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尤其疫情三年中,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愈发凸显。在2020年心理健康蓝皮书中,青少年有24.6%的抑郁检出率,并随着年级的增加而攀升,而在《中国儿童青少年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中的数据显示,在6到16岁的在校学生当中,约有17.5%的孩子患有精神障碍。
作为一名心理咨询师,陈瑜在2022年接触到很多患有焦虑症、抑郁症、双相情感障碍等心理疾病的青少年,其中很多人采取过自残甚至自杀行为。她说,“做了这么久的家庭教育,2022年是青少年心理问题空前严重,数量最为集中的一年。”
陈瑜原本是一名记者,2016年开始转向做家庭教育。早在疫情出现的2020年,她就发现,封控给孩子的学习、亲子关系和同伴关系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和挑战。“如果父母和老师处理方式不当,孩子很容易被卷到漩涡里,心理状况越来越不好。”
在教育的舆论场,更多听到的都是家长和老师的说法,但孩子们的声量很小,他们很少有充分表达的机会。于是2020年6月,陈瑜开启了“少年发声”栏目,想听一听孩子的声音,“他们到底为什么生病?为什么大面积地休学?经历了怎样的痛楚和挣扎?”
三年下来,陈瑜一共接触了64个孩子,几乎涉及了中国绝大部分省份。通过这些访谈,她越来越感觉到,这一代孩子的生存状比成人想象中的更为艰难。很多时候,孩子的主体情感是不快乐的,会经常逼问自己一些终极问题:学习的意义是什么?人为什么活着?我是谁?我该去哪里?“这些问题在他们很小的年龄就被提出来了,可惜的是,成人世界没有给到他们很好的回应。”
在陈瑜看来,当下家长和孩子之间最大的分歧正在这里——家长试图把孩子打造成听话、用功、考高分的“机器”,而孩子则希望自己能被当作 “人”来对待。机器只讲功能,存在的价值是高效地完成任务。但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有情绪、感受、独立意志和自我实现的需要,而后者正是这一代孩子格外看重的。
分歧两端,落差越大,造成的割裂和伤害越重。但陈瑜仍然提出积极的可能:家庭关系一旦得到修正,这些孩子能够复原,再往前走的力量也是无可比拟的。
以下根据陈瑜的讲述和书稿整理而成。
文|程静之
编辑|槐杨
图|视觉中国(除特殊标记外)
警报拉响
做了这么久的家庭教育,我感觉2022年是青少年问题空前严重、数量最为集中的一年,休学甚至变成了这一年的关键词。下半年开学一个月后,我们的线下工作坊迎来了12位求助的家长,很大一部分的开场白是,“我的孩子不去读书了。”
情况大多如此:孩子在经历了一个学期的网课后,厌学情绪比疫情刚开始的时候还要严重。九月开学后,学习问题集中爆发,到了10月期中检验,孩子出现考试焦虑,很多表现为各种身体症状,比如头疼、肚子疼、失眠。为了躲避老师和家长的双重压力,不少孩子就会选择不去考试,提出休学。
家长们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一位爸爸说,矛盾出现是因为孩子到了青春期,封控在家里,成天打游戏。妈妈管不过来了,他才开始介入,最初是限制孩子打游戏的时间,后来干脆没收手机和iPad,甚至把家里搞成断网断电。亲子关系逐渐变得紧张,儿子一度要拉父母去派出所,把自己的身份改成孤儿,失控的时候,儿子甚至开始殴打妈妈。他不明白怎么会把儿子养成这样。
