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国家对粤港澳大湾区的定位之一是要成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我们重磅推出《“港”创科25人》高端对话系列，计划采访25位香港创科业界领军人物，涵盖政、产、学、研、金多个领域，探索香港建设国际创科中心的路径与方法论，以香港所长，服务国家所需。本期为第七期，让我们走近香港大学前校长徐立之。
在囊状纤维化被承认为一种疾病之前，北欧曾盛传着“咸吻”之谜。即婴儿出生时，如果轻吻他的额头感觉很咸，那么这个婴儿便是受到“诅咒”的，将不久于人世。
尽管后来现代科学证明，囊状纤维化患者是因汗液中的盐分显著高于正常人而出现“咸吻”之说，但人类对这项罕见遗传性疾病的研究过程并不轻松。
自上世纪30年代开始，医学、生物学界就已经开始对此病症的探索。1985年，35岁的徐立之带领团队率先界定囊状纤维化病症的致病基因在第7号染色体上。随后，他又和弗朗西斯·柯林斯（Francis Collins）合作，进一步认定导致囊状纤维化病症的基因在第7号染色体的准确位置，并清晰描绘变异基因的排列。其相关的研究论文1989年发表在《科学》杂志上。
这些发现被业界称为人类遗传学的重大突破，为此后有关此病症的治疗研究推开了大门。徐立之因此成为生物科学界炙手可热的新星，曾多次被提名诺奖，也被认为是最有机会问鼎诺贝尔医学奖的华人科学家之一。
徐立之。资料图
大海捞针：寻找囊状纤维化的致病基因
1950年出生于上海的徐立之，在2岁时便跟随父亲来到香港。他的幼年生活可谓“颠沛流离”，九龙塘、北角……小学时期在香港四处频繁地搬家，辗转换了四所学校。
因父亲在书法、绘画上的造诣，徐立之从小耳濡目染，幼时在绘画上也有一定功底。“考试考到蝴蝶的生命史，我就把蝴蝶的四个（成长）过程，从卵开始依次在答案纸上画了下来。”这大概是徐立之最早的生物启蒙。
大学时期，原本立志要成为建筑师的徐立之，因香港中文大学没有建筑系，而阴差阳错地入读生物系。也是在那时，徐立之开始走上“生物之路”，因他认为分子生物学可以解释生命的机制，“还算可以念下去”。1974年，徐立之在香港中文大学完成硕士学位后，前往美国匹兹堡大学深造，取得博士学位后继续于美国、加拿大进行遗传学研究。
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一场基因层面的“寻宝”大赛拉开帷幕。
当时的研究发现，氯离子通道的异常影响细胞的水、氯离子平衡，最终导致肺部等多种器官功能障碍。但又是什么造成了囊状纤维化患者与生俱来的氯离子通道异常呢？
彼时，徐立之虽已率领团队首先界定了囊状纤维化致病基因的所在位置是在人类第7号染色体，但这个染色体上有两百多万个碱基，要找到致病基因的具体位置无异于“大海捞针”。
“老实说，那个时候还没有基因图谱，要寻找一个致病基因还得用原始的方法去测试，对染色体一段一段地慢慢去分析”，徐立之谈到研究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中途甚至出现不少小插曲。
1987年4月29日，他代表加拿大研究团队到伦敦的皇家学院发表演讲。然而，在会议开始前一个小时，徐立之的一位竞争对手当场宣布，已经找到囊状纤维化基因的具体位置，并即将把研究成果寄予期刊杂志社。
“当时我吓得满头大汗，”徐立之回忆道，“他在台上讲了很多，以为（结果）已经到手了。”但实际上对手却是空欢喜一场，被自己的结果“摆乌龙”，最终也并没有证据证明他找到了基因。
承受巨大心理压力的徐立之并未因此放弃。“当时最困难的是，我要与合作伙伴解释，对方并未找到致病基因，也要说服他们一起坚持下去。”
幸而功夫不负有心人，两年后，《科学》杂志发表了徐立之与弗朗西斯·柯林斯的研究成果——造成囊状纤维化最常见的基因突变F508del终于被人类发现。
出任港大校长12年 三次获评“最佳校长”
