冻存几十管蛋白、为容易枯萎的实验植物浇水、再把已经成熟的几盆拟南芥搬到靠近阳光的架子上……又一次封控的前夜，来自生命科学学院的研究生谢萱最后回望了一眼，不舍地关上了实验室的大门。
这是谢萱第二次因疫情离开这里。
同样的一幕在3月2日已经发生过一次。谢萱这次的表现比上次少了许多慌乱，但她依旧担心实验室关闭可能带来的影响——3月的封校已经让她失去了一批植物，重启的研究计划才刚刚迈入正轨，而这次的进度将关乎她是否能顺利毕业。“实在是耽搁不起了。”谢萱叹了一口气。
新冠疫情的反复正在重塑许多科研人的日常，身处校园的硕博研究生，是最受影响的研究群体之一。科研就是与时间赛跑，但疫情给研究进程带来的不确定性，正成为他们面前新的难题。
而在复旦大学药学院副院长李聪看来，疫情具有两面性，带来阻碍的同时也可能带来新的研究方向。
硕博研究生是科研数据的奠基者，也是科研思维的继承者，李聪说：“大学精神的要义之一，就是源源不断培养他们的科研思维，其中也包括失败、遇到外界因素干扰后，用百折不挠的精神面对困难。”
时间
在谢萱的印象中，实验室是24小时开放的地方。只要想来，就可以一直呆下去。她从未想过有一天会被拒之门外。
今年3月起，上海各大高校陆续转入“气泡”管理，片区间禁止师生流动。李聪回忆，当时药学院共有680余名学生分散于张江、枫林和邯郸各校区约五个管理气泡中。大部分实验室与宿舍园区并不处同一“气泡”，这让谢萱这类依赖实验数据的理工类硕博研究生们寸步难行。
作为一名生物学研究生，谢萱的课题与转基因种子息息相关。疫情开始前，她正试图在植物中寻找可能存在的抗高温、盐碱基因。如果实验证明这些基因在种子萌发中对突破极端环境有作用，这将对后续农业生产有重大意义。
但收获需要足够的时间——从第一批种子撒下去到获得遗传学可信的材料，至少需要三代，而过程至少半年——漫长的时间周期里，谢萱需要做上百次实验。因为封校，3月种下的种子已经死过一批。这次的植物生长将影响到谢萱的后续实验，甚至决定她是否能按时毕业。
来自复旦大学生物医学院的博士生杨智也渴望“快一些”。3月底，被封控在宿舍里的她无法进入实验室，只能根据前期的实验数据短暂修改，完成了一篇关于肿瘤标志物检测的文章初稿。“其他地方的同行们依然每天在做实验，而我们只能原地踏步，心里肯定会着急。”杨智无奈道。
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专业的郭临溪自3月9日校园进入封闭管理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实验室里自己养的斑马鱼。“净水装置再好，我们也需要定期换水，清洁滤芯和排泄物，水质很多变化是肉眼看不出来的。”回家后他只能整理之前的实验数据艰难地写着论文。然而养斑马鱼只是他实验的一小部分内容，他还有好几种水生生物实验没开始，如果9月实验室还不能重启，他只能考虑申请延毕。
对于一些交换生而言，实验室的开放时间也影响着他们的抉择。
付星是东北一所高校研二的学生，经原学校导师推荐来到上海一所高校学习。刚来上海的第10天，就与该校同学一起进入封控状态，实验一点没做，论文自然也毫无进展。
被封在学校宿舍的第3个月，她和同期的定向博士生与研究生接到“交换期已到，相关学生须搬离宿舍区”的通知。付星傻眼了——这不仅代表她没有收获足够的实验数据和老师指导，更意味着她需要在上海租房居住，直至9月都进不了学校。
事实上，和他们一样受制于科研时间缺失的硕博生并不在少数。教育部在今年3月公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全国共招收研究生117.65万人，目前在学的研究生有333.24万人。
被疫情拖慢的科研节奏，让很多处在“临门一脚”的研究者承受着无形的精神压力。“也许在耽搁的这几个月里别人就发表了类似的研究成果，我能做的只有下次变得更快。”杨智说。
追赶
中断的实验进度何时能重启？
5月下旬，上海疫情好转，部分高校和研究机构开放了一批实验室。曾经被奥密克戎病毒拦在实验室外的研究者们，从狭窄宿舍离开的第一件事，就是投身实验室，“追回”失去的时间。
5月21日，中科院上海分院免疫学的博士研究生刘杰瑞开始收拾行李，他报名抢到了唯二入住实验室的名额——虽然那里只有窄窄的行军床和简易的洗漱间，必须乘坐三班摆渡车在实验室和动物房间穿梭，但他还是去了，“这样我可以早一点见到我的小白鼠们。”
