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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章节：
01、孩子自以为是、听不进建议，这是怎么形成的？
02、患者渴望父母深刻改变，但难以实现时怎么办？
03、心理干预效果与患者、家属的信任度有关
01、孩子自以为是、听不进建议，这是怎么形成的？
最近我们分享抑郁症/双相障碍患者翠莹的康复经历时，曾写过她敏感多疑、自以为是、偏执固执的性格。
比如我对她进行完催眠测试后，让她休息片刻，就转给催眠治疗师Lucy。她却以为我是故意利用休息拖延时间、多收费用，质问我“你是医生还是商人”。
又比如她过度运动导致膝盖受伤后，骨科医生建议她休养期不能跑步，她却没放心上，一周后又开始长跑，导致膝盖更严重了。她的父母也表示，女儿自己认准了的事，不容易接受别人的意见，有时显得很不理性。
再加上她和父母到我们就诊之前，翠莹曾经接受过医院里的心理治疗，是由一名博士生对她进行的，但效果不佳，她很快就不愿意去了。这导致她一开始对我们的深度心理干预有所怀疑，有时候对我和Lucy说话也非常不客气，我们跟她建立信任时花了不少时间。
有些家长看了翠莹的案例后，说他们的孩子也有这种性格，很固执、很轴，别人给的善意建议听不进去，有时候还表现得瞧不起人，即使面对长辈、专业人士也如此，容易冲撞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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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性格是怎么来呢？
一方面很有可能因为孩子从小到大多次接受过过度夸奖，比如老师、老人、父母经常夸孩子“你是最棒的”“你真聪明”“别人都没你厉害”“以后一定能如何如何”等等。
虽然这些夸奖事出有因，孩子确实在某个阶段、某个方面表现得比很多同龄人更优秀。但这种空泛的、戴高帽式的过度夸奖，容易导致他们自视过高，认为别人都不如自己，认为自己想法、经验和做法就是对的。
我们在深度催眠下发现，翠莹并没有明显的这种过度夸奖经历，整体上，父母对她的认可、肯定反而是缺乏的。
可是，她有另一种与过度夸奖有点相似的成长经历。她的爸爸在单位中是个领导，而且负责重要的工作领域，在翠莹患病前，有时爸爸会带她出席各种社交场合，吃饭、赴宴等等。
翠莹爸爸是领导，那出现这种场合里的自然也是社会地位比较高的人，有的职位很高、有的学历很高，总之有不少厉害的人物。
按理来说，这些人都是值得翠莹学习和尊重的人，她应该在这些长辈和优秀人才面前保持谦卑。可是，因为她爸爸是领导，这些人都对翠莹很客气，还不时夸她、赞美她，有的人还讨好她。
虽然那些客套式的过度夸奖没给翠莹造成太大影响，可是这种场合、这些人对待她的态度，让她形成一种感觉和影响。她觉得这些所谓的很厉害、很专业的人，也没啥了不起啊，看起来不也很普通吗？不也对自己很客气吗？她心里有种不屑。
她没意识到，人家对她好，是看在她父亲的脸面上，而不是她自己的能力。她觉得这些人听着很厉害，但看着很普通，以为要成为像他们那样的人也不难，没啥了不起的。但其实，别人是通过不断努力、打拼、积累才获得那样的成绩，是很不容易的。
由于这种成长背景，翠莹容易不把长辈、专业人士等放在眼里，有时甚至出言不逊，给人感觉性格很冲、很犟，对人缺乏基本的尊重。
另一方面，孩子自以为是、敏感多疑、偏执固执的性格还可能与叠加性心理创伤有关，遭受过很多来自别人的心理伤害，导致他们不容易相信别人。
翠莹在这方面比较典型。她从小遭受父亲的多次打击、贬低；在学校曾被同学捉弄，日记本被老师公开朗读，进一步被同学嘲笑、排挤……
这些叠加性创伤事件让她变得敏感，缺乏安全感，难以相信别人，甚至很容易从负面角度理解别人的言行举止，难以做到平和、理性、宽厚地对待别人的建议和意见。
所以，如果父母觉得自己孩子也有类似的性格，最好深入反思，想一想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是否有上面的因素。
有时候，来自外界的过度夸奖、别人对待孩子的态度，父母确实难以完全左右，但我们可以在事后给予孩子积极的引导，让他们学会理性、有智慧地看待，不要自高自大。
而且，父母在孩子小的时候就要有这个积极引导意识，并且与孩子保持良好的亲子关系，孩子才能更好学会这些道理。如果孩子的固有认知已经形成了，跟父母的关系也不好的话，孩子长大了父母再想引导、纠正，难度就大很多了。
02、患者渴望父母深刻改变，但难以实现时怎么办？
翠莹的心理干预过程还有一点让我印象深刻，这也可能是很多青少年患者、家长也遇到困难的一点：
患者受到其中一位家长的心理伤害，非常希望这一位家长能深刻改变，但难以实现，这时该怎么办？
翠莹的爸爸因为不掌握科学的家庭教育方式，对女儿造成了大量的叠加性心理创伤，翠莹对他非常抵触、讨厌，甚至跟爸爸待在同一个空间里都感到压抑。
