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不到好工作,大学还有什么用?

“社会教育下一代,不是为了让他们为经济做出贡献,而是为了让他们延展、加深对自己和对世界的理解,在成长过程中获得职业所需的有用的知识和技能。”

撰文 | 石悦欣

编辑 | 沈佳音

《看天下》杂志原创出品 

“考研名师”“高考志愿填报师”张雪峰的直播间迎来了一位高考理科590分的学生家长。

张雪峰得知考生的志愿是新闻专业时,强烈地指出,“报志愿那几天把孩子打晕”“闭着眼睛摸一个专业都比新闻好”。他也指出,大部分家庭没有好的条件,选择专业就应该选择适合自己,且能让自己吃上饭的。

言论一出,张雪峰迅速被推向了今年报考季的风口浪尖,几名新闻专业的教授隔空反驳。

重庆大学新闻教授张小强称新闻专业“能文能武”,政府、企事业单位、主流媒体仍可吸纳大量的新闻专业人才,该被“打晕”的应该是张雪峰。“我们国家现在的助学体系、机制比较完善,不管什么家庭条件,都能够完成各种专业的学习。”

这次对于新闻专业的“有用”“无用”之争,双方立场不同,各执一词,但新闻传播作为人文学科的一条分支,也揭开了当下文科教育的出路困境。

“北大文科博士多次就业被拒”“985文硕海底捞洗碗”“211文科男硕士吐槽招新会均薪5000”等新闻不时会登上热搜。

现实情况不禁让人思考,相较于科学、医学和技术等理工学科,人文学科的价值是什么?当下,读大学究竟有什么用?大学教育是以社会功用为先,还是以知识探索为先?

剑桥大学英国文学和知识史教授、文学评论家斯蒂芬·科利尼在《大学,有什么用?》一书中,直面大学教育的困境,试图解答对大学价值和人文学科价值的疑问。

文科专业的消亡?

先来看一组数据:2002至2020年间,哥伦比亚大学的英文专业毕业生从10%下降到5%。从2008年至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初,哈佛大学英文专业人数减少了约四分之三。到2020年,这所7000多人的大学里,英文专业的学生不足60人。全球范围内,过去10年人文学科的入学人数都在下降。

《忽而今夏》剧照

今年3月,《纽约客》发布了《英语专业的消亡》一文,作者内森·海勒采访了许多美国顶级学校的学生、教授们,揭示了全美人文学科学生数量大幅减少的真相。许多学生都是主修数学、天体物理、细胞分子等自然科学专业,辅修英文、哲学等文科专业。日渐高昂的教育成本,学生需要偿还教育贷款,选择技术型专业能让他们相对容易赚钱。

一名哈佛大学英文专业教授告诉海勒,他发现在教学生们读小说《红字》时,学生们很难理解句子,很难确定主语和谓语。

飞速变化的不止学习人数,还有学科的硬件设施。

在采访中,内森游览了哈佛大学科学与工程综合体楼。

综合楼有哈佛的工程系、生物工程系、计算机科学系等自然理工类学科。顺着走廊,她看到了这里像宇宙空间站,有教室、先进的礼堂、充满各种新奇设备的工作室……在顶楼,她看到了图书馆,里面随处都是“元宇宙”相关的读物。她透过玻璃墙看到了实验室里,都是穿着仿生衣的躯干模型。她又跟着一群那里的学生到了花园,坐着零排放班车回到了哈佛广场。

“我作为人文学科的学生,从未后悔过自己的专业。但在那栋综合楼里待了半个小时候,我准备重新选择,踏上工程师这条有趣有激情的人生道路。”

甚至连文科专业的教授也陷入了迷茫。

“今天起得比昨天还早;重读了昨天写的东西,删除了大部分内容;绝望;突然明白了我想说的是什么;最后敲出几句看起来还不错的句子;欢呼庆祝。”科利尼在剑桥大学教师日记中这样描述道。

多年前,新校长上任时,需要在学校各部门进行走访。科利尼苦思冥想,怎样的场面才能代表他所从事的科研活动。他想了想,人文学科的教授不是盯着电脑屏幕的作者,也不是研究团队中采集数据的研究人员,更不是实验室里埋头干活的科研者,而应该是一个独坐冷板凳埋头苦读的人。

但实际情况却是,科利尼每天都有数不清的会议,讨论怎么帮助别人做研究。每隔一周的周五,都需要捧着两卷厚厚的议程文件,他调侃道等于自己做了“上肢锻炼”。周六早上的时间,都用来回复邮件,写推荐信,草拟下一份会议纪要……

他感到“自己像是一家资金不足的公司里一位疲惫不堪、工作过度的中层经理,困惑于年轻时候的梦想都去了哪里,智识的兴奋和文学的荣光都已离我而去”。

文科生的未来

美国州立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杰弗里·科恩决定开设一门课程,“如何用人文专业打造职业”。他让学生们挑一位名人,写一篇文章。当学生们发现某某名人也上过文学课,还能有一份不错的工作,他们就会有动力了。

课程有效了,学生们在疫情期间参与了很多人文学科的研究。之后,学校还会开设一些跨学科的专业,比如跨文化、技术和环境。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一些改变,让文科专业在十年近乎持续下降的趋势中有所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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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记忆》剧照

科利尼在书中提出,一名中世纪史专业的学生,可能更容易被一家伯明翰金属冲压公司录用。雇主们热衷于雇佣文科毕业生,并不是他们习得了公司需要的技能,而是学生们从一开始就通过处理相关类型的问题来拓展技能,成为任何组织都需要的聪明活泼、创造力强的人才。

“因为雇主们知道,许多最聪明的学生会选择人文学科,对于他们来说,历史系或英文系的课程比市场营销或制造业课程更有趣。他们也知道,花三年时间与其他聪明人一起学习那些真正有趣且有挑战性的东西,当然不会拉低学生的天生智力。”科利尼写道。

