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维新的日本开始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对外积极侵略扩张，确定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大陆政策”。
此时的清朝，则是一个通过洋务运动回光返照的帝国，政治腐败，人民生活困苦，官场中各派系明争暗斗、尔虞我诈，国防军事外强中干，纪律松弛；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逐步向帝国主义过渡，日本的侵略行径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西方列强的支持。
甲午战争前夕，中日兵力在朝鲜战场胶着之际，江南道监察御史张仲炘，告了当时的直隶总督李鸿章一状，说其“腐败、通敌”。这位御史大人，承认其在“奏折”中列举的的“罪证”都是听来的，例如：父子俩向日本人卖米、煤，儿子和日本王室结亲，并在日本开了一家洋行。
他说，他刚听到这些“传闻”，很是诧异，但是，却又不得不怀疑，如果，所听属实，那么，对其“纵容奸细”及“售买米煤”等等行为，就没必要觉得奇怪了。他还补充说，天津的日本间谍案被破获后，查出还有八箱地雷炸药，李鸿章却对此不但不汇报，还偷偷将间谍给放了。
那么，这个日本间谍案，究竟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当时，他的对外身份是紫竹林松昌洋行的职员，并将天津军械局的书办，刘棻成功的“洗脑”了，从而，拿到了大量第一手的军事情报。
那么，他的身份是如何暴露的？
高升号惨案的发生，激起了民众愤慨，天津当地民众冒充清军，登上“重庆号”客轮（英国客轮）搜查，将准备搭乘该船的日本领事馆人员极其家属，一顿痛打。并且，在搜查的过程中，他们“意外”获得日本间谍泷川具和发给天津领事馆武官的密函，这才得知：此地竟然还有两个潜伏的“特务”，其中一个就是石川伍一。
由于，美国领事馆坚决反对其留在租界之内，所以，他只好住进了刘棻的家中。
第二天清晨，也就是1894年8月4日，天津成首营就将其抓获了。当天，李鸿章从天津海关道盛宣怀那里得知了消息。审讯初期，石川伍一不承认对自己的指控。同时，美国也积极的插手此事，借着为“日本国护侨”的名义，建议中国将其遣返。不和任何中国人接触，也就不会再泄露中国的军防秘密，这种做法，对其作为奸细处理，已经足够了。
中国拒绝，并表示：要按照国际惯例处理。
到了第十天，上海的法租界又破获了一起日本间谍案，不过，这二人随后被租界当局送交到了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又过了六天，又有两名日本人在浙江被抓。这三起案件都有美国插手，所以，就成了互相关联之势。石川伍一的案子，其实，并不复杂，但是，其不但涉及国家关系，还和朝廷搭上了边，因为，天津军械局的总办，正是李鸿章的外甥张士珩。
石川伍一被捕后的第12天，也就是1894年的8月15日，李鸿章终于正式汇报此事，不过，仍然声称：此时还没有定论。这个案件到了此时，牵涉面过于复杂，日本方面也知道没有翻案的可能了。之后，连光绪皇帝也开始过问此事，到了8月28日，军机处传达了皇帝的命令，让李鸿章认真查处此事。
紧接着，第二天，美国驻天津的领事馆，根据驻华公使田贝的指令，也要求李鸿章立刻放了此人，因为，日本方面说他不是间谍。于是，李鸿章就让盛宣怀去“打发”了美国。
盛宣怀在回函中，很是义正言辞的说道：“我国和日本有明确的条规说明，不得改换衣冠，如今，两国打仗了，他改变装扮，躲在民家，居心何在？再说，贵国一直在打理那些在中国的日本侨民，他本可以住在租界呀，为何要冒充华人，跑到城里来住，所以他一定是间谍。既然这样，那就是我们中国的事情了。”
到了9月1号，光绪皇帝再一次要求李鸿章，好好办案。朝廷如此重视，所以，这件事情进展也很顺利。9月17号，李鸿章递交结案报告，说：还需明确其“奸细”身份，再定死罪。盛宣怀找到曾在倭武员处服役的人证，又和刘棻“对质”，这样，石川伍一才招供了。
最终，按照公法，石川伍一被击毙了。
石、刘二人于9月20日在天津被处决后，各大报纸均有报道全国轰动。有报纸说，刑场上的围观者人潮不绝，行刑后，大家一片叫好。到了10月8日及27日，另外两起日本间谍案的主犯，也分别在南京和杭州被处决。但这些人中只有石川伍一执行的是枪决，其余人均是被斩首。
不过，外界都说其被“凌迟”，在华间谍首脑宗方小太郎的日记也这么说“被拘禁于天津之同志石川伍一于九月二十日在天津城西门外被处磔刑”。告状的张仲炘，第二天就拿到了军机处的处理意见，除查办张士珩外，其余的事情考虑到“皆系影响之词”，所以，就不好办理了。
最终，对张士珩的处置仅是被革职了。
可以说，甲午战争的爆发与结果，给中华民族带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也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程度；另一方面，则使日本国力更为强大，为其跻身列强奠定了重要基础。在此之后，日本为了在与中国的对弈中取得绝对的优势，来中国的间谍更是数不胜数了。
参考资料：
【《甲午战争》、《甲午日谍第一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