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徐媛
据媒体报道，贵州毕节考生陈印，去年首次考上北京大学护理系，高中母校织金育才学校奖励10万元。因为专业不理想，陈印退学再考，回到高中母校复读。今年他再次被北大护理系录取，也再次选择放弃就读。因为他联系了新的学校复读，母校承诺的10万奖金迟迟未兑现，这让陈印寒心不已。
在媒体的介入下，陈印最终收到了10万奖金，但他的选择引发了不少的争议。据陈印介绍，第二次高考成绩出来后，他的分数虽然很高，但对于考取北大来说，并不是很有竞争力。他本打算降低第一志愿的要求，填取其他学校的心仪专业。但经不住校长的再三恳求，答应继续填写北大护理系，自己则换个学校继续复读。
虽然陈印说自己的选择多半是出于师生之情，但若没有这10万元的奖金承诺，估计他也不会贸然答应校长的请求。情的因素固然重要，但“利”的考量不可或缺。因为10万元，就放弃就读北大或其他名校的机会，多付出一年的青春继续苦学，这笔交易真的划算吗？
陈印多次复读的选择，让人想起过去被广泛讨论的“高考专业户”。在重奖的刺激下，一些地方的高分状元、尖子考生，多次考取清华北大，又弃读再考。于公于私，这样的选择都是不值得提倡的。于公，他们占据了公共资源，浪费了招生的名额，对应届生构成不公平。于私，多年来反反复复地学习高中的知识，在同一个阶段重复投入，停滞不前，何尝不是浪费时间？
当然，复不复读，为什么而读，是个体的选择，旁人无从干预。关键是这些个体的现象，折射出了一些普遍的公共问题和微妙的社会心态。比起高等教育带给人的学识教育、思维锻炼、眼界培养、心境提升等长远的益处，更愿意抓住当下实实在在的、看得见、摸得着的金钱利益。这是一种短视的功利主义思维，何尝不是“读书无用论”的一种表现。
“读书无用论”的甚嚣尘上，背后有深层次的社会经济原因。但这一观念本身，显然有失偏颇，且有害无利，它会过早地断送掉一些农村子弟的求学梦想，限制他们向上攀升的可能性。本来，像陈印这样的高分考生，是破除“读书无用论”的最好例证。他们向人证明，就算在社会板结化的今天，贫寒子弟依然有通过缝隙出人头地的可能。可陈印的选择，与其说他是在证明读书“有用”，不如说恰恰印证了读书之“无用”。
按理来说，作为高分考生中的佼佼者，陈印即使不上北大，也能上另外的名校，他的选择机会比一般人要宽广得多，也能比很多人更有机会找到理想的工作，更有能力实现阶层的跨越。但即使是这样，他依然会为了10万块钱，轻易改变了自己的志愿，一再放弃辛苦拼来的“鲤鱼跃农门”的机遇，延长人生奋斗的赛道。他是对自己太有自信，觉得下次有更好的录取机会？还是对高等教育太没有自信，不相信它能带给自己的长远收益，至少不如眼前的生财之道靠谱？
需要说明的是，提出这一问题，不是要去苛责个人选择，而是要去看到这一选择背后的社会土壤。每个人的选择多多少少会受到环境的限制，就陈印而言，他家庭条件困难，想要通过奖金来迅速套现，帮助家庭摆脱贫困，这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在“读书无用论”盛行的农村，他和他家庭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若对“知识改变命运”缺乏足够的信心，也是意料之中。而织金育才学校的奖励制度，正好乘虚而入，混淆了学子的视线，模糊了陈印求学的初衷。
织金育才学校对高分考生的重奖，看似说明高等教育的重要性，考上名校，改变命运。但是陈印的选择并不是如正常学生那样，选择心仪学校和专业，继续接受高等教育，进而改变命运。而是利用政策优势，填报符合重奖要求的学校，拿到奖金之后继续复读。高等教育未能成为必选项，反而高中教育成为备选项。
看起来学校是在鼓励学习，但结果却只是高分学生与学校的合谋，用重奖来买下他们头顶上“清华北大”的光环，为日后招揽生源。与高等教育潜在的收益相比，陈印更在乎的是唾手可得的现实利益，这恰恰就是“读书无用论”逻辑，与需要不断投入的教育相比，辍学打工所换取的利益更为现实。陈印与学校之间的合作，早已超出了一般的师生情谊，变成应试教育体制下的利益耦合。所以，陈印换了学校复读，往日温情脉脉的师长立刻翻脸不认人。
路该怎么走，是个人的事，但这种奖励制度，也是在推波助澜。可以说，它契合了寒门子弟迫切想要改变处境的心理，直接诱发了他们的短视思维，让他们一次次付出重复的努力，成为学校的宣传机器、地方的教育荣光。只要“读书无用论”还有存在的土壤，对“知识改变命运”缺乏底气的陈印们，还是会做出类似的选择。如果连陈印这样的高分学生，尚且不能绝对相信“读书改变命运”，面对学校诱人的奖励，甘愿放弃名校机会，一年的光阴，那我们还如何去反驳“读书无用论”的荒唐逻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