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沽上琅嬛：天津藏书楼和藏书家》，对我来说是一份不圆满的答卷。
2004年，我开始关注天津的历史建筑，尤其是为数甚夥的私家住宅。我全力进行田野调查，采访居民，寻找后人，深入现场，通过自创的所谓“三重证据法”，给数百处建筑找到“主人”，譬如张爱玲，譬如袁克文，譬如卢鹤绂，譬如胡宗楙，譬如马占山，譬如张人骏，譬如李准……如今这些名人旧居，已有上百处获得了更为正式的身份——文物保护单位或历史风貌建筑。而这些历史建筑曾经的主人，有一个被忽略的重要文化群体，这就是藏书家。
关于中国近代藏书家的研究，新世纪以来成果极丰，仅从地域角度切入的专书，就出版有二十余部。但天津的诸多藏书家，除周叔弢、李盛铎、任凤苞、陶湘、严修、卢靖、卢弼等十数人，尚能引起研究者注意之外，整体上迄未受到足够重视。平心而论，在中国近代藏书史上，天津私家藏书当有一席之地，而且是重要的一席之地。这不仅体现在周、李、任、陶、严、卢等藏书大家和名家的藏书质量上于藏书数量上，仅以藏书家的数量而言，近代天津也不应该被忽视。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藏书楼》，重点介绍了中国近代藏书家六十余人，其中藏书处曾设于天津者竟超过三分之一；如果加上在天津有重要藏书活动者，则几近总量的半数。仅凭这一点，对天津近代藏书家就有深入探讨并重新认识的必要。
天津近代藏书家之所以被学界忽略，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缺乏系统挖掘整理。余以嗜好藏书之故，对天津藏书家的资料颇为留意，累积所得已有三百余人。在考察天津历史建筑的过程中，我又发现藏书家住宅数量可观，而且这些住宅绝大多数实际也是藏书楼。本书就是以这些建筑为依托，梳理了24个天津近代藏书家（家族）故实，希望凭借这一方窗口，深化阅者对天津藏书文化乃至天津城市文化的认知。
这本小书之所以能够问世，有个长达14年的渐进过程。而这过程中的每一步，都有着文献学家李国庆先生的身影。没有李先生作为“背后推手”，本书即使能够面世也将会是另一番面貌。唯其如此，李先生也就成了本书序言的不二作者。
2007年4月，焦作范凤书先生来津寻访藏书楼，时任天津图书馆历史文献部主任的李国庆先生，知道我熟悉天津历史建筑，就邀我陪同范先生作“一日游”。除却范先生先期拍摄的梁启超饮冰室和周叔弢自庄严堪，我又整理出一份14人的寻访清单：袁克文、陈一甫、陶湘、任凤苞、渠本翘、翁之憙、蔡成勋、金梁、周明泰、渠晋鹤、卢弼、林修竹、朱启钤、周学熙。这次考察之后，我开始格外留意天津的藏书楼，前述名单也随之不断加长，李士鉁、李盛铎、胡宗懋、潘复、徐世昌、张重威、刘少山、刘明阳、徐世章、方若，还有藏书楼已经灭失的傅增湘、叶恭绰、方地山、丁传靖、卢靖、严修、金钺等。重新审视之下，这个名单让我颇为震撼——天津本土和寄寓天津的藏书家，足已构成天津城市文化的特色风景。
2008年1月，经由李国庆先生推荐，我与齐鲁书社《藏书家》责任编辑周晶先生取得联系。在周先生的督促之下，我以《天津的藏书楼》为题，当年1月和9月完成两组文稿，分别刊于《藏书家》第14辑（2008年6月）和第16辑（2009年6月），介绍了陈一甫的居敬轩、李善人的延古堂、翁之憙的知止斋、陶湘的涉园、周明泰的几里居、梁启超的饮冰室、任凤苞的天春园、吴重憙石莲闇、潘守廉和潘复的华鉴阁、金梁的瓜圃等十座藏书楼。这两组文稿综计万字有几，虽然每位藏书家和藏书楼的绍述仅有一千多字，却成为“沽上琅嬛”最初的基础。