一举成名后，徐立之很快成为了生物科学界炙手可热的新星，也被认为是最有机会问鼎诺贝尔医学奖的华人科学家之一。然而，香港首任特首董建华的一次加拿大访问之旅，却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原本预定20分钟的会面，两人畅谈了一个半小时。在会面结束前，对方问道，“你做的事情很有意义，你可不可以回来香港。”
徐立之欣然应邀。他离开工作了22年的研究所回到香港，并于2002年开始担任香港大学校长。“我不是从后门进来的，我是从窗口跳进去的，”徐立之笑言，“这是一个窗口，也是一个机会。”
时任港大校务委员会主席冯国经曾对徐立之表示，“你要对香港做贡献的话，可以经过港大（实现）。”事实证明，徐立之在港大任职的12年确实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他出任校长之初，适逢香港特区政府大幅压缩高等教育经费。徐立之不得不在从事科研、行政管理的同时，为筹集资金奔走。2005年，当时的香港首富李嘉诚向港大捐助10亿港元，徐立之表示将以李嘉诚的名义来命名港大医学院。
这一决议为徐立之招来了很多非议，但他在当时的采访中回应指出，“我们的政策规定很仔细，捐款人不能干预学术的发展和自由……我们衡量一个学校好不好，必须看长期的努力。”而这笔捐款也为港大提升硬件、软实力包括招募优秀的科研人员等提供了条件。
徐立之在出任港大校长的12年期间，三次被评为“最佳大学校长”。师生普遍认为他随和率性。卸任后，忆及港大这个大家庭时，徐立之言语之间仍流露着不舍和怀念，“我离开港大时告诉大家，即使（校长）这个工作停了，但我希望自己还在替大学做事。”
在他看来，要在科研的道路走下去，必须对科学有热情，以及有毅力。而面对外界的各项褒奖和荣誉，徐立之则显得尤为淡然，“做科研不需要去得奖。”
创科生态圈不能太“短视”
一直以来，香港的基础科研能力都为外界所称赞，但在研究成果的应用转化方面却显露不足。徐立之则坦言，“（香港）并不需要所有的东西全部自己做，香港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自己的科研推出去。”
“我们要做的是科技创新，创新有时候不需要刻意的”，徐立之表示，要以长远的目光来做国家真正需要的东西。
而为了将科研“推出去”，徐立之在2015年牵头成立了香港科学院（港科院），并成为创院院长。希望以多位香港顶尖科学家的故事，激励更多的科研从业者。
香港科学院聚集了多位世界顶尖科学家，如“无创产检之父”卢煜明、香港科技大学校长叶玉如等。
徐立之坦言，“科学家是寻找完美答案的人，但做生意、做产业不是这样的，对资本来说赚钱是最重要的”。他也时常感慨，香港社会氛围仍然是喜欢“赚快钱”的人居多。
“赚钱的确是好事，但对国家（来说）真正需要的，是科技自主创新、知识产权的创新”，徐立之表示，这些创新的落地，并非一日之功，往往需要长远的、具有战略性的考量。
在他看来，若要完善整个创科生态圈，除了上游的基础科研、适当的投资之外，还需要与其他城市进行协同合作等。
事实上，香港与深圳正不断加深创新科技方面的合作。2017年，香港科技园公司成立全资子公司港深创新及科技园（创科园）有限公司。港深创科园区位于香港与深圳毗邻的落马洲河套地区，占地87公顷，预期将建设成为重点科研合作基地，并提供相关高等教育、文化创意和其他配套设施，第一批设施将在2024年至2027年间落成。
徐立之亦是港深创科园的董事局成员之一，他表示，无论香港，还是粤港澳大湾区的其他城市，若要好好发展，“大家都要把自己好的东西拿出来，彼此合作，才能共赢。”
以下为21世纪经济报道（以下简称《21世纪》）与徐立之的问答实录：
“没有热情推动不到自己”
《21世纪》：徐教授，我们知道您小时候家里的经济条件其实并不是太好，而且经常搬家，这样的成长环境以及小时候的一些经历对您自己后来的人生道路有什么样的影响？
