成员转战重庆、昆明、成都等地，继续着自己的抗日旅程。
戴笠去世后，时任负责人解散了杀奸团，“抗日杀奸团”的名号自此消失于历史长河之中。
抗日杀奸团虽然一直接受着军统的领导，却从未接受过任何经费支持，也从未将枪口对准过自己人。
国破家亡之际，他们是真正在坚持“全民抗战”的人，是不掺杂任何政治目的、纯粹为保护自己家国而战的一群人。
杀奸团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人不因出身而伟大，只因自己的爱国情怀而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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