她自己也意识到，她的患病跟爸爸带来的心理伤害有很大关系，她非常渴望爸爸能够改变，成为理解、体贴自己的温柔父亲。
在心理干预初期，为了增强翠莹的康复信心，我跟她说过，我会对她爸爸进行深入的家庭治疗、婚姻治疗，督促爸爸改变对待她和她妈妈的方式。
我还跟翠莹讲了一个我们过往收治的成功例子，那个患者的爸爸也很大男子主义，认为教育孩子都是妻子的责任，自己负责全心工作，还多次带朋友回家打牌、喝酒，第二天酒醉不醒。
后来，我们在深度催眠下找到了很多这位父亲给患者带来的叠加性心理创伤，比如经常喝醉酒，加上母亲的负性情绪和消极应对，患者对父亲的健康非常担心，有强烈的不安全感，导致其只要涉及父亲健康安全问题，就会出现极度焦虑甚至恐惧的非理性的应对。患者父亲得知真相后非常震惊，接着是后悔，最后决定戒酒，还真的做到了，患者和母亲都非常惊讶，觉得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翠莹听了这个事例后，很受鼓舞，她也希望爸爸也像上面的父亲那样，大彻大悟、脱胎换骨。她也期盼着，只要爸爸做出了这样重大的改变，家庭氛围变得非常融洽温馨了，她很快就能康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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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我们在处理翠莹的一些症状时，确实找到了一些她爸爸造成的心理创伤，我们也一一告诉了爸爸，引导他改变，她爸爸每次也都诚恳答应。
但翠莹觉得，爸爸还是没有明显的变化，“何医生，我爸在你面前就说好好好，可是回去改变没有多久，面对我跟妈妈的时候还是一个样！”
难道是翠莹爸爸只在我面前做做样子？我认为不是。其实翠莹爸爸确实有所改变，不过他有偏执型人格改变，确实难以在短时间内发生巨大变化。这里面也有翠莹心里仍然对爸爸有一定的成见、容易从负面解读的问题。
而且，那时候，我们还没有专门针对翠莹和爸爸的亲子关系进行深度催眠下病理性记忆修复，很多创伤事件还没找到，她爸爸还是有点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
深度心理干预暂停时，翠莹的情绪出现过波动，她爸爸也生气了，又对女儿说了一些比较重的话，翠莹气得两眼发黑，浑身颤抖，又形成了一个新的、较大的心理创伤。
翠莹本来对爸爸的改变抱有很大期待，结果又被爸爸伤害了，她对爸爸很失望。她陷入了灾难化思维，认为爸爸这辈子都不会改变的了，会继续对她造成心理伤害，她将会永远活在痛苦当中，她的病再也不会好了。
所以，翠莹中间有过一段时间非常消极，认为自己康复无望，也不想到广州来继续接受深度心理干预了，“我爸不改变，我还继续接受心理干预有啥用？”
幸好她父母当时比较理性，仍信任我们，反复做女儿工作，翠莹才愿意继续接受干预。可是，当我们提出要针对她讨厌、抵触爸爸的问题进行深度催眠下病理性记忆修复时，她又不同意了，而且只要说起这个问题就一直哭，情绪激动。
其实，很多青少年患者都会有会有这种心理和表现。他们的父亲或者母亲对他们造成了很多心理伤害，他们很痛苦、很愤怒。别人劝说他们，可以找父亲或母亲深入谈一谈，让父母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又或者找个中间人，把对父母的不满告诉中间人，由中间人去调停，这都有可能改善他们与父母的关系，进而改善他们的情绪症状。
但很多青少年不愿意接受这样的建议，仍然是消极、低沉，一味对父母感到愤怒，但不采取积极的、有助于解决问题的行动。
因为父亲或母亲让他们感到非常痛苦，他们想避开，连提及都觉得难受。这是人之常情，也是人类趋利避害的本性。而且他们认为父母不可能改变了，根本不想跟他们对话，更加不想对父母和解或原谅了。
这种心情我们可以理解，可是，如果患者不去面对、不真正地修复相关的心理创伤，不能对这个问题持有理性态度的话，很有可能难以真正康复。
我对翠莹说，我知道要她面对爸爸带来的心理创伤会很难受，但这个问题一定要处理。否则，她会对爸爸一直看不顺眼，爸爸做什么事都会引起她的情绪波动。而且，如果一直找不到爸爸做过哪些事对她造成创伤，爸爸也还是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
就算把爸爸和她隔离开来，她眼不见为净了，表面上慢慢走向康复了。可是如果她以后遇到性格、外貌跟爸爸有相似之处的人，比如老师、领导，她很可能会本能般地排斥、鄙夷，很容易发生人际冲突，并影响自己的学习和工作。
如果这些男性带来的心理创伤不断累积，她的病症很容易复发，偏执型人格改变越来越严重，甚至发展成偏执型人格障碍，在社会中处处碰壁。在情感方面，还有可能出现继发性的不婚主义，甚至继发性的同性恋；虽然这都不是病，但外界的目光很容易加大她的心理压力。
