励精图治、尽情享乐,溥仪在清宫的最后一年

1923年秋天至1924年11月溥仪出宫为止,是溥仪在清宫度过的最后一年。这一年,北洋政府忙于表演曹锟贿选的闹剧,根本无暇顾及清宫的琐事。溥仪认为这是个好机会,他大有励精图治的意思,继裁撤太监之后,又着手大力整顿内务府。溥仪一直有个心愿,这个心愿是可以做到“经费自给”,不受他人财务上的钳制才是上上策。

这一期间,溥仪任命皇室宗亲宝熙和他的岳父荣源为内务府大臣,寄希望两人为自己出谋划策。但宝熙这个人只对古典文学与字画感兴趣,对待政治实在没有远大抱负。荣源自然是希望女婿有一番作为,但他本人能力有限,不过是个纨绔子弟而已,加之忌惮北洋政府,因此行事毫无主见,只知唯唯诺诺,这两人真得难以达到溥仪心中“能臣治吏”的要求。

1924年,郑孝胥来到紫禁城,溥仪视他为主心骨,任命他主持内务府事宜。实则郑孝胥来京,并非专程投奔溥仪,而是想趁着京城混乱之际大捞一笔。此人善于钻营,一心想要爬到政治舞台之上,但他的政治手段实在一般,于是拉上同乡陈宝琛,一块“谋大事”。

或是因其巧言善辩,能讨主人欢心的缘故,1924年3月,溥仪竟一天之内连下三道“上谕”,赏赐郑孝胥紫禁城骑马,加封太子少保衔、任总管内务府大臣。郑孝胥感激涕零,常对人“深感皇上一日九迁之恩,定要彻底整顿内务府!”

未几,郑孝胥又拉来原先担任过奉天民政厅长的金梁,充任内务府大臣,而后又拉来同乡佟济煦。此时内务府有宝熙、荣源、郑孝胥、陈宝琛、金梁,又有绍英、耆令等几位皇亲国戚,看上去大有一番架势。此后,养心殿中几乎每天有几人的奏折,奏折的内容不是整顿宫中财产,就是提醒皇帝励精图治,恢复祖宗遗业一类的话。

郑孝胥或是打错了算盘,当时的内务府根本没油水可捞,绍英、耆令好几次到溥仪面前“哭穷”,说自己没法接这个差事,请求皇上让他们辞官回家。两人说的没错,当时内务府已经空虚,连溥仪的外语老师庄士敦的房租都应付不了。房东屡屡要求庄士敦搬家,内务府只好想法将宫内安吉所的房子加以修葺,让庄士敦居住。可惜庄士敦还没住上新房,溥仪就已经也赶出宫。

此时内务府已欠了官员的俸银好几个月,那些人跟本不体谅溥仪的难处,到溥仪面前哭鼻子要银子,其实他们根本不穷,无非就是能捞则捞。溥仪敦促郑孝胥快些解决这些难题,郑孝胥先从“节流”开始,寄希望减少宫内开支。但处处碰钉子,根本无法做到节流开支。

郑孝胥意识到单靠“节流”而不“开源”是难成大事的,于是建议溥仪将内务府的官房租库裁撤,把房产、地产以拍卖的形式拍卖以充经费。内务府在大栅栏等地有许多铺面,这些铺面完全可以重新拍卖。但郑孝胥此行遭到满族遗老的坚决反对,因为那样会触动他们的利益,他们不能让一个汉人动了满人的奶酪。

郑孝胥的“节流”“开源”都以失败而告终,他又提出一个新的建议,要把文渊阁内珍藏的《四库全书》远到上海,由商务印刷局影印,而后向国内外销售,由此可得一笔丰厚利润。实则郑孝胥此举是有私心的,他与上海商务印刷局关系密切,寄望从中捞上一笔。溥仪应允他的建议,但立即遭到了北洋政府的强烈反对,北洋政府认为这是盗运国宝文物的行为。在各方面的压力下,郑孝胥只能作罢。