刘杰瑞在实验室。受访者供图
他正在做一场关于结直肠癌的小鼠实验，实验结果能为癌症的临床治疗提供参考。回到实验室之前，刘杰瑞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一切都要从头再来”。
3月末他刚给一批小鼠打完药准备构建小鼠结直肠癌模型，就被封在了宿舍。当时他给小鼠喂的药最多只能喂五天，第六天小鼠就会死亡。刘杰瑞联系了动物房留守的工作人员把药撤掉换成了水。但工作人员只能维持小鼠们活下来，没办法帮忙记录小鼠的体重变化、肠道炎症情况。缺失的数据预告着这个周期最少两个月的实验要重新开始。
刘杰瑞回实验室那天，能感觉到几十天没见的小鼠闻到他身上熟悉的气味很兴奋。他在实验室呆了整整一天——每一只新生小鼠都要重新分笼、剪趾、编号——被上百只小白鼠包围了7个小时，他觉得自己像一条被盐腌入味的年货，即使洗了澡依然能闻到身上的“老鼠味”。
刘杰瑞睡在实验楼期间的床铺。受访者供图
自3月13日复旦大学进入准封闭管理期后，有许多老师和同学驻守实验楼，李聪也在其中。“在准封闭期间，我们会优先考虑一些承担重大重点项目的团队（如国家级人才项目）。复旦大学作为国家重点大学，我们需要完成国家任务，因而优先考虑这些团队进入实验室。这样的团队在药学院大概有十几个团队。”李聪介绍。学校也多次组织审批毕业年级或有紧急需求的同学返回实验室，尽可能满足学生的科研需求。
5月底的一天，复旦大学江湾校区的方心穿过地下通道，步行从宿舍前往化学楼实验室。她正在做的课题属疫情相关的科研攻关项目，实验室也有办公室可供住宿。于是她收拾好了手头的物品，折返回去。
相较没有完成实验的人，方心自认算得上幸运。她的课题在被封闭之前已经进入收尾阶段，重新回到实验室之后，她只用了三天就重新合成了一批纳米材料。但因为透视电子显微镜、电原子发射光谱仪等大型精密仪器需要老师或有培训资格的同学回来才可以启用，补数据的过程依旧有些磕磕绊绊。
住在化学楼里的两周，学校先解决了办公室的空调，也为实验楼安装了临时淋浴间。方心第一次体验把实验室当成家的感觉，离开之前她还有些舍不得。
5月下旬，杨智也向学校提交了进入实验室的申请。她与师兄合作的一篇SCI论文要求修回，需要补充一些实验数据，如果无法在规定期限内完成，则视为放弃投稿。办公室搭起行军床、卫生间改造成临时浴室……连续15天的实验室生活，对她来说是一次特殊的经历。
随着上海市在6月1日全面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分子研究所也正式宣布向学生开放科研楼。生物学研究生杨芳燃起了希望，她第一时间收拾好行李，来到交大附属仁济医院实验室。
她本该在3个月前进入实验室、熟悉相关器械、了解规范流程，但疫情让这些都变成了线上演练——在宿舍她曾无数次跟着视频进行无实物操作，但真正摸到器材时才发现，“看根本学不会什么，还是要多动手”。
细胞培养不易，那几天，老师常叮嘱还有些手生的她：“要对细胞温柔一点。”
拉扯
然而，“开放实验室可能只是第一步。”方心感慨。
很多不可控的因素依旧没被消除，比如很多实验室的实验耗材包括实验动物的物流，以及设备检修还是跟不上。因物流受阻，刘杰瑞从国外下单的4瓶试剂历经两个月依旧没有到手——正常情况下一个月就能从美国寄到。“目前的库存只剩一个月的余量了，如果还不能到，那我们只好暂时停下了。”
方心更担心物流带来的实验意外。追赶进度之外，她把合成的材料打包快递寄去了校外的检测机构，经过一天的消毒，五天的运输，一天的检测，七天时间她需要的5个数据只等来了2个。
长时间的运输还会影响材料的测试效果：“材料合成出来前两天检测的效果最好，快递不一定能保证材料需要的储存温度。”数据准确性对方心的实验至关重要，她正在尝试合成的材料和新冠病毒快速检测息息相关。“提高它们的稳定性和灵敏度，就有可能降低假阳性的概率。”方心解释道。
方心摄影作品
进入新冠疫情暴发的第三个年头，不少城市在一年内会多次遭受病毒的冲击。谢萱的老乡微信群里，有同学哀嚎：“实验室反复解封又关闭，我的细胞已经来回冻存3次了！”