类似这样的孩子休学、亲子冲突问题,我在2020年就开始关注到了。那一年开学季,大到名牌大学的研究生,小到幼儿园小班的孩子,都有家长找我们做咨询。我也从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的朋友那儿了解到,上海市青少年精神科和心理咨询的门诊量也增多了,和教育局的老师聊起青少年心理问题,大家都在用“井喷”这个词。
上海精神卫生中心那位朋友说,自己平时做的是成人心理治疗,当时被调去支援青少年这个部门,因为量太大,原本的人手做不过来。即便充实了人力,还有很多青少年咨询预约不上,就导致卫生中心对面的一栋老商务楼里,盘踞了很多心理咨询师,他们不受监管,也不受任何资质审查,每天就在卫生中心门口发小卡片,提供给那些从外地来的家庭。
在这之前,青少年心理咨询量的确在逐年增加,但如此外溢的现象是很少见的。2020年之后,大家都有一种“警报拉响,海啸马上要来了”的感觉。
不得不说,青少年心理问题集中爆发,跟疫情封控引发的亲子矛盾有很大相关。就拿上海来说,2022年上半年,孩子一整个学期都上网课,大人也被困在家里两个多月,没法正常上班,对于亲子关系不好的家庭来说,父母孩子24小时处在同一空间,是一项巨大的考验。以前,孩子白天去上课,父母去上班,还有缓冲地带。但现在,家长看到孩子上课就在眼前,他们要抢菜,要担心会不会被拉去方舱……焦虑情绪叠加起来,就会对孩子的各种行为看不惯,成天大眼瞪小眼,距离已经近到让人窒息的地步。
一些家长情绪出现焦躁不安后,就会跟孩子不停地唠叨,好像孩子变好了,自己才能获得一些心安。但孩子对爸妈带有指责的车轱辘话不胜其烦,他们就会伸张边界感,想获得属于自己的独立空间。他们希望上网课的时候房门是关着的,爸爸妈妈需要敲门再进来。但在我们大多数的家庭里,边界感从来就不是那么清晰,家长似乎没有意识到孩子是一个独立的个体,随意伸手就安排了孩子的一切。
上网课期间,也有很多家长担心孩子管理不好电子产品,采取了强控制,有的不允许孩子关房门,有的在门前走来走去,探头探脑地监视,有的干脆把整个门锁都拆了,有的甚至给孩子的房间装监控。父母的这些行为,其实都是对孩子心理边界的重大侵犯,反而会对他们的学习造成干扰。最后,孩子走不出家门,又失去了房门,没有任何逃避的空间,会感到一种双重的禁锢。
我们工作坊的家长学员中就有一个比较夸张的例子:一家人住别墅,女儿睡在三层,双休日想睡个懒觉补补觉,但爸爸看不惯,有一天早上架了梯子,爬到三楼破窗而入,把女儿的被子掀开,强迫她起床。发展到后来,女儿和爸爸的关系就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还有一个男孩,他找到我时恰好是封控最严的时候,他问的第一句话就是,“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我现在就离开家?”他说父亲是一个情绪特别暴躁的人,两人经常为了一些小事发生争执,封控期间,男孩每天躲在自己的房间里,甚至很少喝水,这样就可以不用出房门上厕所,为的就是减少跟爸爸碰面的次数。但爸爸情绪失控时,会砸他的房门,有一次他冲出去,两人扭打起来,甚至弄到报警的程度。
这样极端的例子不在少数。封控之下,一家人通常会生活在一种共生情绪里,坏情绪一旦产生,就会变成一个漩涡,把每个人都往下拽。很多时候,孩子成了承接家长情绪的垃圾桶,每天面对的都是父母指责的冷脸。原本,他们有100分的精力用来学习,现在要拿出50分甚至80分来对抗和父母的关系,就会变得更加无心学习。这是我认为发生在2022年一个突出且独有的问题。
名牌校服的展厅
包括休学的孩子在内,这一年来,找我倾诉的孩子,大多怀着深沉的心事和伤痛,有相当一部分患有焦虑症、抑郁症、厌食症、强迫症、双相情感障碍等常见的青少年心理疾病,其中不少人采取过自残甚至自杀行为。
孩子们很不容易,一方面受到疫情的影响,一方面处在一个内卷的时代,难免会被“学历至上”的价值观所捆绑。但我还是没法具体地了解,孩子们到底为什么生病?为什么大面积地休学?他们经历了怎样的痛楚和挣扎?
