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2日，北京新闻发布会宣布，根据教育部统一部署，2023年全国研究生招生考试将于12月24日至26日举行，各单位将确保实现“如期考试”“应考尽考”“平安研考”，保障考生合理诉求。至此，无数考生期盼“考研延期”的呼声未能实现，一切尘埃落定。
今年注定是一次艰难的考研。它的报名人数再创新高，据新东方测算，2023年研究生考试全国报名人数将超过500万。如今，这场激烈竞争又平添一些波折与运气的成分。
对考研人来说，复习，最重要的是稳定。适应的环境、平和的心态以及日复一日的计划。但今年，面对疫情的频繁变化，考研人被迫“漂流”。有人临考前被要求离开学校、回老家，有人提前去考试地点租房、住酒店，有人不停更换复习地点，从方舱到自习室，一路迁徙，还有人已经变阳了。他们开始怀疑：“我还能健康、安全地坐在考场上么？”
文 |高越
编辑 |金匝
运营 |栗子
离开
消息是突如其来的。晚上9点42分，高琼看到辅导员在年级大群里发布通知，10点将紧急召开会议，所有在校生不得缺席。会议持续了两小时，但意思很简单——立即离校。为了保护考场，学校将进行全面消杀，明天白天是最后期限。
这一天是12月3日，距离研究生考试还有21天。在此之前，高琼已经被封宿舍一周了。在河北唐山，一间8人宿舍，只有上下铺，看书只能用最中间的桌子，或是拉上床帘，架一个床上桌。去洗手间需要戴口罩，错峰出行。她们是学校里留到最后的人，大一至大三的学生，早已回家。看到离校消息时，大多数考研人的第一反应是愤怒，“只有一个月了，我们经不起折腾”。
最后一个月，是复习的重要时期，在很多过来人的经验里，“足以改变命运”。为了不离开，学生们一再让步。“我们可以买好泡面和面包，直到考试，一步都不出寝室。”但依然没能成功。
那天，寝室没有熄灯，凌晨一点，不大的空地上铺满了行李箱，没有落脚的地方，屋里很安静，气氛沉闷，没人说话，高琼机械地把一本本书摞进箱子里。那时还没放开流动，通行需要核酸和健康码。大家都在思考一个问题：离校后要去哪儿？回老家，算是跨区域，一旦有封控，回不来怎么办。校外租房，房子不好找，租金和一日三餐，又是一笔花销，她们都没赚钱，还得向父母伸手。考研是大事，何去何从，下决定只能靠自己。
与此同时，学习水彩绘画的白繁已经乘坐高铁，从河南省最北端的安阳市回到了最南端的信阳市，她做好了决定——回家。她家在一个小镇上，天已经晚了，她就地找了一家酒店住一晚，预备第二天再倒两趟车，坐几个小时的大巴车回家。
她的离校通知下得更早，上午十点，期限也更急，当天必须离校。一开始，白繁抱有侥幸，“不走也没事，不会到这一步的”。但门外，不断传来行李箱轮子哗啦哗啦的滚动声，她开始慌了，拿起手机抢票。幸运的是，车票是晚上7点的，她有充足的时间收拾行李，室友没那么好运，唯一一趟回家的车在两个小时后发车，室友只能随手卷起两本政治试题，再拿上平板和电脑，草草收拾背包，飞奔去赶车。
这并不是两三个学校的个例。距离考试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许多学校都发布了类似的通知。邯郸的钟余敏离开时也是晚上。她搭了室友叫的车，4个纤瘦的女孩坐在一辆车里绰绰有余，但4个26寸的行李箱，后备箱却完全挤不下，门是悬空的，担心东西掉下去，车开得很慢。司机低估了箱子的重量，帮忙时第一下没抬起来，忍不住抱怨说，“姑娘，你这是装了什么，可真沉！”钟余敏心里想，一箱子书，当然很沉。这个80多斤的女孩拖着一箱子书，辗转了七八个小时，才回到了县城老家。
回家不易，找房更加艰辛。思考了一晚上，高琼和室友决定留下租房。她们拜托了认识的朋友，才在5公里外的普通居民小区里找到一个二居室，两间大床，能挤下5个女孩。房东大姐人很好，听说她们是考生，特意搬来了三张桌子，供她们复习。倒计时越来越近，高琼怕被传染新冠，不敢多出门，提前买好了面包、牛奶和鸡蛋，预备接下来的日子，“对付着吃一吃”。
更多的人面临找不到房子的窘境。秦子京的学校已经有不少病例，此前封了1个月。前几天，室友发烧了，整个寝室的人都去了学校的隔离点，做了3天的核酸，显示阴性才被放出来。回寝室的第一天，就收到离校通知。她们临时找房子，房主却不愿意租，物业早就发了消息，有病例的学校出来的学生都有感染风险。
