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前面走着，突然被人从后面撂倒在地上”

好像一夜之间，春天就光顾了。操场西南角的几株野花昨天刚抽出些黄黄的嫩芽，今天就已经舒展开来，在风中摇曳着生长。

冯雨之所以记得如此清晰，全在于昨天体育课上和这些花儿的亲密接触。他说，当时正和同学在前面走着，突然一只胳膊从后面拢住自己的脖颈，随之把自己撂倒在地，整个人毫无防备地倒在了那几簇野花的怀抱中。

“当时整个人都是懵的”，冯雨只听到耳畔有人一边大笑，一边叫喊“不中用”。等到他爬起身，两个肇事者已经只剩背影。同学们集中掷过来的目光，压的冯雨喘不过气来。“感觉自己很丢脸，就像没穿衣服站在大家面前一样”。

作为H镇中学八年级三班的一员，冯雨其实并不是第一个在体育课上被从背后撂倒的人。对于偷袭他的这两个男生而言，体育课早已成了他们的“狩猎”时间，没有预告，没有防备，厄运降临到谁的头上好似全凭这两个男生的心情。

只是冯雨没想到这一天会来的这么快。更让他感到难过的是同学们的冷眼旁观。没有人报告老师，也没有人上前提醒或制止，他们就静静地看着自己倒下去，像是围观一场小丑的滑稽戏。

我看到冯雨眉宇间溢满的失落。叹了口气后，他说，其实也能理解同学们的冷漠。这两个男生，在学校有一群混在一起的“兄弟”，在校外又认识很多社会上的“大哥”，校内校外都有人罩着，惹了他们就相当于惹了一群人。

我理解冯雨的顾虑。对于经常性越轨的学生而言，由于乡镇“熟人社会”的特性，校内校外的关系极容易打通。再加上可以每天见面相处，这种关系很容易成长为“越轨性强关系”。被霸凌者面对的，也正是他们畏惧的，往往是霸凌者背后复杂的社会关系。

七年级的张林告诉我，好像自己也被霸凌了。

“前两天去食堂吃饭，我走在路上突然被年级一个有名的“刺头”勾肩搭背，嬉皮笑脸的让自己喊他一声‘哥’，我不喊，他就用力架住我，想把我往地上摔，然后一边威胁我喊不喊，我掰不过他，只能喊了一声‘哥’，他才放手。”

然而，这只是张林噩梦的开始。此后每一次在路上遇见这个“刺头”，都会被他强行“套近乎”，胁迫自己称呼他不同的“代号”，即使和朋友一起走，也难逃被问候。每一次近距离接触，张林浑身都写满了抗拒和厌恶。

在外人看来，自己和“刺头”的关系仿佛很好，但只有张林知道，自己被霸凌了。

冯雨和张林虽是个例，但极具有典型性。我把这种霸凌称为“软霸凌”，是基于最直接的肢体暴力所提出的一个形容性概念。“软”并不意味着这种霸凌无害或是伤害性小，相反这种霸凌更能引起恐慌。因为它不张扬，更隐秘，更可怕的是，霸凌行为会被霸凌者的刻意表演所美化和包装，使其更不易被察觉，就像那个“刺头”一样。

被霸凌者就像是被置于温水中的青蛙，看似平和之下，水逐渐热了起来，他们的处境变得越来越艰难，但却很难逃脱。

不过，冯雨现在总算松了一口气，因为已经被那两个男生找过一次麻烦，短时间内他们应该不会再盯上自己。但班里其他的男生还悬着一颗心，每次体育课都像是接受命运的审判。

张林也同样苦恼。现在走在学校里就像是“做贼”一样，要时刻提防着有人靠过来。他不明白，明明被霸凌的是自己，怎么自己却像做错事似的见不得人呢？

“课间上个厕所回来，同学把我书撕了一地”

初春的北方小镇，依然难掩寒意。穿过并不算拥堵的街道后，在路边一个不起眼的油坊里，我见到了小武的妈妈。屋内本就狭小拥挤，被各种机器塞满之后，更显逼仄晦暗，飞屑微尘在偶然渗进的几缕光线下显得异常清晰。

