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记者 | 查沁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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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捐赠是国内高校发展的资金来源之一，近年来校友捐款金额过亿的消息不时传来，高校捐款也变得更“卷”了。
今年高校春季学期开学以来，多所高校披露校友捐赠的消息。4月，深圳大学40周年校庆第一期获得捐赠5.3亿元；北京大学获得价值1亿元天佑德集团公司股票；中国农业大学获得拼多多1亿元捐款设立研究基金。
“在整体社会慈善资源增速收窄的背景下，捐赠人对于高等教育的关注与投入依然高涨。”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日前在《2022中国高校基金会大额捐赠观察报告》（下称《报告》）发布会上称。
《报告》显示，2021年国内高校基金会接收了254笔金额不少于1000万元的大额捐赠，数量同比增加41%，刷新2015年以来的最高值。大额捐赠到账总额达86.04亿元，仅次于2020年的106.49亿元。
企业和企业家依旧是高校大额捐赠的绝对主体，2021年，八成大额项目均由其捐赠，其中过半由民营企业或其基金会捐赠，25%由企业家个人或其发起的基金会捐赠。
在企业和企业家捐赠的项目中，过去七年由上市公司或其负责人出资的数量逐年上升，2021年占比达39%，是2015年的2.4倍。此外，股票捐赠亦呈后起之势，占2021年新发起大额项目协议捐赠总额的18%。
信息技术服务、房地产、金融行业捐赠方在2021年企业/企业家大额捐赠笔数中占49%，同时包含半导体产业在内的电子设备制造业占比增加，成为第四大行业。
校友捐赠在高校大额捐赠中的比例大幅提高，是该年度的一大特色。2021年，来自校友的大额捐赠99个，占比39%，显著高于2020年的28%。
在校友捐赠的大力支持下，华东地区高校大额捐赠大幅增长，在2021年接收了全国40%的高校大额捐赠项目和约一半的到账总额，首次超越华北地区。
这其中包括，宁德时代创始人曾毓群通过其控制的企业宁波瑞庭，向母校上海交通大学捐赠200万股宁德时代股票，据年报显示价值超过11亿元；厦门大学100周年校庆共统计到18笔大额捐赠，新发起项目的协议捐赠总额超过10亿；以及西湖大学2021年共统计到12笔大额捐赠，到账总额高达16亿。
高校基金会已成为国内社会捐赠最大承接方。《报告》发现，2015-2021年共有约90所国内高校基金会接收过大额捐赠，其中19所为年均接收至少一笔大额捐赠的频繁接收方。
高校收到的大额捐赠都用到了哪？
从简单的捐资助学、基础设施建设，到支持高校人才培养、院系学科建设，再到支持高校争创“双一流”工作及创新创业、成果转化等领域，捐方对款项的用途愈发明确、策略性增强。
在当下“双一流”的政策背景下，学科建设类的大额捐赠项目大幅增长。《报告》显示，在披露用途的项目中，48%的项目把学科建设列为用途，比2020年高出近10个百分点。具体学科上，医学依然最受青睐，其次是材料、化学、生物等理工科学科，经济、教育等社科类学科近年有所收窄。
整体来看，政府财政拨款目前仍是国内公立高校的主要收入来源，社会捐赠仍有增长空间。
根据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2007-2011年全国普通高校的社会捐赠（包括校友捐赠）收入占高等教育经费的比例依次是0.66%、0.75%、0.68%、0.56%、0.54%，所占比例还不到1%。
相比具有捐赠传统的美国而言，其顶尖高校多为私立性质，重视财务独立，主要靠校友捐赠运营。
以哈佛大学为例，其截至2022年6月底的2021-2022财年收入共计58亿美元，捐款占年入收入来源的比例高达45%，而学费收入仅占13%。募捐收入对耶鲁、普林斯顿等校亦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美国顶尖大学普遍将校友捐赠率视为衡量办学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U.S.News进行大学排名时同样会把校友捐赠纳入排名参考数据，因为校友的回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其对学校的满意和认可。
美国顶级名校的校友捐赠率一般为30%-40%，据U.S.News数据显示，2017-2018、2018-2019两学年平均校友捐赠率达44%以上的学校就有十所，普林斯顿大学捐赠率高达55%，这意味着，每100个校友中有过半人数捐款给母校。
为了鼓励社会对高校的捐赠热情，早在2009年10月12日，财政部、教育部联合制定了《中央级普通高校捐赠收入财政配比资金管理暂行办法》（下称《办法》），中央财政设立配比资金对中央级普通高校接受的捐赠进行配比，比如设立10块钱的公益基金，当有人捐助1元时，这笔公益基金同样也捐助1元。
2015年，财政部、教育部印发《关于改革完善中央高校预算拨款制度的通知》，提出要引导和激励中央高校吸引社会捐赠。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也指出，要把建立现代大学制度作为高等教育发展的战略目标，并且给予大学更多的自主权，包括自主确定收入分配，自主使用学校财产和经费。
通过积极的政策引导，进一步完善国内高校社会捐赠体制，促进高等教育事业健康可持续发展。但由于中国高校体系庞大，那些非中央级的高校受益不大，“马太效应”凸显。
国内高校基金会面临的筹款困境还体现在，筹资渠道较为单一，主要来源于少数富豪校友或校友推荐的企业，缺少对其他个人、团体、公益基金会等潜在捐赠人的挖掘。高校自身又缺乏完善的捐赠体系约束捐赠资金的管理使用。
《报告》调研发现，超过60%的受访高校基金会建立了捐赠人俱乐部，并邀请捐赠人进入学校或基金会的治理体系，但亦表示其校友工作有较大的改善空间，亟待提升。
高校基金会大额捐赠在项目管理的规范性和信息披露现状也不容乐观。《报告》指出，在2021年接收的大额捐赠中，仅有4%设立了专项基金，10%接受了专项审计，5%在基金会年报、学校或基金会网站以及专题网页上均做出披露。
近期，曾闹得沸沸扬扬的中国矿业大学校友“悔捐”事件，也暴露出国内高校捐赠体系有待完善的问题。
2019年，中国矿业大学宣布其2008级校友吴幽捐赠1100万元。当时，这是中国矿业大学自成立后收到的最大单笔捐赠。但因吴幽没能履行捐款承诺，被中国矿业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告上法庭。
2022年7月，双方之间的赠与合同纠纷在江苏省徐州市首次开庭。2023年1月，吴幽被列为被执行人，执行标的为1100万余元。
除捐赠方“诺而不捐”外，也有受赠方未按约履行义务而获一纸诉状。
2012年，苏州天丰置业集团将苏州大学告上法庭，称已向苏大捐赠1000万元用于建设金庭西校区，后该项目土地及建设规划因客观原因无法落实，要求苏大返还1000万元及相应利息损失10万元。法院最终判定，双方所签捐赠协议的性质为公益事业捐赠合同，赠与财产的权利已经转移，捐赠人不得撤销捐赠。
综合看来，高校校友捐赠资金的使用与运作要有相应的监督机制，比如建立捐赠信息公开制度，定期公布校友捐赠资金的使用和运作的情况，以便实现捐赠资金使用、运作的透明化，增强校友对母校的信任，为校友对母校进一步捐赠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