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人生最痛苦的，莫过于深陷泥潭，看到光，却无处逃离。
谈及原生家庭，几乎每个人的成长历程都伤痕累累，毫不夸张地说，从来不存在完美家庭，每个家庭多少都带着那么点“病”。
有些人活在别人羡慕的富裕家庭，在“要什么有什么”的家里，却要不来一点爱，用尽余生自我疗愈；有些人在父母的教育下成为他人口中“别人家的孩子”，在成年以后回忆起家庭却为之颤抖落泪，用尽一切地想摆脱过去；有些经受着父母家庭带来的痛苦，在成年后选择切断这种痛苦循环……
但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去逃离，去切断，去改变。有些人在经历了原生家庭困境以后，有的只是对命运的顺从和妥协。
一个大山里的女孩要逃离她的命运有多难？有人用二十多年去建免费女子高中，即使身负肺气肿、肺纤维化、小脑萎缩等10余种疾病，依然坚守自己的校园。这就是大山里的女校长张桂梅，她和她的女孩们用命去拼，才获得这么一次逃离原生家庭的机会。
张桂梅教学生涯中，读着读着就不来了是大山女孩的常态。张桂梅明白，班里那些接连消失的姑娘，已经被定下婚事，要出嫁了。
大山女孩子对于她们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命运，从来没有选择的余地。砍柴还是耕地，读书还是嫁人，她们命运的每一步，从来都是被家庭父母所左右，早已被决定好的。
张桂梅承认“填鸭式教育”，但是这也是没办法中的办法。
当人们诟病着“填鸭式”“无法融入社会”等关于张桂梅教育模式的种种时，却从来没有想过，这种“填鸭式”教育对她们来说是挣脱命运的唯一出路。
家庭赋予的人生入场券，早已决定了你的“出路”
郑琼导演作品《出·路》记录了七年内三个地区孩子的成长轨迹，其中大都市北京的袁晗寒和甘肃农村的马百娟，一个活着从来不愁出路，一个过着没有选择的人生。
北京袁晗寒从幼儿园到初中，她都读的北京最好的学校，虽然他考上了美院附中，但是由于挂科过多，她直接就休学。她做过导购，自己开过酒吧，但是都无一例外做不长久，最后考到德国继续本硕连读艺术，嫌德国太无聊回国，后来开了一家艺术品投资公司。
甘肃农村的马百娟日常生活就是务农、提水、做饭、喂猪，说她的理想是读书上大学，去北京工作，虽然在校长到家里劝了好几次，他爸同意送她读书，但后来的马百娟，只读了一年书就辍学了，上县城找工作没人要，十六岁时被嫁给了表哥。
两个女孩用6年的时间，书写着完全不同的人生，大城市中的孩子有大把可以挥霍的资本，即使原生家庭带给他们心理上的创伤，伴随着人生的迷茫，但是他们依旧有足够多的选择。大山里的孩子的命运，毫无选择的余地，仿佛是从同一个样本拓印下来的复制品，这是名为原生家庭的泥潭。
对于和马百娟一样的大山女孩们的父母来说，孩子更像是资产，出生之时她的生活早就被盘算规划好，在资源匮乏的环境中长大，不饿死冻死，就作为家里的劳动力生存下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送女孩去读书，是一种“浪费”，女孩就该扶持家里的哥哥弟弟，到岁数了就结婚生子，这都是老祖宗开始就不可改变的命数。
大部分大山女孩跨不过原生家庭这一道坎，她们只能成为自己父母的延续，背负着家庭的困境，并且原原本本地将它传给自己的下一代。
逃出命运的循环，这是1%的幸运
地门妹妹生活的凉山雷波县，因为土地荒芜，除了土豆和竹笋就再无其他食物和收入的来源，因此生活非常穷苦。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孩子们长大一点就要外出谋生，如果是女孩，就要准备早早出嫁。
“老师鼓励我们知识改变命运，我就一直没有放弃读书”，地门妹妹说，“放弃了，我就永远走不出大凉山了。我不想那么小就嫁人。”