提到小武，小武妈妈满脸都是悔恨。她说，小武并非是天生智力有缺陷，而是小时候发烧家里选择老一辈的土方子，没有送去医院，结果不仅烧没退下去，智力还落下了残疾。

小武妈妈只希望小武能够平安度过义务教育阶段，“识几个字就好”。直到有一天偶然瞥见小武的书被撕得面目全非，作为妈妈的直觉告诉她，自己的儿子遇到事情了。

一开始，小武并不愿意说出实情，只是搪塞和同学课间玩耍时不小心把书撕了。在妈妈的再三追问下，小武才支支吾吾出事情的经过。

因为智力缺陷，小武成绩一直排在班级倒数后三名，老师索性在教室最后一排靠墙位置扔了一张桌子，让小武“自生自灭”。同班四五个男生见小武落了单，加上智力有问题，一到课间就会找他麻烦。一开始还只是言语嘲笑，后面直接动手推搡，某一天小武上了个厕所回来，桌子倒在地上，书本文具散落一地，还有几本书被撕成纸屑，撒的到处都是。

在乡镇学校，往往一个班级内部会产生好几种区隔。老师们习惯把成绩好的同学调到班级前排，成绩差的调到后排，这种以成绩为导向的区隔体系就被老师人为制造出来。老师把小武调到班级角落，这个行为本身就在传递一种消极的态度，释放一种负向区隔的信号，班级其他同学在接收到这种信号之后，也会自动带入标签化的视角去对待和审视小武。

同时，成绩差的学生内部又会产生新的分化，一种是成绩差但老实，一种是成绩差又爱惹事，前者自然而然就彻底沦为了班级空间强弱秩序的最底层。本身身体上面的弱势又会放大这种负面标签，使得小武在班级内部的“食物链”教学生态中处于最底端。霸凌就是这种生态环境下“弱肉强食”丛林法则的产物。

大四的崔星经常半夜会被噩梦惊醒。梦里他又再次回到了自己的初中时代。走在教学楼长长的走廊上，后面突然出现一群人，大叫自己“死变态”、“娘娘腔”。那种无助和恐惧感将崔星紧紧包裹住，拖着他极速下坠，崔星被吓醒了。

在接受我的访谈时，崔星说这是他第一次在外人面前回望自己的过去。他不明白，仅仅是因为声音像女生，周围人对他的恶意竟然这么大。甚至有一次，一个女生在走廊上大喊“崔星是人妖”，尖锐的声音穿透长廊和墙壁，在教学楼里久久回荡。每一次回音，崔星都感觉到胸腔山崩地裂，脑子里翻江倒海。

当然，最让崔星崩溃，或者说留下心理阴影的，是他每一次上厕所都会被围观。那些男生一边笑，一边嘲讽“看看你到底是男生还是女生”。崔星感觉人格受到了侮辱，默默攥紧了拳头，但最终也没有勇气挥出去。不过此后，崔星就再也没有踏足过学校的厕所。

不论是对于小武还是崔星而言，加诸在他们身上的霸凌都趋向于“面子霸凌”，或者说是一种精神霸凌，也就是让被霸凌者当众难堪，丢了面子。因此这种霸凌更讲究一种外显化，越多人知晓，霸凌者才会越觉得有成就感。

这就有点接近于经济学中的零和博弈。一个人的损失就是另一个人的收益。只不过在这个场域中流通的不是货币而是符号资本。面子就属于符号资本。被霸凌者在学校场域中感觉到丢脸，符号资本被耗损，霸凌者反而通过这种霸凌游戏和表演进行符号资本的收益，以此拉高自己在年级的存在感和威权。

但也正因为这种霸凌不隐形，外显化，初中阶段的孩子又极其看重自己的面子，两者之间的巨大张力就会使得这种霸凌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更加深刻。甚至有可能上升到对被霸凌者精神层面的攻击。

离开初中时代已经六七年了，崔星依然心有余悸。他想不起来自己究竟是如何度过漫长的初中三年，并一步步考上大学的。但心理的伤害不可磨灭，多次午夜梦回，崔星一个人又回到了学校那条长长的走廊。

那条走廊，曾经装满了他的愤怒与委屈。

更为可怕的“软霸凌”，究竟是如何产生的？

我在县一中读高一时，因为和同桌的男生闹了矛盾，他就联合班级其他同学孤立我，一直到高一结束。以至于我整个高一时期的记忆几乎是空白的，既没有加任何班级群，到现在也从来没有和高一的同学有过联系。

