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母校情结比较严重的人，严重到心仪地段距离母校500-1000米成为我当年看房与购房的首要条件。我的想法很单纯，可以随时骑着电瓶车，凭校友卡去母校感受触手可及的绿树成荫，去球场打篮球，进图书馆看书或写作，去饭堂吃饭。
校门从封闭走向“有序开放”
然而过去三年，由于防疫，我屡屡被拒之门外（规定只有在校学生与在职老师持校园卡方可进出校园）。不夸张地说，这某种程度降低了我过往三年的生活质量，也一定程度影响了我与母校间的情感联结。
于莘莘学子而言，各种影响更是真实可见。3年来，校园的封闭式管理最大限度保障了师生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客观上也导致学生们与社会缺乏互动。
作为一名社会学系的老师，我的感受尤为深刻。我开设的课程有“城市社会学”“农村社会学”“都市社会生活”，我原定的教学计划有接近1/3的课时是实践课，即带学生外出踏勘，一起走到田间地头、工厂车间与社区基层中去实践、去学习，到广阔的社会调查与实践探索中加深对“社会”二字的多元理解，但各种严格甚至苛刻的出校管理与审批制度，让我和同学们望而却步、心灰意冷。对于那些大四的毕业生，作为必修内容的“实习”或“实践”，一些同学这样调侃，“还是少生病吧，上了3年网课的医学生要实习了”，有人担忧“实习经历”“社会实践”凑不出一行的“网课一代”就业前景如何。
于学生家长们而言，有一条留言引起了众家长的共情，原话是“女儿大三了，都没能进校，今年争取进一次”。
关于家长，还有一件相当狼狈的事，每逢开学季或毕业季，我都会准时接到一些老乡的来电。事情的原委是，他们知道了我和他们的孩子是校友，就想通过我借到我认识的在校老师的校园卡，然后成功进校。大家不难想象那场面，在校门口不远处的铁丝网旁，我的朋友通过铁丝网的缝隙塞给我他的校园卡，我转交给老乡，老乡持卡进入校园，老乡再还卡给我朋友，并诚恳致谢。事是很小的事，家长无非就想参观一下孩子的学校，拍几张相片留作纪念，回家在亲朋面前展示展示，但过程弄得有些狼狈，落得个“走后门”“托关系”的名声，让人心生无奈与不爽。
时过境迁，各大高校迎来了新冠“乙类乙管”后的首个开学季。一些封闭许久的高校陆续打开校门，向外界“有序开放”，收获了不少关注和点赞。近期，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多所高校宣布恢复校友出入校权限。
我也于近日顺利回到母校，并足足待了八个小时，我去图书馆看了书，去熟悉的饭堂吃了两顿饭，和久违的朋友们打了一场球，还在操场一角的草坪上睡了个午觉。回“家”的感觉很棒，这是我真实的想法。
高校当对社区开放
我个人的进校需求满足了，但并不意味目前的“有序开放”就足够了、完美了。余以为，有责任心与公共意识强烈的高校，不应只是打开校门这么简单。
面对大学生尤其过往三年的学生，高校当存些许愧疚心，当以更高的教学水平与质量、更频繁的师生交流与互动、更弹性与松弛的离校审批制度善待学生，各方当付出最大努力增强与夯实同学们的综合竞争力，想方设法助力同学们的就业率与就业质量提升。对于同学们在市内范围的正常活动及相关夜宿管理制度，校方当张弛有度，松紧有方，在保证学生人身安全前提下，尽量满足同学们正常的出行诉求与需求，还同学们朝气蓬勃、活泼奔放、欢腾自由之天性。
关于学生家长及广大校友，我以为可以考虑取消预约制度，此举可以一定程度上增进他们的校园认同感与归属感。理论上，是否需要预约，取决于校园相关资源的供给-占有比，倘部分或大部分校园资源处于相对闲置或利用率较低的状态，则没有必要采取严格的预约制度。一般而言，学生家长及校友的探校频率不会太高，不至于严重影响到在校师生的正常教学与科研秩序。
至于对“社会”，首先不妨对那些居住在高校附近的居民开放。某所高校谁能进，谁不可以进，归根结底就是一点：谁是高校的文化持有者？个人以为，有特定高校情结的人都算，可以包括但不限于：在校与毕业的学生，在岗与曾经工作过的老师，学生的家长，甚至钟情于校园和校园文化氛围的附近居民，亲历校园变迁的见证者，等等。毫无疑问，高校附近居民当然是高校物质形态与文化变迁的亲历者与见证人。
进一步说，高校与城市的关系，高校与附近社区（或住区）的关系，当是相互哺育、相辅相成与唇齿相依的。包容性好与公共意识强的高校的立场与姿态当是不会因学校行政级别高而对城市、所在街道或社区视若无物，不会只在象牙塔里培育人才与专才，不会关起校门闷头做学问或写文章，而是以振兴与带动“附近”、繁荣与服务地方为重要职责。
一般而论，绝大部分高校的历史不会长久于腹地社区，很多学校的很多院系在初创时期一定强烈倚赖于附近的村庄或社区。以笔者熟悉的中山大学为例，早在1950年代，中山大学的社会学系、教育学系、农学系和地理学系等相关人文与自然科学的师生就把学校附近的康乐村、鹭江村等社区作为夜校和相关教学与研究基地，通过专业知识的植入、相关活动的举办和先进意识的传播，丰富了社区居民的业余文化娱乐生活，搞活了社区居民的社区氛围，增进了社区认同感和凝聚力，塑造了校园与社区的良好互动关系。这个意义上，深入社会，扎根社区，服务社区，当成为高校的文化底蕴与精神内核。
此前，国务院要求推进“街区制”，已建成的单位大院要逐步打开。其意图很明显，各类机关单位要发挥其正外部性效应，各单位自身发展要置身于整个城市及附近街区的发展体系中，而不是从前的各自为政、画地为牢、井水不犯河水。
于是，很多城市与单位积极响应，纷纷推进“拆墙透绿”工程，不少机关单位拆围墙、破“心墙”，推进各种开放举措，取得了良好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高校，作为城市里先进知识、先进文化、先进思想与理念的集聚地，更应发挥模范与带动作用，全方位提升大学的开放度，竭力彰显大学的公共气质。比如，在春节、五一、十一等节假日，高校不妨对市民全面开放，适度开放停车场、操场、体育馆、游泳池与食堂等校内公共空间，为最大程度方便市民与群众添砖加瓦。
总之，有高贵气质与良好品格的高校，不应止于打开校门，还得全面开放。
• （本文仅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姚华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