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翠喜，清末光绪年间天津演艺界一位非常有名的歌妓。
杨翠喜生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北京通县的一个官宦之家，原本不姓杨。其父亲曾是清朝文官之中的显赫人物；杨母也是朝中官宦之女，并且谙习曲调，琴棋书画皆有造诣。小翠喜受家庭的熏陶，加上她自幼聪慧，悟性极好，四五岁时就能表演一些高难度的曲艺名段，尤其对歌舞有着与众不同的天赋，深得周围人们的赞赏。
人云，宦海沉浮，变幻莫测。小翠喜8岁时，其父因在朝为官耿直，不合时俗，得罪了当时的权赫人物。结果，满门受牵连，其父被流放到今甘肃一带，任地方官吏。因路途遥远、行路艰难，翠喜的父母被迫于临走时将小翠喜托付给一位姓杨的曲艺名家，并让她改姓杨姓。从此以后，杨翠喜再也没有得到过家人的消息。
可是没过几年，那位养育杨翠喜的艺人也不幸病故。杨翠喜从此流落到天津一带街头，以小曲、片词等卖艺为生。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她被天津大观园戏园收留。没多久，杨翠喜在那一唱走红。
15岁那年，杨翠喜已出落得楚楚动人，标致漂亮，方圆几百里有名。此外，杨翠喜的吹拉弹唱等技艺颇为娴熟，更令人叫绝。在大观园戏园登场，她以擅演《拾玉镯》、《卖胭脂》等曲段而出名，故深得戏园老板的器重。但同时，她也成为纨绔子弟们所猎取的对象。
在杨翠喜所结识的人物中，有一部分是达官显贵，其中有一人叫段芝贵。
段芝贵，安徽合肥人，光绪十二年（1886年）入北洋武备学堂学习，1897年投效袁世凯的新建陆军。1900年后，因参与镇压义和团运动被保升为天津道员。此人贪恋酒色，为人处世八面玲珑，溜须拍马、逢迎上司是他的拿手本领。杨翠喜的迷人容貌和出众演艺曾经一度引得段芝贵深深倾倒，但在关键时刻，段芝贵却能做到忍疼割爱。
1906年，载振与徐世昌等一行人奉慈禧之令前往东三省查办事务，路过天津。当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和天津道员段芝贵为讨好奕劻而格外热情地款待载振一行人。
奕劻，乾隆皇帝第17子永麟的孙子，1884年任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并封庆郡王。1894年封为庆亲王。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后，慈禧太后与光绪帝逃往西安，奕劻奉命留北京，与李鸿章同任全权大臣，与各国议和。1903年又任军机大臣，一时间，奕劻权倾朝廷内外。
载振为奕劻之子，本是个缺才少德的公子哥儿，经常出入于歌台青院，不学无术。但靠其父的庇荫，14岁那年，载振即被赏以头品顶戴，19岁便被封为二等镇国大将，后又赏加贝子衔，并于光绪二十八年作为出席英国女王加冕典礼的专使而到英、法、比、美等国访问。由于他善于吹捧奉迎故而深得慈禧太后的宠爱，不出一年，又连升为镶黄蓝旗汉军都统，商部尚书、御前大臣等职。就当时而言，载振也成为朝中的显赫人物。
鉴于上述原因，袁、段等人极力讨好载振，招待得可谓不遗余力。为助酒兴，段芝贵特地把杨翠喜招来。
当晚，杨翠喜遵照段芝贵的吩咐，专意精心打扮了一番，更加妩媚动人。载振本是个寻花问柳的公子哥，霎时便被杨翠喜的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一句唱词深深地迷住了，桌上的美酒佳肴也顿觉无味。