地门妹妹想要走出大山，她希望自己毕业以后能成为一名优秀的老师，但是钱永远是压垮贫困家庭女孩实现梦想的巨石。从初中开始，地门妹妹为了凑齐学费就开始每天上山打笋子，摸黑上山穿梭在崎岖的山路中几个小时，一天只吃一顿，好不容易攒够了上初中的学费，然而到了高中，学费成了打笋子也填不满的大窟窿。
就在地门妹妹已经要放弃挣扎，接受自己命运的时候，“授渔计划”给了她继续读书的机会。她成为了四川省档案学校学前教育专业的一名学生，也申请到每年6000元的助学金。
去年，地门妹妹还考上了四川一所高职学院，学的依然是自己喜欢的学前教育专业。如今，正在上大二的地门妹妹成绩优秀，已被老师推荐去一家幼儿园实习，踏出了职业道路的第一步。她拼尽全力，走出了自己家庭的困境，她的选择不再只是嫁人这一条。
腾讯公益平台显示，“授渔计划”自实施以来，共设有项目学校19所，遍布全国11个省、自治区，累计资助全国22个省份、25个民族的18000余名孤儿、留守儿童和贫困学生。其中，1228名学生在资助中接受了大专学历教育，184名学生成绩优秀，本科毕业。
地门妹妹是幸运的，她成为了这一千多名学生中的其中一名，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像她那么幸运。
罗泽尔的团队曾经在2015年做过一个大型数据调查，得出了一个结论：
基于覆盖两万多个农村学生的八个大型调查的数据，著名经济学家斯科特·罗泽尔（Scott Rozelle）估计，中国农村学生在整个中学阶段的累计辍学率高达63%。
也就是说，在100个农村初中生中，只有37个可以读到高中毕业，其中，只有23个读的是普通高中。而这23个人也不是所有人都会参加高考，并顺利考上大学。而这其中，又能有几个是女孩呢？
教育，总要有人去做
无论是时代如何变化，无论上升通道发生怎样的变化，读书依然是改变阶级和命运的最佳契机，对于小部分人来说，更是唯一的出路。
而这条崎岖的路，是用像张桂梅这样的教育者用血肉所拼成的。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有这么一群人施教者和孩子们为了打破命运的牢笼，负重前行。
支教老师胡兆祥在闭口不谈性的传统小山村里，力排众难，发起性教育课程，疫情封城期间更同事为6所乡村学校的孩子们上网课，他想要在山里的孩子心中埋下一颗希望的种子，并准备为此付出一生。
云南省五印中学的老师宋璐琪，组织本地的老师，开车单程2个小时，去了60多个家庭，挨家挨户地为学生上课、家访、辅导作业。
北京姑娘璐瑶用十年时间，通过一对一助学、免费参与式工作坊，陪伴了92名封闭、被边缘化的乡村青少年，为他们“造梦”，十年间43名适龄“梦想家”中有41人考入大学，而工作坊、营会项目的主力，已由璐瑶一人，变为回乡全职的“秘书”和其他41位“出栏”梦想家。截至2019年，项目已累计招募志愿者600人，服务乡村孩子超过1万名。
这样的无私奉献一切支教的人还有太多太多。单是胡兆祥、宋璐琪老师所服务的腾讯公益帮扶支教项目，就已累计为教育资源匮乏地区的300多所中小学，输送了超过2200名老师，广泛影响着超过63万人次的学生。
中国教育之难在于打通毛细血管，触达到那些遥远的角落。虽然国家已经极尽所能去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但是在并不是所有人都能享受到这项福利，也不是所有人能通过这一次教育改变自己的人生。大山教育，缺的是更多的张桂梅。
教育，需要有人去做灯燃蜡，亮光照路。施教者和孩子们一样，都要付出生命一般沉重的努力。张桂梅的填鸭式教育，又何罪之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