郑孝胥而后又提出整顿颐和园,并建议由庄士敦管理颐和园事宜,以便增加一笔收入。庄士敦非常愿意接手这个差事。他到了颐和园之后,原也想认真整顿一番,但他一个“外来和尚”哪是那些营私舞弊的旧官员的对手?搞了一段时间,丝毫成效也没有。庄士敦后来干脆撂了挑子,从英国订购两艘极为精巧的游艇,在湖光山色之间尽情游乐。时常邀请好友到颐和园聚餐游玩,这里成了他的私人别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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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溥仪自认为有了郑孝胥和金梁这两个“左辅右弼”,什么事情都可以办好,自此便显得心满意得,有些洋洋得意,认为自己励精图治的脚步往前迈了一大步。1924年夏,溥仪让包括载泽、载润、王国维、郑孝胥在内的二十几个官员查点宫内珍本书籍和历代名人字画,名为查点,实则就是为了彰显他皇帝的派头,效法历代帝王在书画之上盖上“宣统御览之宝”和“宣统鉴赏之宝”的印玺,以示崇尚文风、沽名钓誉罢了。

而后的时间,除了玩乐还是玩乐,溥仪让庄士敦为其购置大量西洋产物,购置留声机、唱片、钢琴等等,溥仪一心要学习西方音乐,让庄士敦教他弹钢琴,但庄士敦只会弹一首出殡的曲子,这让溥仪感到有些晦气。溥仪只能从宫外重金聘请一位名叫关良的音乐教师教他弹琴。每天下午,养心殿内琴声叮咚,溥仪学得很认真。等到他被赶出宫住在天津张园之时,他尤其喜欢弹琴给别人听,不管好听难听起码有模有样。

溥仪的英文水平很好,喜欢看西方杂志,他让庄士敦为其从国外订购数十种杂志和画报,常学着杂志上那些洋人的模样装扮自己,西装西裤皮鞋礼帽等等都是专门定制,这是一笔很大的花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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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溥仪又迷上了汽车,索性买了一辆凯迪拉克限量版回来,他的车技是庄士敦教的,驾驶水平很高。只在宫内驾驶已经满足不了溥仪,于是他驾车到宫外撒欢。每逢溥仪出行,北洋政府必定派一支二十辆轿车组成的车队“护驾”。溥仪很讨厌他们,因此经常飙车甩开他们,沿途百姓都认识溥仪的车,他们兴奋的高呼见到皇帝龙颜的同时,很多人不由自主的跪在路边给皇帝磕头。这也许是溥仪在京城出的最后一次风头。

后来到了天津,溥仪开车的瘾又犯了,于是再次买了一辆好车,在天津卫街头狂飙。军警见是他的车,提前让别的车靠边,让他的车先过,溥仪会给他们一些赏赐,从车上丢下一块到五块不等的钞票,让他们捡拾,作为对他们的犒赏。

在这最后的几个月内,来宫中看望皇帝的名人逐渐增多,其中就包括胡适。胡适曾扬言见了皇帝绝对不行旧礼,不给他磕头。结果见到溥仪后,当即趴在地上磕头,高呼“皇上”。此事转天登了报纸,让人忍俊不已。事后有人说是庄士敦传出了此事,庄士敦也未加否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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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日子很快到头了,1924年9月,直奉战争爆发,北洋政府陷入混乱当中,而溥仪的“小朝廷”也呈现出乐极生悲的景象。10月20日,端康太妃病逝,大伙正忙着筹备葬礼,突然传来冯玉祥班师回京的消息。这使得宫内人心惶惶,太妃的葬礼也因此而耽搁。一股不祥的预感飘入宫中,溥仪集合满汉大臣和皇亲国戚开了几次御前会议,但谁也说不出个子丑寅卯。许多人后来根本不见溥仪,要么跑到公使馆要么跑到天津租界避难去了,溥仪真的成了孤家寡人。

到了11月5日这一天,冯玉祥派遣鹿钟麟、张璧、李石曾率领军队包围了皇宫,在声声威胁之下,溥仪与婉容、文绣以及敬懿、荣惠两位太妃带着恐慌急匆匆离开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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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来得竟是如此的突然,自这一刻起,溥仪永远离开他的紫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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