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教育下一代，不是为了让他们为经济做出贡献，而是为了让他们延展、加深对自己和对世界的理解，在成长过程中获得职业所需的有用的知识和技能。”
撰文 | 石悦欣
编辑 | 沈佳音
《看天下》杂志原创出品
“考研名师”“高考志愿填报师”张雪峰的直播间迎来了一位高考理科590分的学生家长。
张雪峰得知考生的志愿是新闻专业时，强烈地指出，“报志愿那几天把孩子打晕”“闭着眼睛摸一个专业都比新闻好”。他也指出，大部分家庭没有好的条件，选择专业就应该选择适合自己，且能让自己吃上饭的。
言论一出，张雪峰迅速被推向了今年报考季的风口浪尖，几名新闻专业的教授隔空反驳。
重庆大学新闻教授张小强称新闻专业“能文能武”，政府、企事业单位、主流媒体仍可吸纳大量的新闻专业人才，该被“打晕”的应该是张雪峰。“我们国家现在的助学体系、机制比较完善，不管什么家庭条件，都能够完成各种专业的学习。”
这次对于新闻专业的“有用”“无用”之争，双方立场不同，各执一词，但新闻传播作为人文学科的一条分支，也揭开了当下文科教育的出路困境。
“北大文科博士多次就业被拒”“985文硕海底捞洗碗”“211文科男硕士吐槽招新会均薪5000”等新闻不时会登上热搜。
现实情况不禁让人思考，相较于科学、医学和技术等理工学科，人文学科的价值是什么？当下，读大学究竟有什么用？大学教育是以社会功用为先，还是以知识探索为先？
剑桥大学英国文学和知识史教授、文学评论家斯蒂芬·科利尼在《大学，有什么用？》一书中，直面大学教育的困境，试图解答对大学价值和人文学科价值的疑问。
文科专业的消亡？
先来看一组数据：2002至2020年间，哥伦比亚大学的英文专业毕业生从10%下降到5%。从2008年至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初，哈佛大学英文专业人数减少了约四分之三。到2020年，这所7000多人的大学里，英文专业的学生不足60人。全球范围内，过去10年人文学科的入学人数都在下降。
《忽而今夏》剧照
今年3月，《纽约客》发布了《英语专业的消亡》一文，作者内森·海勒采访了许多美国顶级学校的学生、教授们，揭示了全美人文学科学生数量大幅减少的真相。许多学生都是主修数学、天体物理、细胞分子等自然科学专业，辅修英文、哲学等文科专业。日渐高昂的教育成本，学生需要偿还教育贷款，选择技术型专业能让他们相对容易赚钱。
一名哈佛大学英文专业教授告诉海勒，他发现在教学生们读小说《红字》时，学生们很难理解句子，很难确定主语和谓语。
飞速变化的不止学习人数，还有学科的硬件设施。
在采访中，内森游览了哈佛大学科学与工程综合体楼。
综合楼有哈佛的工程系、生物工程系、计算机科学系等自然理工类学科。顺着走廊，她看到了这里像宇宙空间站，有教室、先进的礼堂、充满各种新奇设备的工作室……在顶楼，她看到了图书馆，里面随处都是“元宇宙”相关的读物。她透过玻璃墙看到了实验室里，都是穿着仿生衣的躯干模型。她又跟着一群那里的学生到了花园，坐着零排放班车回到了哈佛广场。
“我作为人文学科的学生，从未后悔过自己的专业。但在那栋综合楼里待了半个小时候，我准备重新选择，踏上工程师这条有趣有激情的人生道路。”
甚至连文科专业的教授也陷入了迷茫。
“今天起得比昨天还早；重读了昨天写的东西，删除了大部分内容；绝望；突然明白了我想说的是什么；最后敲出几句看起来还不错的句子；欢呼庆祝。”科利尼在剑桥大学教师日记中这样描述道。
多年前，新校长上任时，需要在学校各部门进行走访。科利尼苦思冥想，怎样的场面才能代表他所从事的科研活动。他想了想，人文学科的教授不是盯着电脑屏幕的作者，也不是研究团队中采集数据的研究人员，更不是实验室里埋头干活的科研者，而应该是一个独坐冷板凳埋头苦读的人。
但实际情况却是，科利尼每天都有数不清的会议，讨论怎么帮助别人做研究。每隔一周的周五，都需要捧着两卷厚厚的议程文件，他调侃道等于自己做了“上肢锻炼”。周六早上的时间，都用来回复邮件，写推荐信，草拟下一份会议纪要……
他感到“自己像是一家资金不足的公司里一位疲惫不堪、工作过度的中层经理，困惑于年轻时候的梦想都去了哪里，智识的兴奋和文学的荣光都已离我而去”。
文科生的未来
美国州立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杰弗里·科恩决定开设一门课程，“如何用人文专业打造职业”。他让学生们挑一位名人，写一篇文章。当学生们发现某某名人也上过文学课，还能有一份不错的工作，他们就会有动力了。
课程有效了，学生们在疫情期间参与了很多人文学科的研究。之后，学校还会开设一些跨学科的专业，比如跨文化、技术和环境。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一些改变，让文科专业在十年近乎持续下降的趋势中有所改变。
《独家记忆》剧照
科利尼在书中提出，一名中世纪史专业的学生，可能更容易被一家伯明翰金属冲压公司录用。雇主们热衷于雇佣文科毕业生，并不是他们习得了公司需要的技能，而是学生们从一开始就通过处理相关类型的问题来拓展技能，成为任何组织都需要的聪明活泼、创造力强的人才。
“因为雇主们知道，许多最聪明的学生会选择人文学科，对于他们来说，历史系或英文系的课程比市场营销或制造业课程更有趣。他们也知道，花三年时间与其他聪明人一起学习那些真正有趣且有挑战性的东西，当然不会拉低学生的天生智力。”科利尼写道。