可能出乎很多人意料,现在患焦虑症、抑郁症的孩子,不是我们想象中成绩不好的孩子,反而是名牌学校的优等生。从精神科的临床一线反映过来,也是这个状态。一位朋友曾经带孩子去看精神科,之后给我发消息说,简直了,咨询室的走廊就像名牌校服的展厅一样,小孩几乎都来自于北上广深特别好的中学。
我遇到比较典型的案例是一个深圳女孩。2022年高考的前三天,她突然加我的微信,说想把自己十几年的学习经历找人聊一聊。她就读于全国知名的一所高中,她所在的理科重点班,原本一共四十几个学生,但到了高三这一年,有10个已经休学,没办法参加高考。
女孩说,自己一直生活在极端的环境中。从一年级开始,爸妈就告诉她不能浪费任何时间,除了春节和老师批改卷子那两天可以休息,其他的每一天,甚至每一个小时,都排满了学习任务。女孩从小就被灌输一个理念:必须争第一。每次考试结束,如果落后了,爸爸妈妈会拉着她一起复盘,制定下一阶段每门学科的学习计划,以追求真正意义上的完美。
一个普遍的问题是,当这些优等生进入名牌中学,处在强手如林的环境,不再轻易取得好成绩时,很容易就把自己贬低得一无是处。很多优等生来跟我做访谈,会形容自己是垃圾、白痴、笨蛋,尽管他们已经排在相同年龄段的前百分之几了,还是会产生失眠、焦虑、无法集中注意力听课等症状。这时候,如果爸爸妈妈再不理解,依然给他们施加压力,孩子很容易就崩溃了。
比如刚才提到的这个女孩,上到初中,就出现了病理性的强迫症,考试时,会反复检查考卷上的信息有没有写对。后来,她进入了高中理科重点班,就变成“自卷”,每天只睡4个多小时,凌晨四点起来看书,而凌晨五点,学校的中庭会坐好多人,都是孩子在那边挑灯看书,这似乎成了一种风气。
非常可惜,这些最学霸的孩子,三年高中下来,不少人的结果是休学。后来,这个女孩内分泌出现紊乱,她却觉得例假不来更好,这样就不会妨碍自己考试。可以想见,在她的世界里,分数已经凌驾于一切了。
我发现陷入这个状况的孩子,有一个普遍的共性,他们的父母大多数是70、80后的“考一代”,曾经通过读书改变阶层,从农村到城市落户下来。他们会形成一个教育理念,就是把孩子的价值和成绩完全划上等号,会不断地告诉孩子,读书就是为了将来去好学校,找到好工作,挣更多的钱,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这样一来,孩子就被套在好成绩=好孩子=好未来的公式里,把取得好成绩拿来定位目前的人生。
同时,这些家长通常不容许自己的孩子失败,作为衡量标准的考试就显得非常重要,在每一次考试面前,孩子经常感到胆战心惊,一旦遇到失手的时候,就会产生自我怀疑和否定,信念很容易发生垮塌。
所以,当上面那名女孩意识到这一点之后,说自己进入大学,要想办法自救,把自己的强迫症治好。我当时听了非常心痛,就觉得一个孩子长到18岁,是带着一身伤痛的。即便她最后考进了理想的学校,我也不觉得那是教育的成功。
这一年采访中,我的另一个发现是,孩子发生心理问题越来越低龄化。之前可能在初中出现的问题,现在是小学阶段就出现了,孩子表现出抽动症或者强迫行为,比如忍不住眨眼睛、耸肩膀、扭脖子、脸部做怪异的表情、反复整理书包、检查门有没有关好……
我采访过好几个强迫症孩子,都过得特别痛苦。其中有一个孩子说,每次上完课之后,她需要花两个小时,在脑子里把老师的语气、语调、知识点全部回想一遍,渐渐养成强迫行为,发展到后来,她上厕所洗手需要花一个多小时,迈步子要先思考迈左脚还是右脚,病症已经影响到正常的学习和生活。
还有一个患有学习障碍的孩子,只有7岁,在电话里,她常常表现得像大人一样,用力地唉声叹气,给人一种“我好难啊”的感觉。每天,她做完学校作业加上课外补习作业,已经到晚上11点,最苦恼的是没有玩的时间。