找不到房子，秦子京只能跟室友们先住在228元一晚的酒店里，几个女孩一起均摊。一些连酒店都找不到的考生，无处可去。
和白繁同校的4个男生，一路找酒店，要么价格昂贵，要么没有空房，直到深夜，没有办法的他们只能找到警察，寻求帮助。在安排住所、做完核酸检测后，这几个男生的核酸却显示阳性。警察只能紧急联系学校的老师，把他们送回到学校的隔离点，就这样，他们回到了刚刚离开几个小时的地方。
封闭
复习，常常是在封闭的空间，考生们习惯每天定时定点泡图书馆，坐一直不变的固定座位，用山一样的复习资料，筑成一个个省事又安心的巢。但随着一间间图书馆、自习室的关闭，考研人的小小空间也在不断变化，他们不得不漂流——去到几平米的寝室、独自一人的小屋，甚至是挤满人的方舱。
离校前，高琼已经经历了两拨封校，一次是10月初，另一次是11月底。消息都很突然，复习资料也一起被封在了图书馆，唯一能用的，只有手边的几本书和几套卷子。几平米的房间里，3个人找工作，3个人考研，大家都浑浑噩噩，泄了往日的劲头，高琼做题时，有人在追剧，有人在煲电话粥。
桌子不够，只能想别的办法。睡在上铺的站在椅子上，用床当桌子；睡在下铺的，拉来行李箱，把书放在箱子上，或是倒扣脸盆，充当椅子，把复习资料铺满一床。河南郑州的冯继，为了不打扰同学，只能把小桌板搬到阳台上，打着台灯复习。
封在寝室的那些天，高琼的复习进度为零，“完全看不进去”。她的很多同学，甚至开始有了放弃考研的念头。
即便是回了家，情况也可能并没有变好。回到信阳县城的家时，白繁家中空无一人，她需要居家隔离7天，父母开了家小店，不能没人管，只好提前搬出去，去了给弟弟租住的房子。离开前，父母提前为她准备好了泡面、蔬菜和牛奶。
回家后，白繁一直找不到状态，她感觉自己就像是个“被扎了一下的皮球”，慢慢瘪了下去，没有复习的动力。一直以来，她都想靠考试改变命运，她是专升本的学生，当时发挥不错，入学时是第二名。现在本科即将毕业，她不愿意回镇子上的小学当老师，想去更好的大专，或是城里的中学任教。想要实现这个目标，学历是硬要求。她报考的是学硕，预备将来再读博，一步步实现学历跨越。
以前，她常常待在画室里，一坐一天，大多时间学英语，休息时就练画，没人打扰，效率很高。但如今，她每天光是一日三餐、打扫家里，就要花费不少时间。原本，她并不焦虑专业课，一张4开的人物肖像画，150分满分，她常常能打120分以上，只是她还想再提分，冲一冲130分。画中黑白灰的搭配，人物形与神的描绘，都要依靠勤练习。学校的画室关闭之后，她的画架、画笔和纸全都拿不出来，算起来，已经十几天没动过笔，她常常担心，会逐渐变得手生。
住过几天酒店的秦子京，在刚刚找到房子后，就迎来了居家隔离。离开学校后，5个室友中，3个接连中招，出现阳性，秦子京斗争了几天，连忙喝维C，还是没能逃过。她躺在床上，迷迷糊糊烧了一天，浑身酸疼，没法说话，交流只能用打字，租的小屋20天要2000多元，算是“自费隔离豪华间”。她自己没有攒钱，全靠父母支援，钱花得很仔细，平均每顿饭只敢花12元。
如今，她只庆幸自己没有回家。在老家县城，大家提起阳性就变了脸色。真回了老家，父母年纪大了，也经不起折腾，一旦被感染，出了什么事，“我一定不会原谅我自己”。摆在眼前的，还有逐渐逼近的健康打卡时限，秦子京很担忧，如果没有变阴，她该不该如实上报，一旦打卡不满足，“是不是就进不去考场了？”
与居家相比，最为艰苦的复习空间，还是方舱，许多考生被迫漂流到了这里。回到老家承德的第二天，沈稚琛就出现了核酸异常，被拉进方舱。他没有任何不适，不发烧、嗓子不痛，只有点鼻子不通。方舱里有8张行军床，他是第一个到的，没有热水、没有暖气，无法洗澡，一开始，他心态不错，告诉自己一定要加油，凡事都能克服。
后来，人越住越多，男女混住，有人考研，有人考公。这里没有桌子，只能用皮箱垫着，把平板放在上面听网课。沈稚琛渐渐无法说服自己，每天晚上睡觉前，是他最焦虑的时候，他只能在脑海里畅想上岸后的“待办清单”，用考研成功的喜悦支撑自己。
新疆的崔燕燕在考研倒计时40天时进了方舱。她和家人已经居家隔离了两个月，这也是许多新疆考研人的共同经历，快递全面停滞，他们买的所有复习资料都运不进来，只能一遍遍看做过的题，不停背书。崔燕燕还要忍受四周传来的噪音，楼顶咚咚的跑跳声，刺激得她的头脑发胀，血管不停跳动。
