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精子也算有责任心？
撰文 | 禹琳
编辑 | 田思奇
《看天下》杂志原创出品
“当怀孕和分娩能够被人为控制，尤其当生育技术介入其中，孩子就从‘被授予’变成了‘被创造’的产物。”
2019年，日本学者上野千鹤子在小说《夏日物语》中留下这样的评语。这本书描写了一位38岁的单身女性，她非常想要自己的孩子，最后决定接受非配偶人工授精（AID）的故事，引起日本社会对生育伦理的广泛讨论。
不仅是单身女性，在日本，一些患有不育症的夫妇和性少数群体也将人工授精作为生儿育女的主要选择，但由于医疗机构供体缺乏、规定严格、费用高等问题，选择私人交易的情况越来越多。
由此，日本社会催生出了一个新兴职业——怀孕师，即精子捐赠者。他们并不在正规的医疗机构中登记，而是在网站或社交媒体上公开售卖精子，售价从几千日元到数万日元不等。
这一现象颠覆了日本较为保守的生育观念，也为想要怀孕的女性提供了更多选择，但变革同样带来了新的风险和难题。如何避免伦理上的纠纷？个体自由和生命安全之间如何保持平衡？
卖精子也算有责任心？
英俊、双眼皮、高鼻梁、爱运动、165厘米、55公斤......
随便看一眼推特上的个人资料，34岁的吉泽圭太（化名）看起来像是在网上寻找伴侣，然而，他征求的并不是亲密关系，而是自己精子的接受者。
没错，吉泽是一名“怀孕师”。在日本，对精子捐赠者的需求日益增长。由于缺乏规范其行为的法律，这种基于互联网的精子交易基本上不受任何限制。
只要搜索 “精子提供”等关键词，就可以在社交媒体上找到数百个账户，这些用户自吹他们的基因十分优越，拥有出色的外貌、运动天赋和精英学历等。
吉泽也是这些男性中的一员，他声称自己在做帮助女性怀孕的慈善事业。“能够通过帮助别人怀孕来实现她的梦想，这真的很令人满足，”他说，“让我高兴的是，我可能会为某人的生活带来突破。”
2020年6月，吉泽成为一名“怀孕师”，他坚持使用注射器方法，也就是将精液放在消毒杯中交给客户。这些女性客户通常包括其丈夫没有生育能力的妻子、女同性恋夫妇，以及自愿成为单身母亲的女性，她们会用注射器自行注射。同时，吉泽会要求对方用金钱补偿他的时间——每小时1400日元（约73元人民币），再加上交通和其他费用。
除了注射器方法外，一些人会更青睐自然受孕，这样怀孕率更高，因为精子的质量会随着时间流逝而退化。据《周刊文春》报道，使用这种方式的男性会收取大概10000至15000日元。
“我不在乎其他人觉得这单纯是为了性，”另一位“怀孕师”西园寺优（化名）回应说，“我在为我的客户工作而已。问题出在日本的制度上，一些人无法在医疗机构接受捐精，指责捐精的个人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西园如今30多岁，已婚。他在大学期间接触到精子捐赠，如今也在以每月7例的频率进行交易。他表示妻子对此知情并理解：“我把所有捐赠行为都告诉了我的妻子，并在结婚前得到了她的同意……所有已婚捐献者都应该征得配偶的许可，要不然这会给自己带来麻烦。”
和吉泽一样，西园也认为自己捐赠精子更多地是为了帮助他人，“许多个人捐精者都有崇高的志愿服务精神，但我不喜欢把这种精神放在人前说，我认为这和大家工作的积极性和责任感是一样的。”
但这种观念在日本网络上褒贬不一，一位反对的网友写道：“帮助有需要的人”这种说法让人感受不到对一个新生命的责任心。
别无选择的结果
在吉泽的客户中，有一对30多岁的东京夫妇，这对要求匿名的跨性别丈夫和妻子说，在互联网上寻找精子捐赠不是他们的第一选择，甚至不是第二或第三选择。