2015年7月，李国庆先生又把我推荐到天津图书馆共享工程办公室，使我有机会参加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地方资源项目建设。2017年至2019年，我以“天津藏书楼”为主题申报纪录片拍摄项目，连续三年得到文化部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的支持。本书收录的24篇文稿，有23篇就是为完成“天津藏书楼”纪录片撰写的文本。另有《金梁与瓜圃》一篇，最初刊载于报章，其后收入拙著《荏苒芳华：洋楼背后的故事》，题目为《金息侯客寓津门》，因其事涉藏籍故此移入本书，但并非简单地更易标题，内容也新起炉灶泰半重写。至于各篇文稿的顺序，则依藏书家生年先后排列（父子相承者以父辈为准）。
关于本书之写作，还有几个问题需略作说明：一是全书所述24个藏书家（家族），有很多属于机缘凑泊，不是笔者的主动选择，也不是说他们最为重要。我本来汲汲于历史建筑，所以最初是要有旧居才会去写，而居处无存的几位——傅增湘、卢靖、严修、金钺，是考虑到影响或特色后来补入的。二是写作中多遇文献抵牾之处，但为适应纪录片通俗传播的需要，大都无法作具体考证辨析，故仅能直接叙述结果——无法核实真相的内容多予舍弃，极少数不能回避者则取逻辑合理的说法。三是藏书楼和书斋名号，寄寓着藏书家的旨趣，但它也仅仅是符号，与实体虽有所对应，但因空间和时间转换复杂，想要全部厘清几无可能。譬如学界熟知双鉴楼在北京石老娘胡同，实际上傅增湘居津时即有双鉴楼之设。又如徐世昌除专门藏书楼，所居退耕堂每层另有书斋，本人题署落款时亦颇随意。再如胡宗懋，所居整体号为颐园，藏书楼为琅嬛胜处，书斋则为梦选楼，虽然搞清其间的关系，利于解决原始文献之“矛盾”，但对多数藏书家来说这些仍是糊涂账。
人的一辈子，会有许多事想做，也有许多事要做。想做的事一定有兴趣，要做的事却不尽然，可即使没兴趣也得去做，因为它可能关系饭碗。我应该属于幸运者，工作了二十多年，无论在媒体还是在高校，时间上都相对自由，多数时间可凭兴趣做事，但后果就是兴趣点被分散，这儿写一点，那儿写一点，弄出诸多半拉子工程。“沽上琅嬛”即这些半拉子工程中的一项，今次勉力成书，也算去了我的一桩心事。
本书作为纪录片文本，考虑的主要是通俗性，同事兼顾些学术性。因此行文力求简洁之外，也穿插有不少引文。最初设想是结集之时，补上引文出处就行了。而当我试图做这件事时，发觉已经绝无可能——写作时的资料来源复杂，除了自藏的图书、报刊和复印件，也包括知网论文、读秀文献、原始档案、古籍序跋，还有后人提供的各种文献照片。当初每篇文稿完成之后，这些资料并没能及时归类保存，现若重新归集有若天方夜谭。好在绝大部分引文，均随文交代有粗略的出处，不至于被读者目为无据可查。本书资料搜集和文字撰写过程中，除了梁启超、蔡成勋、傅增湘、李盛铎、吴重憙，我与其他19个藏书家（家族）的后人，都有过直接或间接交流，故酌情吸纳了部分口碑资料——虽未必完全准确，却能够适当填补历史的罅隙。
感谢李国庆先生拨冗作序，感谢魏暑临先生挥翰题签，感谢张欢老师精心编校，也感谢为我和张欢老师搭桥的赵祥斌先生——我们至今仅有一杯茶的交情，而且是我喝赵先生的。更要感谢山东画报出版社，接受我这样一部既不学术，也不通俗的书稿。
本书写作自2017年3月开始，前后跨越五个年头，其间我的工作几经折腾，这从文章落款变化就看得出来：四平轩和恐高轩是我在今晚报社的办公室，半湖斋是我在天津师范大学的办公室，饱蠹斋乃是我居家的书房（因新冠疫情被迫回归），负晴轩则是我在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帮忙时的落脚处。种种的因缘迁变，耗去了太多的精力，让我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来细致打磨文字——交出这样的不圆满答卷，深感愧对读者诸君！
2021年4月20日于沽上北洋园负晴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