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张静

生娃发钱，又一地拟出手。

8月8日，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酝酿给“二孩家庭”每孩每月发放500元育儿补贴金，给“三孩家庭”每孩每月发放1000元育儿补贴金，直至孩子3周岁。

此前，长沙也发文表示，三孩及以上家庭每孩可享受一次性育儿补贴1万元。

不止这两地，越来越多的省份早已开启了“发钱鼓励生娃”模式。

据统计，2021年，四川攀枝花市、甘肃省临泽县、黑龙江七台河市都已出台政策直接补贴产妇家庭。

尽管从补贴金额来看，目前的生育奖励并不多，但直接发放育儿补贴金这一措施，无疑是一次鼓励生育的破冰式探索，象征意义很大。

可以说，人口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在人口老龄化、生育率持续走低的社会背景下，促进生育已经成为一项公共的事业。

而与此同时，在现代化社会中，人们的生育观念已经发生改变，生二胎、三胎的成本问题，除了常常提及的教育成本等考量，还应该有多面向、多维度的现实考量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

01

全职妈妈的生存状态

在家庭单位越来越小，育儿理念越来越新的时代背景下，许多女性主动或被动选择成为全职妈妈。

数据佐证了这一点。第四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2021）数据显示，城镇女性的不在业比例高达33.7%。

在“独立女性”已成为主流话语的背景下，还有三分之一的女性做出这种选择，说明这个选择有一定的原因，这个群体也足以引起社会的关注。

日剧《我，到点下班》中，女主从职场女性角度表示：有了孩子以后女性容易收到母职惩罚

《82年生的金智英》中，便刻画了一个全职妈妈的形象。

金智英曾是意气风发的职场女性。但领导叫她去办公室，只为特地表扬她的企划案，却未将她纳入企划小组，因为那是5年以上长期小组，领导担心女职员休产假而难长久。

因为对女性不够友好的工作环境、因为未得到育儿看护的足够支持，金智英辞去工作，成为全职妈妈。

但金智英绝非个例。

比如，《82年生的金智英》中还有个妈妈，是表演系毕业，喜欢即兴表演白雪公主与王后，女儿却讨厌她的表演。

这位妈妈每天做饭、拖地、收拾玩具、陪伴孩子，做家务时孩子不停哭泣，她焦急不安难以兼顾。

一边抱孩子，一边做家务，在这样的常态下，她的手腕受伤了，看医生时却被反问：饭是电饭煲做的，衣服是洗衣机洗的，手为何会疼？

她的时间与精力消耗在周而复始的、琐碎而“不重要”的家庭事务中，没有任何标准衡量工作量，更遑论“业绩”。

这刻画了某一部分全职妈妈的生存状态，她们从事着家务与育儿的免费“工作”。家务由于被认为没有技术含量而不被重视，育儿则更加缺乏衡量标准。

孩子乖、成绩好被认为是基因与天性，孩子调皮、成绩差则归咎于妈妈教导无方。

除了不被重视，她们也毫无保障。家中唯一的经济支柱是丈夫，一旦丈夫变心或其工作出现变故，便立刻陷入困境。

02

重返职场，难吗

关注生育成本，不能忽视政策的外溢性。

现在很多保护育龄、产龄、怀孕女性的法律、政策，其成本一部分是由企业来承担。

结果往往是，企业的成本抬高了，接纳育龄和产龄女性入职的意愿降低。换言之，要求企业支持生育的政策，无形中变成女性就业的门槛。

这种现象确实存在。

在度过艰难的头三年后，孩子一旦能够托付给幼儿园，许多全职妈妈都想要重返职场。

离开虽容易，回来却没有想象中容易。

《第二次拥抱》中，陈数饰演的全职妈妈因为丈夫公司欠债，不得不重新找工作。

曾经是报社风云人物的她，在面试时不是被询问专业能力，而是被质疑跟不上时代；不是被询问工作经历，而是被询问孩子的年龄。

在一群90后的求职者中，她格格不入、处处碰壁。一再受挫之后，作为曾经的天之骄子，她能找到的只有超市促销员的工作。

好不容易，她得到一份工作，却被比她年龄小十多岁的女孩呼来喝去。全员开会时，老板却喊她倒咖啡。

更令人唏嘘的是，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她才发现，这份工作是前男友顶着合伙人的压力“赐予”她的。她无奈地说，很想要公平，“即使没有你，也能得到这份工作”的公平。