“我知道网上有些人会提供他们的精子，但这些网站在我看来十分可疑，而且令人毛骨悚然，所以我对自己发誓，我永远不会寻求他们的帮助。”丈夫回忆道。
但他们很快意识到自己别无选择。
根据日本妇产科学会的非约束性指南，有资格进行非配偶人工授精手术的对象为“合法结婚的丈夫和妻子”——这导致女同性恋夫妇和单身母亲被医院拒之门外。虽然这并非强制性规范，但冈山大学生殖医学教授中冢美纪也表示，在绝大多数医院，与男性不育症作斗争的已婚夫妇仍然是优先考虑的对象。
除此之外，这些指定医疗机构对捐精者的身份严格保密，拒绝向寻求使用精子的夫妇提供捐精者的个人信息，这也让一些人感到不自在。
吉泽的捐赠对象在互联网选择“怀孕师”的原因之一，就是想通过对捐精者的挑选，抚养一个和自己丈夫长得像的孩子：“我们不想让别人说孩子既不像我，也不像他。”
庆应义塾大学妇产科教授田中守表示：“由于日本国内医疗设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求，所以人们会通过互联网搜索精子捐献者，或者转向海外的商业精子 库。”
上述匿名夫妇也考虑过美国和丹麦的精子库，但却因高昂的价格排除前往海外的选项。一瓶供体精子通常要花费10万日元左右，怀孕的整个过程通常要花费数百万日元。
最终，走投无路的他们决定在社交媒体上搜索精子捐赠者，尽管他们一开始非常厌恶这种选择，但至少可以让他们自己直接和捐赠者见面。
“如果选择互联网交易，你有机会在现实中看到捐赠者，”这名丈夫说，“我现在只见过吉泽几次，但我已经能感觉到与他建立起了一种情感联系，尽管我不知道他的真名是什么，也不知道他住在哪 里。”
虽然吉泽会准备性传播疾病的阴性检测结果，以确保捐赠对象安心，但即使检测结果是真实的，也不能排除有性病的风险，除非将精子冷冻至少180天以便对捐献者进行重新评估。
“严格来说，谁也不能保证捐赠者交给你的精子就是他的。你甚至不能绝对确定杯子里的是不是真的精液。如果某个疯子试图通过掺入危险药物或其他东西来伤害你怎么办？”洛杉矶不孕不育咨询公司“奇迹宝宝”总裁石原理子对《日本时报》说道。
这对东京夫妇表示，自己知道这些风险，但是他们所能做的就是相信他们的捐赠者，“这是我们生孩子的唯一途径，我不会向其他人推荐这个，但至少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救命稻草。”
灰色产业的乱像
存在于互联网上的精子黑市，风险一直都在。并不是每个“怀孕师”都像吉泽那样专业——将孩子数量限制在10个之内，尽量避免后代产生近亲结婚等伦理问题。
一位化名为和人的“怀孕师”在短短8年内，已经孕育了50多个子女。和人在22岁的时候觉得自己结婚无望，认为捐精是能留下自己DNA、繁衍后代的最佳机会。“我想在忙于工作和放弃婚姻的同时，留下一个生活在社会上的证明。”
网上捐精者和人（化名）
还有一些捐赠者会编造自己的个人资料，来让自己的基因看起来更有吸引力，《女性周刊》就报道过一例这类的争议事件。与丈夫一起饱受不孕症困扰的A女士决定通过人工授精生子，“我想要一个智商在130以上的孩子，和我丈夫一样可以进入一流大学。”
A女士最终选择了从日本排名第二的名校京都大学毕业的单身男性B，他们互相承诺匿名捐精，不窥探对方的个人信息。但A女士在怀孕后产生了怀疑心理，请调查公司了解了B先生的真实姓名、国籍、教育背景和家庭结构。
结果，A女士得知B先生实际上是中国人，上的是另一所大学，并且已经结婚了。B先生解释道：“我不是故意要欺骗你，但我不想透露个人信息，如果未来出生的孩子说，‘我想要知道我父亲是谁’，那我再也不会捐精了。”