越来越多的孩子早早表现出厌学的情绪,在教育的马拉松赛道中,他们都起跑得太早,幼儿园时日程表就被家长排满各种培训班。这就相当于孩子消化系统还没有建立起来,家长就天天给喂红烧肉,孩子真的是要厌食的。最后,孩子以出现各种身心疾病作为唤醒家长的代价,但这个教训实在来得太不值得。
其实,很多孩子在生病之后,也曾试图让父母改变,但在所有努力都无法见效之后,他们也就绝望了。有一个男孩,最初找到我的时候是用文字交流,让我震惊的是,他提及自己的爸爸妈妈,用的居然是指代动物的“它”,可见他已经不把爸妈当人对待了。
真的不要忽视当今的小孩子,他们的痛苦和绝望程度或许已经超乎了大人的想象。
被当作 “人”来对待
穿梭于孩子和成年人之间,我越来越感觉到,今天的家长和孩子最大的分歧,在于家长试图把孩子打造成听话、用功、考高分的“机器”,而孩子则希望自己能被当作 “人”来对待。这中间的落差越大,撕裂程度就会越严重。
人和机器的区别是什么?机器只讲功能,存在的价值是高效地完成任务。但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有情绪、感受、独立意志和自我实现的需要,而后者正是这一代孩子格外看重的。
一个孩子曾对我说,自己每回都考年级第一名,但是一点都开心不起来,因为她的成长过程全是在刷题,以至于没有一个朋友。跟父母聊起,父母也只是说,去学校就是为了学习,不用为朋友的事情受干扰。孩子就觉得,父母根本没有理解她,只把她当成一个刷题的机器。每一次,遇到需要跟父母商量的事情,最后都会变成父母做决定,并由她去执行这个决定。
还有一个孩子说,觉得自己像机器一样被冻住了,神经变得紧绷又麻木,干什么都不高兴。她只好选择让自己吃很多东西,吃到肚子痛,让大脑得到痛的反馈,才能感受到自己还作为一个人而活着。
事实上,在这些孩子生病之前,他们曾经多次给家长发出过求救信号,但都被家长忽视了。
信号其实很普通。有的孩子用的是语言,直接跟家长表述,自己动不动就想哭,或者经常睡不着;有的孩子用的是行动,把自己划伤之后,向父母要创口贴,目的是展现自己受伤了。但在大人眼里,小孩的世界很简单,不会有什么心理问题,这都变成了孩子的“情绪”。
采访的过程中,我遇到过一个患哮喘病的孩子,他的爸爸是一个“非常理工科” 的人,在家庭里只处理事情,没有爱的表达,跟妻子的关系也不好,这使得家里变得像冰窖一样,让孩子感受不到温暖。
初一初二的时候,孩子成绩有所下降,爸妈关注的全部是成绩,而孩子作为一个“人” 本身,却没有被关注到。有一次父母争吵,他一时冲动一口气吞下12粒哮喘药,被救护车送去医院洗胃。哪怕是这样,家长也没有想着坐下来跟孩子谈一谈,只觉得他在闹情绪。
其实,有一部分哮喘病是有心理因素的,它本身释放一种信号,表达对爱和关注的渴望。但在这个案例中,父母多次的疏忽,让孩子感受不到爱的实感。在情绪特别薄弱的时候,这个孩子身边最亲近的是一条毛毯,只能抱着它一直哭,但他也知道,毛毯是一个非生命的东西,不能给他作出任何回应。
这些孩子带着心理疾病去上学,要等到实在撑不住,提出休学了,家长才意识到,孩子确实是病了,来找我们做咨询,开口问的都是“怎么办”,而不是“为什么”。很多家长都只想抓一味速效药,希望我们快点搞定孩子的各种情绪和行为问题,但是仔细问下来,你会发现,问题的根源往往不在孩子,反而是在家长身上,或者在亲子沟通的模式上。