职业研究表明,人文专业的学生有着不错的沟通和分析能力,往往会从事领导工作。他们也可能会在科技和文化的变革中,继续将自己的价值保持下去。

麻省理工大学机械工程教授就在电话中告诉海勒,“我认为未来属于人文学科”。尽管ChatGPT的出现已经威胁到了很多行业,但它不能构想出《达洛维夫人》,也不能指导和管理一个组织。“人工智能可以收集整理信息、设计实验流程、写出平庸的文字、编写基本的代码,但这些都是最有可能逐渐衰落的职业。”

有的学生也告诉海勒,“人们学习东西不仅仅是为了找工作”。海勒采访了一名物理和数学专业的学生,他每学期都要上一节英语课,在其中学到了很多东西。比如教授会告诉学生们对于作品的看法,而不只是传授技能。

“在当前背景下,人文学科的工作,也许在许多方面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工作没有太大区别。”科利尼写道,“所有学术研究和科学探索的核心,都是力图达成理解、做出解释,这些活动大致遵循类似的准则:准确性和精确性、论证的严密性和表述的清晰性、对证据的尊重及面对批评的开放性等。”

因此,人文学科所从事的工作,试图加深对人类活动的某一方面的理解,以训练有素又易于理解的方式,表达人类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这种努力本身就是目的。

“人文学科所锤炼的那种理解力和判断力,与生活中需要的那类理解力和判断力是一致的。”

大学“有用”和“无用”之争

“人们当然需要论证大学的价值及重要性,但需采用适宜的论证方式,不能主要从经济的角度论证,更不能仅局限于经济角度。我们还需要从思想的、教育的、科学和文化的角度去论证大学的价值和重要性。”

——斯蒂芬·科利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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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芬·科利尼

大学课程设计的最初,是为了实际用途,但后来它们超越了实用性,最终确立了自身的学术性。

近几十年来,高校在规模上急剧扩张,学生数量递增,机构种类增多,学科范围扩大。仅是新兴学科,国内外高校就开设了电竞专业、高尔夫球场管理、马业科学专业、新生儿护理、茶学、酿酒专业等人文和自然科学等核心课程之外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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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不惑》剧照

如此一来,大学同中小学、研究实验室、学术协会、博物馆等机构相比,特殊之处是什么?

在大学里,本科生初次接触适于不同学科的探索模式。理想情况下,他们不仅掌握了大量信息,还应该具备挑战人类对某一课题的既有理解力并加以扩展的能力。

科利尼认为,相比于中小学教育所有人,大学的本质应该是培养未来学者和科学家。但这需要学生们掌握独立自主性,需要接触科研工作的范例,做出自己的作品,对特定学科工作有所了解。“仅仅勉励他们去追求真理、培养准确性、清晰地表达自我,则是无法实现预期目标的。”

高等教育近几十年来累积的变化,通常被概括为:“它将服务目标从‘精英’转向‘大众’;它还有一种我认为应该抵制的倾向,即把‘无用’的科目与‘精英’相提并论,把‘有用’的科目与‘大众’等量齐观。”但科利尼认为,我们应该欢迎一个真正民主的高等教育体系,这样它才会持续存在,受到人们的普遍支持。

关于“有用”与“无用”的论调,并不专属于当代。19世纪以来,批评家、改革者和政府官员们都声称,大学所做的研究是“无用的”,他们认为,大学开展的研究,应该更直接、有效地服务于国家需要。

19世纪英国基督教圣公会内部牛津运动领袖约翰·亨利·纽曼曾指出,大学的重点在于博雅教育。若仅把大学视作各个学科的拼盘,那么大学就会沦为“集市”,或伦敦的家具大卖场,各种商品杂乱地堆放一处,在相互独立的摊位上出售。“大学教育不仅让人清醒地认知自己的观点和判断,还能让人正确地发挥之,雄辩地表达之,有力地强调之。这种教育教人看清事物的本来面目,直奔主题,理清杂乱的思绪,明辨诡辩的成分,摒弃无关的信息。”

但科利尼认为纽曼把标准定得太高了。一个人在18岁左右,进入大学某个专业学习三、四年,真的可以达到以上的目标吗?“他并不描述学生学到了什么,也不提及学生具体获得了怎样的技能,而是更多关注学生和知识的关系,他们处置知识的方式,以及他们判断自己的知识在广阔人类理解版图中的位置的能力。”科利尼写道,“纽曼所勾勒的教育理想是诱人的,但也是异常空洞的。”

在这场论战中,“修辞泛滥”是常见的特征。教育和培训不同,但修辞泛滥总是会指向人类最理想的品质,文明社会的愿景和对人生目标的高谈阔论。

科利尼强调的是,社会教育下一代,不是为了让他们为经济做出贡献,而是为了让他们延展、加深对自己和对世界的理解,在成长过程中获得职业所需的有用的知识和技能。

尽管科利尼本人对这个问题也没有确定的答案,但他更清楚大学不是什么。至少从英国官方角度看,大学不再是富家子弟的社交俱乐部,也不再是培训英国国教牧师的神学院。

就大学来说,无论开展何种程度的专业或职业“培训”,其支配性目标都是通过自由探索来提升人类的理解力。

科利尼认为,当我们问“大学有什么用”时,就像在问“国家有什么用”“爱情有什么用”类似,都会把一项复杂的活动或机构,简化为单一而狭隘的用途。

“最明智的做法,可能不是对狭隘的问题穷追不舍,而是让思考自行蔓延,沉思可能被某个术语遮蔽的多样性,斟酌一系列的描述和界定方式,或揣摩种种历史实例,而非寻求单一的、决定性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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