段芝贵早将载振对杨翠喜的痴迷神情尽收眼底，他不禁心中大喜：讨好、结交载振的好机会有了！当晚宴罢，段芝贵立即命令其好友、手下天津巡警队队长、知府杨以德：“务必将杨翠喜弄到手！”
杨以德接到命令后，于是夜12点派兵包围了杨翠喜居住的天津大观园，并以追捕搜查罪犯为名，冲进了杨翠喜的住室，将其蒙面、塞嘴、捆绑四肢，偷窃了出来。第二天，大观园老板发觉杨翠喜失踪后，立即到巡警府报案。杨以德对大观园老板软硬兼施，言称一位富商暂时将杨“租用”一段时间，并送给大观园老板1200两白银作为酬金。老板无奈，只得不作声张。
杨翠喜被带出去后，先是被安排在巡警府住了一整天，次日夜间，便被段芝贵悄悄地送入载振的住所内。早就对杨翠喜垂涎三尺的载振，今见人被送来，不禁心花怒放。
然而载振公务在身，不敢长时间与杨翠喜鬼混，但又舍不得这个美人，于是他向杨许诺，等时机成熟之时，便将她带到北京。所谓“时机成熟”，是因为载振心存余悸，他过去曾与天津名妓谢姗姗鬼混，遭御史张元奇参劾，一度处境难堪。此次，他之所以如此谨慎，便是吸取了上次的教训。
1907年为庆亲王奕劻61岁寿辰之年，各省大小官吏纷纷送上贺礼。段芝贵更是不失时机，一方面备下10万两白银的贺礼，同时又以1.5万两白银买下杨翠喜，准备送给载振。
贺寿的那天晚上，段芝贵将杨翠喜偷偷送到载振处。
功夫不负有心人，段芝贵的一番苦心，终于得到回报。不久，他便被委任为署理黑龙江巡抚之职，掌握东三省的行政事务。
但正当段芝贵春风得意，踌躇满志时，他万万没有想到此中丑行，竟被御史赵启霖获悉，他更没有料到，御史赵启霖竟敢蔑视奕劻父子的权势，上奏参劾。
1907年5月，御史赵启霖上奏折，弹劾段芝贵：“上年贝子载振前往东三省，道过天津，段芝贵攀附充当随员，所以逢迎无微不至，以1.5万金于天津大观戏园买歌妓杨翠喜，献之载振。其事为路人皆知。复从天津商会王竹林筹措10万金，以为庆亲王奕劻寿礼。”
奏折上达后，朝野震动，一片哗然。虽然此时的奕劻正得宠于慈禧太后，有恃无恐，但鉴于朝野的沸沸扬扬，慈禧太后只好委派醇亲王载沣和大学士孙家鼐调查此案。
对于御史赵启霖的参劾、上奏之事，早有人给载振通风报信。于是他慌忙将杨翠喜偷偷送回天津，同时告诉段芝贵一定要设法隐瞒此事。
当载沣和孙家鼐派人到达天津调查此案时，段芝贵暗中指使杨以德出面作伪证，说杨翠喜是由一位富商买去做使女了，根本没有赠给载振做妾之事；同时，段芝贵又指使天津商会总办王竹林等人否认借银两献于奕劻做寿礼之事。
本来査办此案就是虚张声势，走过场，所以当载沣、孙家鼐得到一面之词后，便立即返京将情况呈报慈禧太后，并奏称御史赵启霖“查无实据”、“奏劾不实”。获得载、孙二人的奏称后，清廷即刻颁布谕旨，“御史赵启霖着即行革职”，“以示惩儆”，并声称，“该御史于亲贵大臣名节攸关，并不详加访查，辄以毫无根据之词率行入奏，任意污蔑，实属咎由应得”，还宣布“嗣后如有挟私参劾，肆意诬罔者，一经查明，定予以严厉惩办。”
谕旨公布后，报章沸腾，人们纷纷指责清廷的丑行；朝中大臣也是愤愤不平；都御史陆宝忠、御史赵炳麟等先后为赵启霖上书辩白，都按院全体御吏更是声言要联名会奏……一时间，弄得清廷声名狼藉，处境极为尴尬。
清廷出于无奈，又一次派大员前往天津调查此案。案情很快明了：赵启霖所奏属实！这样，清廷只好下令撤免段芝贵署黑龙江巡抚之职。
段芝贵被撤职查办后，清廷并没有处分奕劻父子，但载振鉴于当时朝野的纷纷抨击，并且感到自己确有难言之隐，只得上书辞去了商部尚书等职。在朝中舆论的压力下，赵启霖又被重新启用。
至于此案中的牺牲品杨翠喜，她被载振送回天津后，匿藏在一位姓王的富商家中。从此以后，她再也没有在歌舞台公众场合露面过。据说，她后来在王家为姓王的商人生下一子，晚年因病而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