职业研究表明，人文专业的学生有着不错的沟通和分析能力，往往会从事领导工作。他们也可能会在科技和文化的变革中，继续将自己的价值保持下去。
麻省理工大学机械工程教授就在电话中告诉海勒，“我认为未来属于人文学科”。尽管ChatGPT的出现已经威胁到了很多行业，但它不能构想出《达洛维夫人》，也不能指导和管理一个组织。“人工智能可以收集整理信息、设计实验流程、写出平庸的文字、编写基本的代码，但这些都是最有可能逐渐衰落的职业。”
有的学生也告诉海勒，“人们学习东西不仅仅是为了找工作”。海勒采访了一名物理和数学专业的学生，他每学期都要上一节英语课，在其中学到了很多东西。比如教授会告诉学生们对于作品的看法，而不只是传授技能。
“在当前背景下，人文学科的工作，也许在许多方面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工作没有太大区别。”科利尼写道，“所有学术研究和科学探索的核心，都是力图达成理解、做出解释，这些活动大致遵循类似的准则：准确性和精确性、论证的严密性和表述的清晰性、对证据的尊重及面对批评的开放性等。”
因此，人文学科所从事的工作，试图加深对人类活动的某一方面的理解，以训练有素又易于理解的方式，表达人类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这种努力本身就是目的。
“人文学科所锤炼的那种理解力和判断力，与生活中需要的那类理解力和判断力是一致的。”
大学“有用”和“无用”之争
“人们当然需要论证大学的价值及重要性，但需采用适宜的论证方式，不能主要从经济的角度论证，更不能仅局限于经济角度。我们还需要从思想的、教育的、科学和文化的角度去论证大学的价值和重要性。”
——斯蒂芬·科利尼
斯蒂芬·科利尼
大学课程设计的最初，是为了实际用途，但后来它们超越了实用性，最终确立了自身的学术性。
近几十年来，高校在规模上急剧扩张，学生数量递增，机构种类增多，学科范围扩大。仅是新兴学科，国内外高校就开设了电竞专业、高尔夫球场管理、马业科学专业、新生儿护理、茶学、酿酒专业等人文和自然科学等核心课程之外的课程。
《二十不惑》剧照
如此一来，大学同中小学、研究实验室、学术协会、博物馆等机构相比，特殊之处是什么？
在大学里，本科生初次接触适于不同学科的探索模式。理想情况下，他们不仅掌握了大量信息，还应该具备挑战人类对某一课题的既有理解力并加以扩展的能力。
科利尼认为，相比于中小学教育所有人，大学的本质应该是培养未来学者和科学家。但这需要学生们掌握独立自主性，需要接触科研工作的范例，做出自己的作品，对特定学科工作有所了解。“仅仅勉励他们去追求真理、培养准确性、清晰地表达自我，则是无法实现预期目标的。”
高等教育近几十年来累积的变化，通常被概括为：“它将服务目标从‘精英’转向‘大众’；它还有一种我认为应该抵制的倾向，即把‘无用’的科目与‘精英’相提并论，把‘有用’的科目与‘大众’等量齐观。”但科利尼认为，我们应该欢迎一个真正民主的高等教育体系，这样它才会持续存在，受到人们的普遍支持。
关于“有用”与“无用”的论调，并不专属于当代。19世纪以来，批评家、改革者和政府官员们都声称，大学所做的研究是“无用的”，他们认为，大学开展的研究，应该更直接、有效地服务于国家需要。
19世纪英国基督教圣公会内部牛津运动领袖约翰·亨利·纽曼曾指出，大学的重点在于博雅教育。若仅把大学视作各个学科的拼盘，那么大学就会沦为“集市”，或伦敦的家具大卖场，各种商品杂乱地堆放一处，在相互独立的摊位上出售。“大学教育不仅让人清醒地认知自己的观点和判断，还能让人正确地发挥之，雄辩地表达之，有力地强调之。这种教育教人看清事物的本来面目，直奔主题，理清杂乱的思绪，明辨诡辩的成分，摒弃无关的信息。”
但科利尼认为纽曼把标准定得太高了。一个人在18岁左右，进入大学某个专业学习三、四年，真的可以达到以上的目标吗？“他并不描述学生学到了什么，也不提及学生具体获得了怎样的技能，而是更多关注学生和知识的关系，他们处置知识的方式，以及他们判断自己的知识在广阔人类理解版图中的位置的能力。”科利尼写道，“纽曼所勾勒的教育理想是诱人的，但也是异常空洞的。”
在这场论战中，“修辞泛滥”是常见的特征。教育和培训不同，但修辞泛滥总是会指向人类最理想的品质，文明社会的愿景和对人生目标的高谈阔论。
科利尼强调的是，社会教育下一代，不是为了让他们为经济做出贡献，而是为了让他们延展、加深对自己和对世界的理解，在成长过程中获得职业所需的有用的知识和技能。
尽管科利尼本人对这个问题也没有确定的答案，但他更清楚大学不是什么。至少从英国官方角度看，大学不再是富家子弟的社交俱乐部，也不再是培训英国国教牧师的神学院。
就大学来说，无论开展何种程度的专业或职业“培训”，其支配性目标都是通过自由探索来提升人类的理解力。
科利尼认为，当我们问“大学有什么用”时，就像在问“国家有什么用”“爱情有什么用”类似，都会把一项复杂的活动或机构，简化为单一而狭隘的用途。
“最明智的做法，可能不是对狭隘的问题穷追不舍，而是让思考自行蔓延，沉思可能被某个术语遮蔽的多样性，斟酌一系列的描述和界定方式，或揣摩种种历史实例，而非寻求单一的、决定性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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