所谓“爸妈生病,孩子吃药”,就是这些家长还没有意识到,孩子生病是因为家长先病了。有些家长自我情绪的管理能力非常差,动不动就歇斯底里;有些家长自己原生家庭的伤害没有清理干净,又传递给下一代;有些家长认知方面很顽固,完全不认为自己有问题,一味责怪孩子。在这些家庭里,如果旧的观念和模式没有被打破重建,孩子要想好起来,就很困难了。
采访过程中,我还接触到一些三四线城市的孩子,会发现他们得到理解是更加困难的。一个孩子本来是抑郁症,因为父母没有就医的意识,后来发展到双向情感障碍。诊断出来后,孩子的父母有病耻感,让她千万不要跟任何人说,孩子实在熬不住,告诉了自己的好朋友。没想到朋友跟她说,你知道吗,在我们村里,“像你这种人”是要被绑起来的。
父母不理解,三四线城市精神疾病治疗的资源也薄弱,没有什么医院或者专业人士可以帮到他们。有一个女孩告诉我,她会把早饭的钱省下来,积累着去买一些让自己开心一点的药,她去药店问过了,好贵,要六十几块钱,也不知道买的是什么药,就在那里自己吃,这个是我非常担心的。
最后,当这些孩子得不到任何支持,就有一种走投无路的感觉,有的孩子会到网络上寻找回应,可能进入一些群,分享自残的照片,刚进来的人不知道怎么下手,会有老手去教他,导致自残的程度越来越深甚至上瘾;或者在各种群聊里寻找“亲人”,认一些比自己年纪大很多的“哥哥姐姐”;还有的孩子会通过打游戏,钻到虚拟空间里,以回避现实世界的一些痛苦。
在不理解的家长看来,这些孩子都在躺平或者摆烂,但其实没有一个孩子在这种状态里是快乐的。就像一个孩子曾经说过,“如果不是真的碰到了难题,谁愿意摆烂?” 我听了非常感慨,孩子们是想上进的,只是他们遇到了凭借自己的能力无法解决的难题了,才会出现这么多的状况,家长非但不给予支持,还一味指责他们的不努力,这正是孩子最大的痛苦所在。
我一直跟家长说,你到底是站在问题的一边去打败孩子,还是站在孩子这一边去打败问题?很多爸爸妈妈的立场就是站在孩子的正对面,去指责孩子,其实家长最应该做的,是和孩子肩并肩站在一起。
流水线外的水果罐头
在对各学龄段的孩子深度采访后,我发现一个规律是:有成长动力的孩子,背后通常站着一对支持型的父母——他们有稳定的价值观,不随波逐流,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能为孩子注入爱和安全感。他们欣赏孩子的特质,也善于挖掘孩子的潜能,在孩子遇到困难时,能给予最温暖的关切和最有力的托举。
从这种家庭走出来的孩子,会充满发现自我、探索世界的勇气和能量。反映在我接触的64名孩子中,会明显地分出两个极端,一类孩子眼里黯淡无光,还有一类孩子从小见多识广。
每跟一个孩子接触,我最在意就是他的眼里还有没有光芒。那些被学习绑架的孩子,世界只剩下题目,刷得两眼无光,整个人非常贫瘠。而那些带着问题来求索的孩子,就像一口丰富的井,越往下走,越让你惊叹他们的丰富和深刻。
有的孩子十来岁,就研究了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的心理学著作,读过加缪的《局外人》;有的数学只考40多分,但认为自己是一个精彩的人,已经在探索戏剧和表演的魅力;有的会谈到人性和哲学问题,经常思考的不是成绩,而是如何成为一个更完整的人。所以,真的不能小看孩子,他们让我感到惊讶,10来岁就有了比成年人还厉害的思考力。
我越来越觉得,2005年后的孩子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代人,他们是真正在互联网时代,生下来就用一根小手指去滑屏的孩子。他们的自我意识觉醒得更早,如果发现一套游戏的荒谬性,很容易发生的状况是,“我干脆不玩了” 。