美国作家蕾切尔·西蒙斯在其著作《女孩的地下战争》中指出，女孩们之间存在着一种隐性攻击文化，在面对冲突时，女孩们会采取非肢体接触、间接、隐蔽的形式来攻击彼此，比如拉小团体等。但在我亲身经历和调研的过程中，我发现，在乡镇学校，这种霸凌文化不仅局限于女生之间，在男生之间也存在这种隐性攻击。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那些霸凌方式，它们相较于直接的肢体暴力，显得没那么激烈但却危害极大。我们可以把这种霸凌称之为“软霸凌”，指的是不动用武力，对人的身体伤害性小，但对被霸凌者的心理、精神和生活带来较大负面影响的霸凌行为，甚至可以让被霸凌者“社会性死亡”。

在访谈的过程中，听着不同受访者的被霸凌经历，又联想到自己的一些亲身遭遇，我多次感到愤怒与无力。作为一名社会学的学生，我想尝试找出这种“软霸凌”产生的根源。但当我访谈一些霸凌者时，得到的回答大多都是“我就是闲着没事，看到他在我前面，就想逗一逗他”，“我觉得他刚才看我的那个眼神不好，我很不爽”等等，他们觉得这并不是霸凌，或者说，霸凌仿佛成了一个很主观，看心情产生的行为。

我们不能否认，一些霸凌行为可能确实存在一定的随机性和偶然性。但是更多乡镇校园欺凌的发生一定有其内在机理。通过对霸凌者和被霸凌者的话语分析，我尝试给出一些解答。

乡镇整体的文化文明素质偏低，加上熟人社会的关系流动，成人世界以及文化极容易下沉和渗透进孩子生活世界的构建中。而初中的孩子又正处于“心理断乳”期，意识和人格开始寻求独立，就会选择模仿成人世界的文化和规范——也就是对关系和权力的追求。

孩子对关系和权力的追求是糅合在一起的。具体表现在女生成立小团体，男生建立帮派，通过朋辈共同体的力量构建绝对的强势地位，来抑制和平息外界对自己施加的秩序压力——也就是各种制度和监视系统的规训。这种“非正式利益集团”关系一旦建立起，就要开始运行成人社会的游戏规则，也就是对权力的追求。

显然，霸凌就成为他们收取权力的重要途径。在全班同学面前把人撂倒、撕书、言语侮辱等，这种带有公示性色彩的霸凌行为既能让被霸凌者害怕，又能够让周围人知道自己的厉害，赚取高额的符号资本，进而转化成一种亚文化的权力，“不敢有人欺负我们”，并在校园江湖的排名中排在很高的位置。

这也是为什么一般被霸凌的孩子不会选择报告家长和老师，因为他们面临的是一群人，如果报告老师，可能会招来一群人的报复。

在调研中，我还发现大部分的霸凌者成绩都不是很理想，这就和以成绩为导向的学校评价系统相悖。因此，除了想要通过霸凌增加个人和团体的符号收益，以此获得在学生群体中的一种话语权之外，那些打着“我就是逗他玩玩”为幌子的霸凌实际上更多是在发泄被隔绝在成绩评价系统之外的不满，消遣自己在校园课堂生活中难以融入的苦闷，同时拉高自己的存在感，防止被班级和学校边缘化，成为一个“透明人”。

在H中学带初二的班主任吴丽处理过大大小小的学生矛盾，她直言，有些小孩天生就坏。当然这是一句气话，“天生就坏”的背后其实折射的是家庭教育出现了问题。我本科毕业论文调研了26个乡镇中学的问题学生，其中留守儿童的比例达到80%，甚至有一个孩子和爷爷奶奶置气，结果满村散布自己爷爷奶奶的坏话。即使父母有一方陪读，和孩子的交流频率也少得可怜，大多也只局限于“今天认真听课了吗”“在学校有没有惹事”这种最表层的关心。家庭教育几乎呈现空白状态。

当作为孩子第一课堂的家庭教育被忽视，其越轨想法和行为第一时间没有被察觉并纠正，那最后很有可能“一步错，步步错”。

令人头疼的“软霸凌”，为何屡禁不止？

小武妈妈得知自己的孩子被如此欺负后，顿时火冒三丈，气冲冲地杀到学校。

揪出“始作俑者”后，面对愤怒的质问，几个男生倒显得极为平静，“我们就是想和小武闹着玩，结果一不小心把他的书撕了”。

班主任吴丽在处理这类事情时，也是显得有心无力。有时候班里一些学生跑到办公室，跟她说班里谁谁打他了，或者是骂他了，结果把对方叫来一问，大部分的回答都是“我就是跟他闹着玩”，“我没骂他，我就是跟他开玩笑”等等，经常弄得老师哑口无言。