她很奇怪，自己和家人一直没有出门，没订外卖，为什么病毒还是找上门来。最先中招的是父母，随后是她自己。比她早去方舱的妈妈告诉她，这里很冷，床板很硬，为此，除了一箱子书之外，她去方舱时还带了一件厚羽绒服和一套被褥。
之前，她备考得很顺利，状态非常好，从2月份开始，复习将近10个月，但最后阶段的封控与隔离，打乱了她的步调，“就像是即将游到岸边，突然被人拉着下沉”。回家后，父母担心再次复阳，决定一直住在单位，直到崔燕燕考试结束。独自一人在家，对她来说，跟隔离没区别。在方舱消沉了10天，几乎浇灭了崔燕燕的信心。她发现，之前做对的数学题，现在却解不出来，刚背完的政治知识点，也变得陌生。不好的结果总是在她的脑子中浮现，“我这次，一定考不上了”。甚至直到解封后，她也不敢出门，因为现在的她，无法承受任何一点风险了。
转移
在考研人中，有很大一部分“二战”考生，今年，他们也在被迫漂流。
吉林的钟夏有些后悔，如果去年接受了调剂，今年就不用再“遭罪”。她也是“二战”，家里有个4岁的弟弟，常常吵闹，为了安静的学习氛围，她只能出去寻找自习室。在县城，每间自习室的空间都狭小，一个人只有面前几十厘米长的小桌子，抬头是摞得老高的书，左右常常传出背书的气声。
钟夏能从这样的氛围中获得力量，一路走到自己的位置，看到法硕书，她会想“背得比我还多”，瞟见数学题，她会庆幸“还好我不用做题”，跟很多人比，她的复习难度小多了，她总是如此安慰自己。
随着自习室的不断关闭，钟夏的迁徙不停。第一家自习室突然关闭，她没心思去退月卡，忙不停地联系新的自习室占座。后来，这一家又出现了密接，不得不再次更换。再后来，是第四家、第五家、第六家。每个地方她都待得不长，每天都胆战心惊，没人敢摘口罩，如果有人咳嗽，他身旁座位上的人会立马往四周移开。
上个月，又一家自习室不开了，钟夏决定收拾东西回家，不再找了。这是依靠自习室复习的考研人都会遇到的情形，一旦出现关闭，他们就要立马收拾包裹，往下一处迁徙。山东的一个考生，得知备考的自习室即将关闭时已经是深夜，她家离得不远，穿着珊瑚绒睡衣，拿着两个超大的黑色垃圾袋，她就骑车赶了过去。她没心思慢慢收拾，一股脑把书和资料卷进袋子里，拎起来扛在肩膀上，再骑车离开。她是幸运的，地方可以再找，资料没了才是麻烦事。
失去学习氛围后，放弃的情绪常常围绕着钟夏，学了两年，她觉得自己“耗得只剩下一个空壳”，知识不再入脑，很多背了很多遍的内容，似乎仍然空白。
同样“二战”的罗絮絮选择提前1个月就出发“赶考”。应届生们几乎都在本校考试，但她们不一样，作为单独考生，她们的考试地点往往是招生单位所在地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指定的。她去年辞职，回家备考了8个月，前段时间，老家出现了疫情，她担心被隔离，考试公告也还没出，不确定是要提前7天，还是14天进行健康打卡。为了万无一失，她提前来了广州，租了一个月的短租房子，房租加上一日三餐，到现在，已经花了快7千元。
一开始，罗絮絮会去图书馆自习，但现在，她不敢再随便出门，必须保证自己能够安全进入考场。每天起床，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健康上报”App上进行登记，上传自己的体温和健康状况监测。
“赶考”的“二战”考生，为了方便省事，有的会选择住在酒店里。董倩一直在老家的自习室学习，一家家接连关闭之后，她索性去了考试地安徽，长期订了一个酒店标间，这时候，距离考研还有40天。
这是她复习的冲刺阶段，需要一个可以完全投入、不必顾忌他人的空间，酒店是个好去处。一个月的标间，房费3000多元，两张单人床，其中一张被她铺满了复习资料，早上去酒店餐厅吃，中午、晚上订外卖，洗衣服送去楼上的洗衣房，搞定日常必备活动后，其余时间，她将自己封闭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
董倩特意挑了一个不临街的房间，没有车流声和噪音，坐得累了，就躺在床上大声地背题。她甚至还养了两盆仙人球，休息时就对着仙人球放松眼睛，吸吸绿色。
