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近日一名香港新移民李某某为帮儿子获取入学机会，试图以2万港元现金贿赂小学校长，事发后遭到香港廉政公署起诉。目前李某某已在香港法院承认控罪，等候判决。
案情显示，李某某2022年6月向轩尼诗道官立小学递交了儿子一年级入学申请，但没能通过第一轮面试。李某某随后约见校长恳请再给儿子机会，并在第二次与校长的会面中将装有2万港元现金的信封交给了校长。结果校长不但退回现金，而且向廉政公署举发。
李某某遭到起诉，罪名是向公职人员提供利益。根据香港《防止贿赂条例》第4条第1款，“任何人(不论在香港或其他地方)无合法权限或合理辩解，向任何公职人员提供任何利益，作为该公职人员作出以下行为的诱因或报酬，或由于该公职人员作出以下行为而向他提供任何利益，即属犯罪”。根据这项法例第9条，无论行贿还是受贿都会涉嫌犯罪，金额并无限制（1港币也是违法）；而且只要收受贿赂，无论是否“办理”了业务都会入罪。
这则新闻在内地读者看来多少有些“违和”，原因不难理解。众所周知，“教育军备竞赛”衍生出的“疏通关系”“打点资源”“择校费”等“行规”，早就是内地家长心照不宣的“潜规则”。“升学产业链”不仅制造了或明或暗的利益输送链条，“不愿让孩子输在起跑线”的家长们还以各种方式继续寻求与教职工之间的“利益交换”。此起彼伏的“家长微信群事件”里，家长对教师的卑辞厚礼经常引发热议。
这家小学属于公立学校，校长教师均为公职人员，廉政公署有权检控其不法行为。行贿与受贿同罪，而且行贿这点钱也将面临重罚（监禁与罚金），也都有违某些人的“社会经验”。李某某是新到香港的内地人，这次“文化休克”恐怕会让她记忆终生。
在一些地方，“花钱办事”是长期以来“约定俗成”的潜规则。家长与教职工仿佛都有种“人在江湖，不得不送，不得不收”的无奈。
其实，这正是家长与校方之间“长期互动”的产物。家长送礼的动机不外乎“想让老师多照顾一下孩子”“担心孩子受委屈”，而这本身就是在扩充寻租空间，让学生本该平等享有的义务教育权利变成一项花钱才能买到的商品。即便是在私立学校，这也是不当的职务腐败。而在教职工的角度来讲，“别人都收，我不收不合群”“不收不给面子”也是一种颇为无奈的心理写照。
腐败根植于人性之中，这是人性公认欲望自私的一面，无法依靠道德说教杜绝，只能通过制度建设防治。事实上无分中西，涉及利益输送的招生腐败总会出现。几年前集中爆发的“美国大学招生腐败案”里，涉事家长的“各显神通”让人惊叹不已；美国电影《阿甘正传》与印度电影《起跑线》描绘的“性贿赂”与“伪造假身份”等现实手法，也让人们感叹“艺术源于真实”。
关于此次行贿事件，舆论场上还有一种声音，认为这位家长“送礼送得不到位”，应该以“更高明的做法”行事，比如“给学校捐个几百万，获得校董资格，就可以光明正大地让孩子入学”。这种论调乍一看入情入理，其实也不值一驳。
首先，一些国家与地区的确存在“校友名额”，但那基本只存在于私立学校，出钱的校友为子女博得的入学资格已经是一种商品。对于公立学校而言，招生腐败就是在剥夺其他纳税人子弟的入学机会；其次，即便是私立学校，如果涉及编造简历、伪造身份的不法情事，仍然属于不可原谅的重罪，数年前爆发的美国大学招生腐败案即是如此。
如果以“哪里都一样”来为招生腐败开脱，那就不仅陷入了“比烂”的狭隘思维，而且是在藐视法律作为“明规则”的尊严。
招生腐败确实是个全球现象，但制定法律的目的就在于震慑犯罪，从制度建设上防微杜渐、治理腐败现象。招生中的“潜规则”之所以还未变成“明规则”，正是因为法律得到了严格执行。“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一旦人们连在心理上都已经承认“潜规则”的适用性，那么作为“明规则”的法律在执行上势必更为窒碍难行：既然家长与校方都心安理得地执行“潜规则”，“明规则”就只有被束之高阁的份了。
王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