对于拳打脚踢的肢体暴力来说，其对被霸凌者的身体伤害是直观的，甚至可以通过一些鉴定程序给霸凌程度定性，证据的搜集也相对容易。

而“软霸凌”并不会给被霸凌者身体外观上造成直观伤害，主要是会通过威胁恐吓、毁坏私人物品、言语攻击以及关系隔离等方式对被霸凌者的心理和精神留下阴影，因此这种霸凌呈现出来的特点就是更为隐秘。即使是当众辱骂、起具有侮辱性的绰号、撕书等这种具有外显性的霸凌方式，一旦被发现或是举报，霸凌者也会以“闹着玩”“不懂事”等借口进行美化和包装，行为背后的霸凌本质就会被掩盖和隐藏。

年级主任陈风在谈到这种事情时也颇感无奈。为了防治校园欺凌现象，学校专门成立了防校园暴力领导小组，秉持着一旦发现霸凌绝不姑息的宗旨维持着校园秩序。但惩戒需有根据，没有实质性的证据（比如把学生打伤等）学校也无法做出太重的惩罚，大多都是口头批评教育一番。如果重罚的话，被罚学生的家长也会不乐意，他们觉得这只是小孩子间的小打小闹，没有必要上升到校园霸凌的程度。如果学校坚持重罚，他们就会扬言要告到教育局，又免不了一番扯皮。

在谈论这个问题时，陈风主任多次叹气，他说早已经被搅得焦头烂额。很多时候他明知道这个学生一定是在霸凌别人，但是对方咬定说自己只是闹着玩，加上他们家长的无理取闹，确实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就像是一个皮筋，被两端互相拉扯，陈主任苦笑道“早晚有一天会断掉”。

小武妈妈见沟通无果，加上对方态度蛮横，直接一个电话甩到派出所，不一会儿，在鸣笛声中，一辆警车浩浩荡荡开进校园。

在民警面前，小武妈妈坚持要让那四五个男生的家长带小武去县城医院做一次全身检查。“谁知道这些小孩之前推搡小武的时候，有没有伤到骨头”。在小武妈妈绝不退让的强势要求下，这些男孩的家长们只得带着小武去县医院做了全身检查。

其实不止小武妈妈，在H中学，大部分家长在得知自己孩子被霸凌后，都会要求对方带孩子去县医院检查。在他们看来，当无法对霸凌的学生采取措施时，将带有惩戒意味的手段辐射到其家长身上，也就是让霸凌者的家长付出一些金钱的代价，他们才会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才会知道要教育自己家的孩子。小武妈妈也感到很无奈，她说除了这个方法，已经想不到还有其他更有效的办法了。

同样感到无奈的还有派出所的孙所长。一旦孩子在学校里出现什么问题，很多家长还没赶到学校，就先报警，他觉得现在派出所都快成为学校的服务机构了。每次到学校，这些事情又无法真的立案处理，最多也只是协助学校批评教育，协商矛盾，无法起到什么实质性的作用。

霸凌，卷入的不仅仅是学生，学校，还有背后的一个个家庭，以及被裹挟的公共资源。

虽然风波暂时过去，小武妈妈依然感到后怕和担忧，她不知道在接下来的学习生活中，小武还会不会遭遇其他人其他方式的霸凌，她能做的只有不停地告诉小武，一旦有人欺负他就立马告诉自己。

冯雨也在担忧。他不知道这次自己被撂倒之后会不会还有下一次的循环。至于崔星，他依然会在梦里无数次回到那个令他毛骨悚然的长廊。即使睡前不停地鼓励自己，要勇于在梦里反抗，与霸凌作斗争，但每一次，他还是会被惊醒，惊慌地盯着四周的黑暗。

而我，依然无法也不愿弥补高一时候的记忆空白，毕竟，那真的是一段极其痛苦又不堪的过去。我始终无法与那段遭遇和解。

但让我真正感到悲伤和无力的是，即使时光倒流回到过去，我依然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或许会变得心理更强大些，然后笑着安慰自己——

“他们都是一群内心邪恶的家伙，他们不配和我交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