比如疫情中,有孩子就对现在的教育提出质疑,到底是为了学习还是为了考试?这个孩子曾经看过一句话,“教育的本质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 。但在现实中,他感受到的教育显然不是这样,很多同学因为刷题变得无趣,他自己全力以赴,也只是为了让成绩单上的数字看上去更好一点,这样做让他觉得非常愚蠢。
这个孩子还说,如果有什么东西值得他学习,应该是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或者一项全新的内容,让他能展开好奇心,去探索未知的事物。
还有一些学习动力非常强的孩子,已经不想做教育流水线上的水果罐头,被压制成统一的标准形状。我接触过一个名校高中生,高一时对鲁迅的研究已经非常深入,除了看《鲁迅全集》,还把中日和西方一些研究鲁迅的书籍拿来看。这名孩子的痛苦在于,听语文老师上课,他会忍不住想去反驳,但老师说教学进度来不及,不允许他分享,这种状况就让他非常不满意。
后来,这个孩子主动选择休学一年。停下来的时间里,他看了100本书,还结识了一位知乎答主,两人合作写了一本关于三国史的书,他参与了其中10万字的写作。
这是我见过学习动力极强的孩子,教材自己找,老师也是自己找,不再一天到晚被刷题包围,而是有自己的思想和求知路径。
所以,疫情也有双面性,网课给一部分孩子创造了脱离学校的机会,让教育样态呈现出多元性。以前,这部分孩子想离校,还得专门去请假,现在只要不进会议室就好了。这也让我感觉到,三年疫情,除了给孩子的学习、亲子关系带来一些困扰,对当下的教育模式也提出了更大的挑战,应试教育的一些弊端更加明显地暴露出来。
以前,老师在学校里上课,孩子看到的是活生生的人,双方能进行互动。但教育被转移到线上,有些孩子连摄像头都不高兴开,教育的无趣就被放大了。互联网时代,知识点弄不透的时候,孩子完全可以通过搜索的方式自学,老师不再是唯一的知识输出端。如何把孩子再吸引回课堂,实际上对老师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当然,这也是老师感到慌张的地方,当远程的威慑力减弱之后,他们的一些动作会发生变形。我从一个江苏姑娘那儿了解到,每天的晚自习时间,她的班主任会像“老大哥”一样,要求孩子打开摄像头,并且要对准自己的手,让他能看见每一双手都在写字。如果发现谁不专心,老师会立马把话筒打开,点出同学的名字,再把他踢出会议室。
其实,这都是老师虚弱感的表现,他们希望重新找一个方式对孩子进行掌控,但这只是把孩子锁在教育模式里,吸附性是很差的。
在网络资源丰富的当下,这一代孩子学习很多靠的是兴趣。我采访过一个武汉的小学生,特别典型,他从小喜欢看历史书,跟我深入聊了很久的汉武帝,对历史也有自己的评价,之后,再叫他去考这一段历史,其实他不需要背就已经记住了。
因而,这一代孩子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地方,就是没办法再以功利化的教育目标去驱动他们。当教育者再告诉他们,读书是为了改变阶层,改变命运,他们会质疑,爸爸妈妈学历很高,职位也很高,到了四十岁左右,回家以后要么刷手机,要么抱怨工作不顺心,这种生活状态不是他们想要的。
当这些孩子不再被单一的价值观挟持,见识过更广阔的知识世界,未来是可能走得更高远的。比如我接触到的一个孩子,高中就去贵州当过义工,创建了自己的书法公众号,还是B站的视频UP主,通过做游戏教程,已经在网上结交了许多国家的朋友。
