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起：静默的程序不再静默
2015年夏天的一个早晨，我在出租屋里醒来，耳畔还来不及传进小巷里的喧闹，一个不可遏制的念头在我的大脑里叫嚣：“我需要去看医生。”
出租屋离医院步行就十分钟，在我终于明白自己脑海里的声音是什么意思之后，犹豫着拿起手机跟领导请了假。
这一天，我终于确诊为一名抑郁症患者。
其实很早之前，我就知道自己不是一个容易快乐的人，无论是学生时代还是后来的社会生活，我都乐于处于自己的小环境中，能不出门就不出门。也许早在高中时我的大脑中就悄然生成了一个忧郁的程序，一直在大脑后台静默着，吸取存储着被我摒弃的不快乐：难过的事情我总在郁闷两天后就不去想了。
意识到自己可能患有抑郁症是在娃儿两岁时。那时持续了整个孕期的呕吐仍没有消失，每顿饭都是在不断的心理建设和自我强迫以及大量的汤水配合下吃完，熟人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又瘦了，尽管可能她/他前几天刚见过我。
也是在那时，看到了一些抑郁症的科普，我结合自己的情况判断自己是早有症状、产后加重了。但是我依然归结为生活压力，想靠时间来治疗。毕竟虽然总是想到死，但我并没有死的勇气与行动；虽然总有跟孩子一起跳进江里的想法，但不在江边便没有其他伤害孩子的想法了。
就诊：“患者情绪激动”
到医院很从容地挂号排队，由于是初诊，我在诊室外小小候诊区里等了两个多小时，这期间什么也没想。
到号后，又花了四五十分钟做了套考评问卷，接着是问诊。医生开始问问题，当他问到最近感觉怎样时，我的眼泪就突然涌出，我记得医生的眼睛里有一丝惊愕。后来医生问我是否经历过重大挫折，我犹豫了一下否认了，因为我虽然有挫折却不觉得是重大挫折，而且早就过去了不是么。
图 | Keenan Constance/pexels
最后的诊断是先天性抑郁体质，病历本上盖着一个蓝色方形印章，总结了我的几项特征值均为0，半页的诊断里，我清楚地看到“就诊时，患者情绪激动”。
把病历本还给我之前，医生看着我说：“会治好的，可能需要三五年或者更长，但是会治好的。治好后，你会感觉很轻松，会变了一个人。”
我也相信自己能被治愈。于是，我点点头取药去了。
吃药：希望之光一闪而过
拿到药之后，意外地发现并不贵，一个月的药量只要一百来块。
第一次吃药，幸运的我几乎没有遇到副作用，而且药效作用非常明显，第三天就有了身心一轻的感觉，心情愉悦、吃饭不再有呕吐反应。
可惜好景不长，第三个月开始，心情重又压抑，轻松感消失。之后公司人事变动，工作环境开始日益压抑。又坚持了三个月后，我忍不住告诉医生药效不理想了，于是就换了一种价格更贵副作用也更明显的药。
在接下来的三年里，我按时按量服药、定期复诊，自认是个模范患者了。然而当初那种轻松心情再没回来，除了配伍的盐酸丁螺环酮片一直吃着，文拉法辛、艾司西酞普兰等等都只能带来短暂（0~70天左右）的平复，希望之光一闪而过，再没燃起。
逃离职场
确诊的第二年，我已不再奢望能解除压抑感，抱着能平静就好的心态继续吃药。同时，我意识到公司的环境很可能是我当下抑郁的一个源头。这份工作我没有什么不满，甚至心怀感激，但是办公室政治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不善于交际，也没遇到过需要哄着才工作才给好脸的人，被针对，我自己也不意外。
来自母亲的经济压力和对孩子成为留守儿童的愧疚，加上工作环境的力不从心，满腹委屈无法诉说，人也陷入了虚妄，反复思考过去的一些错误并试图解答如果没有这些错误会是如何。
那些时间里，天真的我也向一些朋友透露了自己的病情，得到的安慰就是你要多运动……因为一条忘记屏蔽的朋友圈，也被同事说成装病博同情。
确诊的第三年，在得知自己意外怀孕且已流产月余的情况下，与同事的矛盾终于在公共场合爆发，尽管她后来跟领导道歉承认误会了我（难道不是应该跟我道歉吗？），但是我知道我扛不住了。
不明白自己为何在明知辞职的后果无法承受的情况下仍然辞了职，但那种逃离的心境至今依然清晰。
那种逃离的心境至今清晰 | Daniel Reche/pexels
我离开了办公室，离开了职场，带着不甘与愤怒继续吃着没有什么效果的药。
停药：我怀疑我不是病了
离职后，我从身体到心理都无法动弹。任何事情，只要在脑海中过了一遍，就必定做不了。我只能在大脑来不及反应的情况下完成一些动作，比如去超市，立刻出发才去得成，只要大脑里闪过“要去超市了”那么今天就注定去不了了。