徐立之：每个人都不一样，我的经历也不是很特殊，因为那时候的小孩子成长都很困难。那时候教育不普及，我有一些同班同学从来没念过书，第一次念书就是跟我一起念四年级。自然环境对我的成长的确是有一点影响，我的经历可以做参考，但不是说一个人成长必须要经过这些，才会锻炼成今天的我。
《21世纪》：您曾经想做建筑师，那为何最后阴差阳错成为了一名生物科学家？
徐立之：因为我念小学的时候搬了很多次家，换了很多次小学，后来考中学的时候没有去英文中学，当时考香港大学才有建筑系，中文大学是没有建筑系的。而生物方面有很多的图像让我很感兴趣，我本来记性很差，但我能够很清楚地记得生物方面的一些东西，当时老师考蝴蝶的生命史，我就把蝴蝶从卵开始的四个过程画下来，考试的时候写到答案纸上。后来有分子生物学，我觉得这个东西比较接近化学，可以解释每一个生命的机制，所以我觉得我可以继续念生物。
《21世纪》：1989年您在囊状纤维症致病基因的研究轰动了全球，但是我们知道整个研究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中间也有一些戏剧性的小插曲，可否分享一下当时经历了什么样的低谷？
徐立之：插曲实在很多，那时候对疾病基因知道不多，也没有基因图谱，要用很原始的方法去进行研究，测试基因在哪一个染色体上面，要从染色体一段一段地慢慢地分析。没有图谱，没有排序，所有东西都要从基础方面进行。中间发生了不少小事情。有一年，英国的皇家学会请我去讲怎么找基因，结果那天去了，第一个遇到的就是我的竞争对手，他是英国的科研人员，他说他的文章已经寄去某一个杂志，他们找到了基因。我吓得满头大汗，后来发现他没有找到。但是，很多人没有很慎重地去看他的结果，听说他找到就全部退出了，剩下来的只有我。
那时候困难的地方就是我得跟我实验室的合作伙伴解释，我告诉他们虽然可能不是我们找到基因，但是这个疾病可以研究的部分实在很多，继续做下去我们一定会领先。他们听我的话，现在还在做遗传疾病的囊状纤维症的东西，证明30年以后还是有东西可以做。
《21世纪》：听说您收研究生的标准也非常严格，一年可能只收一名，或者有的时候一年也收不到一个研究生，在选这些学生的时候，您最看重哪些品质？
徐立之：好多人来我实验室说要跟我做博士，我只能看他们的履历，听他们谈话，但是有时候讲话跟做事是两回事，有些人没有毅力不能坚持，在实验室里面不能熬夜，那就很难。你要把时间放进去思考，几个月下来就能看到这个学生究竟适不适合做研究员。
很多人以为学生来了实验室就是廉价的劳动力，但是我不这样想。如果他们研究做不好，拿了博士学位以后，生活也会很困难，因为他们可能找不到工作，竞争力也不够。
如果在科研这个路上要一直走下去，一定要有毅力，要有坚持，要对科学有热情。没有热情在后面，你是推动不到自己的。
对拿下诺奖“放得很开”
《21世纪》：诺贝尔奖可以说是对于科学家的至高的荣誉，您曾多次被提名诺奖，也被认为是最有机会问鼎诺贝尔医学奖的华人科学家之一，您自己怎么来看这些荣誉和奖项？
徐立之：我对这个放得很开，因为我觉得得奖背后有很多原因。有时候因为问题重要所以得奖，有些因为科学贡献高所以得奖，评委要看那年他们在讨论的时候（谁更突出），我评审了很多奖，我知道委员会的心情，所以从来不能说我的东西真的很重要，一定会拿到什么奖，不能这样去想。
《21世纪》：所以，您自己已经对荣誉保持平常心，看得很淡？
徐立之：对，因为除了科学以外，我在其他地方也可以做贡献。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从加拿大回到香港，那是个很偶然的机会。当时，香港特首董先生（董建华）到加拿大访问，听说多伦多有个遗传学家叫徐立之，就找我谈话。聊的时候他一直说我做的事情很有意义，问我可不可以回香港。董特首回香港以后不久，就跟我联系，希望我回来做访问。我回来后就跟所有人谈在香港生命科学和医学可以怎样发展，那时候（香港生命科学方面）的研究很原始，还没开始做人类基因图谱。不过，跟其他地方比较，香港有优先的地方，比如香港的医学不错，香港科研人员做的很多事情水准很高，所以我认为可以在这方面发展。
