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左至右依次是刘擎、罗翔、何家弘。（受访者供图/图）
疫情三年，越来越多学者“触网”，走到聚光灯下，“网红学者”成了一个比较显著的文化现象。
不久前，我突然意识到，从2020年初的罗翔，2021年初的刘擎，再到2022年中的法学家何家弘，我已采访了三位较有代表性的网红学者。他们走红之后的不同反应，或是茫然无措，或是激流勇进，都代表了在这个时代知识分子走向大众台前的不同面向。
他们的张皇、无措和不适，勇气、决心及信念，也是一种时代的写照，很值得梳理一番。另外，对这三位学者采访过程中的一些花絮，没能写进稿子的细节，也很值得记录。
可贵的中年成名样本
我采访过两次罗翔，一次是在2020年4月，他在b站走红不久后（相关报道详见《聚光灯下的罗翔：我们与法的距离》）。一次是在2020年年底，为了准备南方周末的新年特刊。前一次是电话采访，后一次是面采。（相关报道详见《刑法教授罗翔：我在朴素的正义与偏狭的情绪中，寻找一种分寸》）
2020年是罗翔的爆红之年，很多联系过他的记者同行都在感叹，真的太难约了。每次和罗老师发微信，我大概提前一天就会开始做心理建设，因为知道他一定会拒绝。
当时只有少数几家媒体采访到罗翔，作为其中的幸运儿，我主要是掌握了一些“场外信息”。联系罗翔前，朋友先介绍了他的研究生信同学和我聊了聊。信同学本科就是罗翔在中国政法大学的超级粉丝，决定考研后，很希望罗翔做他的导师。
当他表露这一想法后，一贯友善的罗翔回复了一封长长的邮件婉拒。理由是他在学院体制内较为闲云野鹤，作为导师掌握的资源不多，怕耽误他。信同学本来有点失落，但一位师姐说：罗老师收学生的时候，每个人都会收到封这样的“拒信”。
信同学由此锲而不舍地表达决心，最终成功打动罗翔。因为知道了这段故事，在罗老师以“我只是个普通教师，没什么值得采访的呀”“我现在要被网暴了，会连累你们的”等等为由拒绝时，我都坚定地表示，我们真的很想采访你。最终，经过三四个回合的来回拉扯之后，罗老师终于说，好吧。
那是2020年上半年，因为罗翔在云南，只能通过电话采访。他的声音有些生硬，也带着倦意。因为最初在b站走红是个意外，我明显感觉到，他还没有适应突然走到聚光灯下，有防备，有抗拒，也有谨慎。
这三年，在罗翔身上，我常常看到一种可贵的中年成名样本——他总是输出观点，却很少讲自己的故事，无论记者和媒体如何一轮又一轮地挖掘猛攻，都严防死守地护住边界。他对名利有清醒的认知，几乎不参加一些“不该出席”的场合。这种成名初期甚至有些过度的自我保护，使得当非议像潮水般退去后，今天的罗翔在类似“铁链女”这样的重大公共事件中，还可以持续不断地发出清澈的声音。
我常常会想起一个没写进稿子里的细节。那时，他介绍了自己的好友、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李红勃接受我的采访。关于罗翔在学院里的闲云野鹤，李老师讲到，以前许多人趋之若鹜、象征学界荣誉，但又实则虚浮没劲的会议，罗翔都在门口的沙发上睡觉。
2020年年底那次采访，我们约在罗翔家附近的漫咖啡见面。他本人很温和，时而露出比较慈祥的笑容。刚见面时，我问，现在走在路上会被认出来吗？他说也不会。没想到，采访结束后，旁边桌便有人过来要签名和合照，我帮忙拍照，罗翔还没戴好帽子，但已端正地站好，歪着帽子出现在照片中。等我刚放下手机，他已经一溜烟不见了。
成熟的、有品质的、健全的公民
2021年1月底，我在北京大兴的希尔顿酒店见到了刘擎教授。那一天，北京疫情忽然变得很严重，原本密集的媒体采访，许多都改成了线上。我见到刘擎是在下午，他来北京录《奇葩说》总决赛，那几天的录制很紧凑，还要接受媒体采访，看上去也不太放松。
采访的前一天，刘擎刚刚上了热搜。“拼多多女孩”事件发酵后，《奇葩说》事前录制的两期关于996和职场环境的节目也碰巧上线，刘擎在节目中一段关于“人是目的而不是工具”的发言，被视为在帮职场年轻人说话。
如果用一种世俗话语来形容，当时应该是刘擎上《奇葩说》后最“红”的时候，微博上到处是那段发言的视频和长图。在采访中，刘擎解释了上综艺的缘由。他希望《奇葩说》成为一个培养informed citizen——成熟的、有品质的、健全的公民——的平台。
几年前，我采访过一位青年女作家，她提到了一个知识分子“文化下海”的概念。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当介入社会的原有方式和生态发生变化后，许多知识分子转向了娱乐化。这当中固然有经济考虑，也和受众的变化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希望换一种渠道来向公众输出观点，传递想表达的声音。
这位女作家经历过许多尴尬时刻。比如早年和许多明星一起参加竞技节目时，她总是最早淘汰的一个，摄像师希望捕捉她更有综艺感的表现，她只能尴尬地低头走人。
刘擎似乎也有过这样的不适，而这也意味着知识分子在走向大众化和娱乐化的同时，不可避免要面对更复杂的环境。
何家弘是这三位“网红教授”中，相对没那么“红”的一位。作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他是中国证据法学界的第一人，主编了中国第一部《证据法学》教材。今年4月，他在b站和今日头条录制了一档视频节目，名为《何家弘说案》。（相关报道详见《专访何家弘：“一点一点，让愿意按照法治精神做事的人越来越多”》）
何教授在中国法学界的地位很高，也是一位体制内的改良主义者。我对他的第一印象是老派——我们的采访在他家小区旁小花园的亭子里进行，周围鸟语花香，采访中不时伴着夏日蝉鸣。
何家弘用过去上课和上央视法治节目的方式来做节目，在短视频时代，多少显得没那么多“爆点”，但因为内容用心，能学到知识，也吸引了不少观众。今年9月，在我们的报道已经发出后，我发现何教授发表了好几篇和网暴相关的文章。
因为在央视《今日说法》节目就“错换人生案”的证据问题发表了一些个人意见，何家弘被网暴了，许多网友对他进行人身攻击，还编织了不少恶意的谣言。何教授一连发了好几篇文章，心情似乎受了影响。同过去相比，今天要做一些普及法治观念的工作，也许正在面临更复杂的网络环境。
在采访中，这三位学者都展现了各自的个性，和他们真挚的社会关怀。对记者而言，这种介入方式后续还会有怎样的变化和影响，也许是值得长期关注的议题。
南方周末记者 付子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