其实，这个时候，翠莹妈妈也有点心力交瘁了，她也很希望丈夫可以作出更多改变。所以，对于翠莹来说，积极接受心理干预，不仅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她最在乎的妈妈。
最后，翠莹终于答应处理与爸爸的亲子关系。在深度催眠下，找到爸爸对她造成的创伤事件时，她再次忍不住大哭，催眠治疗师Lucy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才逐一修复。
经过这次深度催眠，她的爸爸终于知道了自己犯过哪些错，他用“触目惊心”来形容，并下定决心作出更大改变。翠莹面对爸爸时也更平和了，情绪不再那么容易受到爸爸的影响。
像这种例子，我们在临床中遇到过不少。以前收治的患者小璇，她也非常讨厌、甚至痛恨父亲，她父亲不得不到外面住。小璇仍然感到愤怒，“他把我害成这样，他却倒好，一个人在外面自由自在！”
小璇一度说自己是不婚主义者，也一度拒绝处理与父亲的关系。后来我也说服了她积极面对，接受处理，现在的小璇不但康复并大学毕业了，还交了男友，有一段稳定的恋爱关系。
当然，我们因为有深度催眠下病理性记忆修复技术（TPMIH），可以快速修复亲子关系相关心理创伤。那如果患者无法接受这种干预，可是也纠结于跟父亲/母亲的关系，那该怎么办？
03、心理干预效果与患者、家属的信任度有关
总的来说，翠莹的心理干预过程中还是有不少曲折的。有部分考虑前来就诊的家长看了翠莹的经历后，产生疑问：是不是每个患者的深度心理干预过程都那么波折，来来回回分了好几个阶段？
其实，如果从心理干预效果角度出发的话，我们一向建议患者最好一直待在广州，完整地接受整个深度心理干预方案，这有助于减少情绪波动、病情反复，所需要的心理干预时间也会相对短一些。
因为患者暂停心理干预回家时，因为还有很多疾病症状、心理创伤没得到处理，他们仍然容易产生强烈的负性情绪，有很多认识还是不够理性，容易与家人、外界的人发生冲突，然后形成新的心理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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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莹暂停心理干预回家后，就形成了不少新的叠加性心理创伤，回来广州后我们又需要花时间去处理。
当然，有时候患者家里有紧急事务，不得不回去处理，这能够理解，我们也不会强行阻止，但会强调回家后父母需注意的事项，加强陪护。
翠莹当时2次暂停心理干预，第一次是因为家里有事，第二次是她自己认为自己没问题了，后面的难题自己能克服，坚决要回去。
虽然，从积极的角度看，她回去后果真病情反复了，她被“打脸”了，吃过教训了，对自己自以为是的问题也认识得更加深刻、更愿意配合干预了。但是从客观角度看，如果她当时愿意继续接受心理干预的话，可以省去不少时间。
另一方面，深度心理干预是否顺利，也跟患者、家长对我们的信任度有关。
只有父母有高度的信任，当孩子出现一些情绪波动时，父母才能理性对待，明白这是康复过程中的正常现象，而不是否定深度心理干预的作用，甚至中止干预，这样很有可能前功尽弃。
只有患者对我们也有高度信任，尤其是对催眠治疗师Lucy高度信任，深度催眠下病理性记忆修复技术（TPMIH）才能发挥良好的效果，大幅度缓解症状，甚至快速令症状消失。否则，患者可能连深度催眠状态都达不到，然后又要耗费不少时间继续建立信任、重复进行催眠测试。
深度心理干预结束时，翠莹一家对我们的信任是非常高的，也很认可心理干预的效果。不过，在心理干预初期，翠莹对我们的信任度不高。而在心理干预中后期，因为翠莹2次暂停心理干预，回家后多次病情波动，我想，翠莹父母可能一度怀疑要不要继续干预下去。
幸好，翠莹有信任危机时，她的父母非常坚定；而当父母感到疲惫、考虑放弃时，翠莹因为感觉到了心理干预对自己的积极作用，对我们很信任。这让深度心理干预最终能持续下去，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所以，如果大家考虑预约我们的面诊，甚至有意愿接受深度心理干预的话，最好先评估一下患者、家长对我们的信任度。
患者和家长的信任度越高，深度心理干预能发挥越好的作用；如果信任度不高，那最好先继续对我们的文章、视频加深了解，又或者选择其他更适合患者的康复路线。
翠莹的案例分享、案例分析，到这篇文章就告一段落了。翠莹现在复发的可能性已经很低了，也在积极地准备复学中。翠莹爸爸跟女儿说，她有什么困难可以找何主任请教，要及时纾解心结。
可翠莹说，“我可不能什么事都找何主任，我可以自己先试着处理下”。
我觉得要给她一个大大的赞，翠莹已经具备了比较好的自我觉察意识、自我提升和独立的意识。
我相信，有父母的理解、积极反省、改变和提升，再加上我们给予她的强大的支持，她最终一定能复学成功，实现真正的康复，并具备更加理性、成熟、睿智的性格。这段患病经历和深度心理干预经历，将会成为她的人生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