港大的冯国经，当时校委员会的主席来找我，我们谈得非常好，然后我就回到香港，因为我知道香港有些什么东西，香港可以怎么发展。那时候我常说笑，我说香港大学不是第一个叫我来当校长的大学。
《21世纪》：您在港大出任校长12年期间，三次被评为最佳大学校长，您在港大最骄傲的经历是什么？
徐立之：我最高兴的是把整个大学上上下下都团结在一起。大学是一个群体，研究院教授能够教学做研究，而学生也可以贡献，校友尤其重要，我常常在路上遇到校友，也会和校友呆在一起，校友的网络和宣传很重要。将来大学的发展也是靠校友、员工、学生一起。
港大是个大家庭，我走的时候不许有欢送会，因为我说我不会走，只是我工作停了，但是我希望还能够替大学做事。
《21世纪》：能看得出您对港大有非常深厚的感情，虽然您最初的时候是想读港大的建筑系，最后阴差阳错变成了港大校长。
徐立之：真是有不解之缘，缘分很深。我也常说这个事情，我说我来了港大不是从后门进来的，而是从窗子里面跳进去的，这是一个窗口，也是一个机会。冯国经先生跟我说通过港大，我可以对香港有贡献。他说得很感动，我也是这样觉得。
香港的社会氛围应改变
《21世纪》：关于科学院又有什么样的故事？
徐立之：我回香港的时候，很多同事都是科学院院士，（香港）那么小的地方有五十几位，这个比例很高。他们说要成立香港科学院，我们自己要做科学的推广，让年轻人看到香港科学院，我们的院士要成为年轻人的榜样，我们也可以有个地方做科普工作，让大家了解科学，还有影响香港政府政策，等等。
我是应大家的要求来组织香港科学院。我有一点组织能力，很多人愿意帮忙。所以，2015年香港科学院正式成立，帮助香港推动科创事业的发展。我们做了很多报告，中学老师同学都想听我们科学家讲话，我们常常有机会就到外面去跟同学们交流。我们另外成立青年科学院，有些年轻力壮的科学家到中学去讲课。
《21世纪》：您觉得香港的教育制度是不是需要改变？
徐立之：不是教育制度的问题，而是社会氛围的问题。（在香港）医生、律师有专业执照的工作都会受欢迎，不过如果有同学喜欢科研的话，应该去做科研。最重要是自己的热情，要坚持下去自己有兴趣做的事情，而不是盲目地去做。需要清楚自己要做什么事情。
《21世纪》：现在可能很多年轻人都对自己的前途比较迷茫，一方面有很多现实生活的压力，另一方面整个时代也在发生巨大变化，有很多不确定性。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他们要找到自己的人生方向，您作为一个过来人有什么样的意见给他们？
徐立之：大学是一个过渡的时期，你可能在大学里面念的是工程，将来不一定是在做工程，很多东西你想不到的，机会常常有，它会来它会走，有人看到机会来了，犹豫不决的时候机会就过去了，但知道有机会就有救，有些机会来了走了都不知道。对年轻人，家长、老师要让年轻人自己去发展。
发展科研“不要太短视”
《21世纪》：您刚提到香港要成为国际科创中心，虽然有自己的优势，在基础研究这方面的能力非常突出，但也有自己的短板，您觉得在这方面香港有什么样的改变？
徐立之：我觉得要把握香港基础科研的能力，不是说所有东西全部都自己做，一条龙做到最后。香港需要把自己的科研推出去，尽量跟大家分享，不要收在自己学校里面，觉得是自己的商业秘密。好的东西大家都会知道，所以要尽量去分享。深圳现在做得不错，大家都有自己的强项，你可以做另外一端，为什么大家不合作呢？和大家分享的时候，就实现了共赢。
《21世纪》：您觉得未来两地的科创合作有没有一些突破可以尝试？
徐立之：深圳在这方面做得比香港快很多，因为两个地方的运作不一样。在香港，速度慢，但机制是非常好。香港（和）大湾区（内地城市）要好好发展，大家都要把自己好的东西拿出来合作，基础科研到产品路途很长，大家都要耐心一点，不要太短视。
社会有时候不知道科学家的难处，科学家是要找完美答案，每个事情要做到最好，要找出最好的方法去解决问题。而做生意做产业不是这样的，对于资本来说赚钱是最重要的，但科学家是不能去做生意的。
(实习生丁宁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