以往，每年的考研时间都会撞上圣诞节，不少考生会提前预订考点附近的酒店，而且都早早下手。考研大潮叠加节日，大学城附近的酒店价格应势暴涨。今年，平日价格200元左右的酒店房间，在12月23日、24日的价格已经涨到了1100元。到了现在，许多考生已经离开学校，到时候，酒店的争夺也许会更加激烈。
动摇
一次次的冲击之下，许多人产生动摇，或是做出放弃的选择，是可以预见的结果。
电气工程专业的马德兴封寝之后，复习状态一直很差，总是静不下心。其实，他的专业更适合就业，早在前几年，几乎没人考研，学长学姐们全都签公司。这两年，大家渐渐求稳，考研的人越来越多，今年400多人的专业，就业推荐表只收了70多份。一开始，他跟着大部队的节奏，决定考研，但最近，他信心大减，总是忍不住想，没考上该怎么办。
学不进去的时候，马德兴索性投递简历，试着找工作，依靠不错的绩点和项目经历，他顺利通过了面试。签订三方协议时，他知道，他的考研之路到此终止了。
考研人的漂流之路，也会受到来自外界的干扰。经济专业的万鹏，被老师多次找去线上谈话，内容大同小异。老师告诉他：今年学院考研的报名率是52%，但往年的上岸率只有7%。许多企业春招都提前了，来年的岗位一定缩水，最后还告诫他，“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不要盲目考研”。
在劝告和现实的夹击下，很多人动摇了，迫使他们下定决心的最后一根稻草，也许是那条离校通知，也许是一次又一次的漂流。收拾行李时，白繁的很多同学只带衣服，没有带复习资料，她们告诉白繁，自己已经放弃考研，不打算再回来了。
但白繁不一样，很多人对她说，她一定能考上。听了这样的话，白繁决定试试，她没有复习的状态，索性开始调整心态。她是考试型选手，压力不大，往往能发挥出很好的水平。她英语一直不好，高考只考了40分，专升本时，即使卖力复习也没信心，但平稳的心态让她后来考出了110分，对她而言，这是意想不到的高分。
这几天，她查过报考专业前几年的录取情况，学硕的竞争并不激烈，只要英语过线，录取问题不大。
12月7日，教育部官方微信号发布通知，未来两天，针对“仍滞留在报考点所在地以外省份且返回报考点确有困难的考生”可以申请借考。白繁也填了申请，希望借考到她所在的市，到时候，再提前两天订好考点周围的酒店。至于申请理由，她不知道该怎么填，只能如实写：“距离太远，回程有风险。”
白繁不确定自己的申请能否通过，她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今年不行，就明年“二战”。父母很支持她，整个家族没有学艺术的孩子，他们愿意培养女儿，花费几万元让她上课，只要能学出来，前途一定不差，“最起码还能开个辅导班，教教孩子”。
如果“二战”，白繁不打算找父母要钱。她从高考结束的暑假开始，每年都在老师开的一家画室里打假期工，月薪三四千元。她计划先在画室工作三四个月，攒够了足够的生活费，再从明年9月正式复习。放平心态之后，白繁很轻松，最后的时间里，她计划简单看看英语作文和政治热点。
也有一些漂流的考研人在不断的动摇中，逼近崩溃的边缘。学习新传的韩佳欣，知道自己要考的是著名的内卷专业，封寝的1个月里，看着背不完的书，她无数次产生放弃的念头。有一次，她躲在洗手间的隔间，打电话给母亲：“我不想考研了，也不想去上海了，我想回家。”电话那头并没有传来安慰，“上万元的复习班都上了，你才说不想考，怎么总是半途而废呢？”
韩佳欣总是被评价为做事只有“三分钟热度”，在父母眼中，她教资没考上，考研也不坚持，跟各个985毕业的堂哥、堂姐相比，一直没能给父母争光。离校回家后，她还是找了一个自习室，每天背书、练习论述题。直到有一天，她站在自习室外的天台上，拿着书、倚着栏杆背知识点，往下望的时候，她突然发觉，自己很想跳下去。
那一刻，她终于知道，自己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不能再考研了。
（应受访人需求，本文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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