近期热映的《玫瑰之战》也有类似场景。

法律专业高材生经历了10年全职妈妈之后，要靠当年的男同学帮忙，才勉为其难当上律师。第一天上班，她就被其他男同事歧视，称她是10年未工作的全职妈妈，是需要“消化”的负担。

金智英的重返职场之路也异常辛苦。在未能及时找到保姆的情况下，丈夫决定休一年育儿假“帮她”，婆婆却大发脾气，认为这会耽误儿子大好前程。

热衷造梦的影视作品，显然也无法忽略全职妈妈返回职场的艰难处境。那些没有所谓的大学时代“仰慕者”、前男友、金手指的女性，又该如何让自己回归职场？

03

解放妈妈更能鼓励生育

在生孩子这个问题上，个人风险意识在不断提高。如此的职场、家庭文化困住的，绝不仅仅是女性，还有至关重要的生育率。

《中国统计年鉴 2021》显示，2020 年我国人口出生率为 8.52‰，首次跌破 10‰，自然增长率为 1.45‰，创 1978 年以来的历史新低。

而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则显示，在不愿生育二孩的原因中，61%的一孩母亲是因为“没人看孩子”，28%的一孩母亲是因顾虑“影响工作和事业发展”。

无数杰出女性们早已证明，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有卓越的可能。

如果男性面临女性相同的处境，或许也会承受同样的歧视。

《当幸福来敲门》中，威尔史密斯在中年失业重新找工作时，也曾成为老员工的“打杂小弟”，虽然同一批实习员工年龄都远低于他，但买咖啡的、帮忙停车的，永远是他。

因为需要去托儿所接孩子，他也曾多次耽误工作，也因此少了许多电话营销的时间，在竞争中落于下风。

《82年生的金智英》中，韩国男性也有长达一年的育儿假，但无人敢休，因为只要休育儿假，轻则晋升无望，重则失去工作。

这种歧视与性别无关，与人们处境有关。

长期休假才返回工作岗位，理所当然会在就业市场缺乏竞争力；离开职场多年重新回归，理所当然会再次成为“新人”；没有和同事一起加班奋斗，理所当然会沦为边缘。

鼓励生育，或许可以从回归职场难度的均衡，以及对家务工作的物质肯定开始。

全国人大代表、温州大学研究员蒋胜男在今年两会期间提出，延长女性产假可能带来就业歧视，育儿是夫妻双方的责任，目前的产假实质上默认照顾新生儿的大部分责任由母亲承担，为了给男性更多的时间照顾产妇和新生儿，建议延长男性带薪陪产假。

对此，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王培安也曾表示，解决群众“想生不敢生”的问题，还需改变家庭分工，强制父亲休假配额，提升男性休育儿假的比例。

如果育儿假期平等，至少照顾孩子的责任将更均衡，职场歧视的对象将不再只是需长时间休假的女性，如此一来，虽不能完全解决但至少能够消解女性回归职场的部分劣势。

家庭环境的无偿劳动，全职妈妈的不被保障，也是影响女性生育意愿的重要原因。

全国政协委员韦震玲今年提交提案，建议建立家庭全职服务成员职业保障制度。她认为，民法典已经对“全职妈妈”“全职爸爸”提供的劳务付出予以认可，在离婚案件中可以获得补偿，可以进一步探索减免个人所得税、向“全职妈妈”“全职爸爸”支付服务费用等方式建立更合理的保障机制。

生育是关乎人一生的重大选择，也是关联公共政策的关键抉择，必须做好系统谋划。

公共政策很难尽善尽美，如今的生育补贴金能产生的实际效果，还需通过时间来检验，但一定是动态完善的过程。

无论暂时出台何种政策，至少可以看出各地政府的真诚与力度，相信以后我们的生育之路会越来越顺畅。

本文首发于南风窗旗下财经新媒体盐财经

编辑 | 煎尼

排版 | 罱乙 文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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