远离了城市，远离了医院，没有了收入，药也越吃越绝望，停药也就自然而然了。这是我第二次停药，第一次是因为忙也因为对治疗失望停了小半年，复诊的时候我能看出医生的无奈，但可能是见多了，他只微微摇了摇头。
在所有社交软件都静音，手机经常处于飞行模式后，我感觉我的活力都已消失殆尽。
在孩子出生的前几年，我的一切以满足她的需求为要，而今面对她的哭泣与控诉我却无力回应了。我反复地对她说“妈妈病了”，却无法回答她我何时能好。甚至在反复念及自杀后，问当时还不足四岁的孩子“妈妈再也不回来了好不好”。看着她流着眼泪说好，我想哭却哭不出来。
我怀疑，我不是病了，我是变态了。
挣扎与放弃
停药两年后，也许是周围人习惯了我，也许是我习惯了周围，情绪趋于平稳的我开始找工作。在普遍唱衰的求职环境里，我凭经历还是很容易就找到了工作，但入职后问题就出来了：能力还在、压力难扛，煎熬于家庭事业无法兼顾。如此换了两三份工作后我又放弃了。
食难下咽、一点小事就暴跳如雷，我知道我没好，但我不确定这是不是就是我本来的样子。我没有生病，我只是个又急又懒的废人。
我觉得，我没有希望。
写完这篇文章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和休息，作者有了新的体会和感悟，发布在今日二条。
医生点评
卓恺明 | 上海交通大学医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主治医师
感谢作者撰文分享自己罹患“抑郁症”并与之抗争的艰难心路历程。作为一名医者，非常能够理解作者这种苦苦求索却又无能为力的绝望。然而，骨感的抑郁症治疗研究显示，约30%~50%的抑郁症患者可能最终发展为难治性抑郁症（Treatment resistant depression, TRD），治疗的失败同样也让医生陷于精力枯竭的痛苦之中。
然而，难治性抑郁患者真的无法得到拯救了吗？
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重新审视难治性抑郁患者的诊疗经过并积极寻找导致抑郁症“难治”的原因，正是当务之急。
首先，对于既往诊断和临床特征必须仔细评估。或许有人要问，这么多年病人一直都不开心，还吃了那么多药，“抑郁症”还会错？其实这种情况还真的经常发生，比如抑郁症的“近亲”——“双相情感障碍II型”，就常常以抑郁的表象示人，其躁狂特征却并不显著。这就需要医者充当福尔摩斯，和患者一起仔细寻找蛛丝马迹。以作者为例，“第一次吃药……第三天就有了身心一轻的感觉”，在精神科医生听来，就可能疑惑重重——抗抑郁药起效缓慢，快者7天，通常2周，慢者1个月也不稀奇，就此而言3天显然有悖常理。此外，文中数次提及分娩、流产，对于育龄期女性而言，此中可能出现的躯体状况，也会给抑郁症的治疗带来不少困难。
其次，长期治疗过程是否合理也往往影响了最终的结果。从难治性抑郁的定义来看，需要满足两种抗抑郁药足量（至少为最低有效剂量）足疗程（至少6周）治疗失败。剂量及疗程是否足够、患者有没有好好吃药、服药的时间与方式是否合适、服药期间有无药物不良反应等等多种因素都会影响最终的治疗效果。如作者曾经服用的文拉法辛、艾司西酞普兰等，每次都只能获得短暂疗效又很快病情反复，则亟需探究导致失效的原因：是否存在药物剂量不足——导致症状残留而死灰复燃，是否剂量足够了但不良反应不能耐受——减少剂量而功亏一篑。磨刀不误砍柴工，在难治性抑郁患者选择用药前，花点时间对既往用药情况进行复习评估，或许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最后来说难治性抑郁的治疗方案选择。除了更换不同抗抑郁药，其他一些第二代抗精神病药物（如喹硫平、阿立哌唑）、情绪稳定剂（锂盐、丙戊酸等）、心理治疗及物理治疗等，在疗效不佳时均可作为备选方案，单独或与抗抑郁药物联合使用，或许能取得较好的治疗效果。
对于难治性患者而言，非专业亲友家人的不耐烦有时像“最后一根稻草”那般重如千钧。但不可否认，专业医生和咨询师还是太少了，他们可以为患者寻找正确的方向，在遇到困难时给予患者及非专业人士以必要指导。而陪TA一起走向胜利终点，则只有这些非专业的亲友家人。只有他们才可能真正理解包容患者，自始至终给予督促、鼓励，给予患者坚持治疗的最大动力。
个人经历分享不构成诊疗建议，不能取代医生对特定患者的个体化判断，如有就诊需要请前往正规医院。
作者：尘
编辑：odet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