后来，A女士决定终止妊娠，但为时已晚。分娩后，她将孩子交给了儿童中心，并起诉了捐赠者，要求对方赔偿自己 3.3亿日元的精神损失费。
缺乏监管的互联网交易无法保证信息的真实性，而在生育这一重要问题上，真实性却至关紧要。根据2021年发表的论文《日本在线捐精和精子库现状》，在日本140个有关精子捐献的网站中，超过96%的网站被判定不安全，缺乏传染病检测和遗传病史等必要信息，只有5个网站被认为提供了详细的精子捐献者信息。
日本民间精子交易网站“宝贝白金合作伙伴”的运营人士也称，他们“不会去检查应征者个人信息的真实性”，并且默认应征者可以“天马行空”地编造履历。
自1948年日本首次实施人工授精手术以来，迄今全日本约有10000至20000名儿童通过非配偶人工授精技术出生，其中一些儿童出生就患有艾滋病，直到现在，这些艾滋病患者大多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亲是谁。
在欧美等国，一些国家尊重儿童知道自己身世的权利，艾滋病患者孕育的后代有权被告知自己的生物学起源。在日本，寻求人工授精儿童身世知情权的呼吁也越来越多，但这却导致潜在捐赠者对正规渠道望而却步，医疗机构的精子来源进一步减少，选择在互联网上匿名捐赠的人越来越多。产科教授田中守说，“可能会有更多人被迫转入地下，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一把双刃剑。”
庞大需求缺乏安全环境
尽管网络捐精风险很大，没有正规医疗机构、没有监管机构、没有任何身体检查、没有审核过信息真实性，但是这也无法阻止对“怀孕师”日渐增长的需求。
乍一看十分矛盾的是，在少子化和晚婚化日益严重的日本，社会对人工授精的需求却在提升。全球最大的精子银行Cryos International在2019年设立了日本人专用窗口，在疫情的三年内多次上调精子价格，精子的供给已经赶不上订单的增 加。
日本电影《匹田先生，恭喜你太太怀孕了》剧照。
据国立人口和社会保障研究所2015年的调查数据，在日本，每5.5对夫妇中就有 1 对患有不孕症。除此之外，越来越多的日本女性脱离传统观念，她们不想结婚但是想有孩子，Cryos International超过半数的日本购买者是单身女性。
35岁的漫画家花京院零是一个“无性恋者”，她说：“我对结婚和生孩子感到不舒服。但是我想要孩子。”手足无措的她考虑过收养孩子，但想来想去，非婚生子的唯一办法就是捐精。
六年前，她通过一家美国精子库生下了第一个孩子。“我想过在网上接受个人捐精，但当有人提出通过性交捐精时，我很不信任，感觉在日本没有可以安心使用的精子库。”
与美国等国家不同，日本没有成熟的商业精子库系统，唯一一家精子捐赠中心“未来生命研究所”于2021年6月开业，整个日本也只有12家医院可以开展人工授精手术。ABEMA的记者在2022年采访了这12家医疗机构中的9家，其中有5家机构表示精子数量严重不足，有4家机构则因为缺乏捐赠者而暂停接待患者。
选择不同生活方式的人变得更多，但是，目前日本的社会制度和医疗体系并没有跟上，这导致一些人转向互联网上未经审查的“怀孕师”，来规避现有医疗系统的复杂性和限制。几十年来，匿名捐精在日本一直处于灰色地带，没有法律明确禁止，但也没有监管框架。
“我不想让我的孩子认为自己的出生方式很特别，”花京院零说，“为了保护儿童的人权，我希望尽快建立一个可以从安全捐献者那里获得精子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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