这个时代的小孩拥有了更多的可能性。每个孩子都是不一样的生命个体,如果孩子的擅长不在学术,干嘛非要走那条道?他们是一片热带雨林里的万千物种,是广大的分母,如果孩子的特长能够充分发挥,未来可以凭借自己的优势在社会上立足,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那就是最好的成长。
透出光亮
现在,疫情已经全面放开,最后一轮网课也结束了,回过头再看当初的问题,有的彻底成为了过去,有的或许会给孩子造成长远的影响。
比如封控期间,那些给孩子房间装监控的家庭,亲子的相处方式和信任关系已经改变,这会成为家庭里一个潜藏的雷点,未来随时会引爆。
一个星期后,新的学期开始,孩子们即将正常去学校,可能会立马面临测试、分班问题,又要剑拔弩张地去竞争。这对部分孩子会造成新的伤害,因为他们脱离考试太久,上来就啃硬骨头,会产生畏惧心理,引起新一轮的厌学或休学状况。
如今,休学的孩子想要重返校园,需要的时间变得越来越长,难度也越来越高,原因在于,孩子对自己的期待依然太高,总是觉得自己没有准备好,没有信心取得好成绩,休学历程就会被一拖再拖,我遇到两三年的都有。总体来说,在短期内,我觉得有些孩子没办法一下子回到正常的轨道上,因为疫情造成的余波还在,有的孩子依然是一个低能量的状态。
最近的一个受访者是一个河北的女孩,患有抑郁症,因为害怕即将到来的开学,产生强烈的自杀念头。在刚过去大年三十的晚上,这个女孩给我发消息,说自己在一个衡水模式的学校读书,受不了学校的军事化管理,已经快读不下去了,但父母完全不理解,依然想让她维持好成绩。向好的一面是,女孩在做完危机干预后,自杀意念已经从8分降到了3分,爸爸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愿意跟她一起做咨询。
对于这个女孩来说,爸爸的觉醒是非常重要的。很多情况下,当父母窒息的教育方式开始松动,光亮得以一点点地透进来,许多孩子的修复力和自愈力是极强的,他们会像枝杈一样伸展开来,展现出生命本该具有的旺盛和活力。
实际上,孩子从第一步躺倒,到后面完全走出来,时间长短很多时候取决于家长。家长如果越着急,越催逼,孩子走出来越慢。家长如果改变越快,能够支持到孩子,孩子走出来的时间就越短。
最初参加线下工作坊的那个爸爸,每次上完课,醒悟得很快,行动力也强。他跟妻子很快达成一致,就是对孩子表达信任,把管理时间的权利交还给孩子本身。孩子刚获自由的时候,通宵打了一两天游戏,但在这之后,他意识到自己真正获得了掌控权,开始对自己负责,每天按时完成作业,打游戏的时间变得越来越短了。
在课程结业的时候,这个爸爸跟孩子已经不吵了,但是聊不起来,他希望跟孩子建立一个更广阔的对话空间,愿意寒假陪孩子一起打游戏。显然,他们的家庭关系已经重启,这特别不容易,但也能看出来,家庭关系一旦得到修正,这些孩子能够复原,再往前走的力量也是无可比拟的。
其实,很多孩子看到爸爸妈妈的改变之后,都特别容易原谅他们。让我特别动容的是一个八年级姑娘的案例,妈妈原来会给她排满功课,一旦发现她的成绩下降,是会拿鞋拔子打的。因为学习压力太大,这个姑娘五年级开始失眠,到八年级就休学了。
后来,女孩的妈妈意识到自己有问题,开始学习家庭教育的相关知识,理念发生很大的转变。她开始跟孩子一起打游戏,开车时播放的是孩子的歌单,母女变得很有话聊。现在,孩子虽然还没有去上学,但跟妈妈的关系已经融洽很多。
采访到最后,我让女孩评价对妈妈的满意度,满分是10分,会打多少分?没想到,她打的是满分。我又问女孩,如果让她跟妈妈说一句话,会想说什么。她想了半天,最后说了一句,“可能就会——谢谢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