复旦大学药学院副院长李聪发现，疫情似乎给高校带来了长尾影响，“封闭对科研的影响很大，学生们进不来、教授们进不去，而线上交流并不能完全替代线下面对面的讨论。”
疫情同样对国际交流造成了影响。在复旦大学原本的培养计划中，有一部分研究生将前往世界各地先进的实验室交流，或参与国际专业学术交流会议，但疫情显然暂时影响了这些交流。“虽然我们也在尽力地弥补，但影响依旧存在”，李聪说，“我们只能想办法把损失降到最低。”
一些和科研相关的比赛也受到了影响。清华大学深圳研究院电子信息专业的陈启差点被疫情耽误了比赛。他原本打算参加2022年5月24日举办的RoboMaster机甲大师高校人工智能挑战赛（简称RMUA），“本来我们3月初就会回到学校，用2个月的时间完成准备工作”，但由于疫情，团队成员无法正常返校，在购买基础无人车后项目就暂时停滞了。
陈启很无奈，小队队长在家附近租了一间空房间，没有专业技术设备和团队帮助，他只能一个人在家进行前期工作。
陈启和队友在RMUA大赛现场。受访者供图
5月1日，陈启所在的机器人小队终于在学校团聚。“大家都回来之后，从5月1日到5月25日，整整20天时间里，我们都没有12点前回过宿舍”，陈启和成员们疯狂追赶着进度，早上八九点到达实验室，凌晨一两点才回来。“从单车代码跑不通到系统集成，有很多代码写完之后的运行，运行之后不断的试错，不断推翻之前的结果重新构建规划……”
“最后成绩就是进了16强，如果没有这个疫情，可能能进八强。”陈启说。
返校后，陈启和队友抓紧时间组装好了机甲。受访者供图
契机
不过，李聪总是安慰学生要看到“疫情的两面性”。他说：“疫情虽然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但是科研进程也能够慢下来沉淀一下，这是平时不可能实现的。”
“对学生而言，他们可以有很多时间整理科研数据，进而能提高后续实验的效率；对老师而言，他们可以用这块时间对自己的研究方向进行梳理和优化，从而找到更好的研究方向，为下一个科研项目做准备。”李聪说药学院的研究生们，疫情期间也在尝试不依赖实验室产出一些科研成果，这也是他们未来一个新的努力方向。
今年的三四五月正是许多大型科研项目申报的时间。而与去年同期相比，药学院今年的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申报与省部级项目合计32项，均高于去年同期水平。
“很多同学回到实验室后会发现，由于做好了足够的基础理论准备，实验的效率和产出大大增加。从这个角度看，疫情虽然是很糟糕的一件事，但也给我们提供了新的机会。”李聪说。
疫情封控限制了人和物的位置，但也为生活带来全新的可能性。
李彤是上海中医药大学中药学专业的博士生。自学校封控以来，实验室研究处于全面停止状态，李彤正在进行的动物实验只能被迫暂停，这是她项目的最后一环，“药物制剂的效果判定需要在小白鼠的体内进行测试，如果没有完整数据支持，对我的实验论文是影响比较大的。”
但在李彤看来，疫情算是给了自己一个喘息的机会。她保持了“早睡早起、按时吃三餐”的作息和饮食规律，有空还会做一下运动，“之前我们都是两点一线、早出晚归的生活节奏，能休息一段时间好像也不错。”
经过3个月的封锁和各种延期，青年硕博们仍在适应疫情下的收获与失意。
7月6日杨智的文章顺利发表见刊，她的付出没有白费。7月24日，谢萱终于再次进入了实验室，而她的综述也终于被接收了。但她的植物全部都死亡了，只能重新种植。“疫情对我们的影响至少是半年，但现在至少能重新开始了。”
电话那头的刘杰瑞谈到失去的两个月并没有太过惋惜：“科研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大部分时间都是非常不顺的，都是失败的，成功是极少数的时间，可以拿到一个比较好的数据，去回答我们提出的科学问题。疫情给我最大的感触是，以后所有事情都要提早规划、做好备案。”
而李彤发现，突如其来的疫情似乎为中医药的发展带来“契机”，“更多学者开始关注中医药领域，今年我们学校报考中药学专业的人数也变多了。”
李彤深切感受到了科研之路的常态就是“痛并快乐着”，正如《瓦尔登湖》里的那句话，“这就是生活，一个很大程度上我还没体验过的实验。”
（文中学生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