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起大学教育，就会想起西南联大，谈起西南联大，就会感慨万端：
在风雨如晦的旧中国，一所只存在了8年的茅草屋大学，一所枪声、炮声掩盖了读书声的大学，为什么成了中国历史上群星闪耀的所在，成了大师与院士的发源地，到底有什么秘诀呢?
梅贻琦校长和他的“教授天团”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华北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国民政府命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共同在云南昆明筹办一所新学校，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所以说，西南联大开始是有三位校长的，准备由三位校长轮流当值，可是三人中，张伯苓与蔣梦麟高风亮节，都选择退出，梅贻琦被推为负责人。
梅贻琦一肩挑重担，其温文尔雅、民主豁达的风范赢得了联大师生的尊重和爱戴。不必说他铁面无私，自己的女儿考不上联大附中，说不让读就不让读；也不必说他照顾弱小，宁可受穷，宁可让妻子卖糕点补贴家用，也不领学校的补助金；单说他办大学的理念，就令人感慨：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除了优秀校长，联大还拥有神仙般的师资力量，名副其实的“教授天团”。胡适、朱自清、闻一多、费孝通、金岳霖、陈寅恪、华罗庚……这些在中国文化史上作出过杰出贡献的大拿们在当时的联大执教，用自己独特的个人魅力和完备的专业知识，教导祖国的未来，影响着学生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和确立。
一大批才气纵横的学生
在那个多灾多难、山河破碎的年代，求学之路本来十分不易，但许多身怀抱负的学生跋山涉水来到了西南联大。
1938年，杨振宁从安徽赶到云南昆明读高二，当年秋，考入西南联大就读；1941年，出生于安徽怀宁的邓稼先考入西南联大物理系；1942年夏，出生于湖北武汉的朱光亚，做了西南联合大学二年级的插班生；1944年，李政道从浙江大学物理系转学，来到西南联大就读……
这批才气纵横又彬彬有礼的学生中，后来涌现出了5位两弹一星科学家， 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174人（包括联大附中的学生）当选为“两院”院士。其中，邓稼先的故事人们耳熟能详，他为了国家的安全事业奉献了自己的一生，一腔热血报国，不计付出与回报，这种精神，是中华儿女刻在骨血里精忠报国的魂。
“知识救国”的强烈愿望
联大建于国难之际，“知识救国”成了联大师生的强烈愿望，在“知识救国”的强烈愿望下，师生们吃得了任何的苦。
且看他们的表现：
茅草屋里的刻苦钻研
西南联大的校舍是著名建筑大师梁思成与林徽因夫妇设计的，可惜空有好的设计师，却没有足够资金办校。校舍设计由高楼改成矮楼，由矮楼改为平房，由砖瓦平房改为土墙平房，又由土墙平房改为茅屋。最后，全校皆茅屋。最初，茅屋之顶有铁皮挡雨，后来，铁皮也变卖了，变成了彻彻底底的“杜甫草堂”群落。一下雨，便“教室屋漏无干处，小雨如麻未断绝”学生们只好打伞上课。
枪炮伴奏下的朗朗书声
西南联大虽远离抗日前线，却并不安全。日本的飞机经常光顾，每次都要往下投弹，所以，警报声经常响起，学生们经常上课上到一半，就要跑出教室，到安全的地方躲避。
时间一长，学生们都不以为然了，警报不响时，他们在教室里刻苦学习，警报一响，起身就走，但边走还边讨论学习，跟没事似的。等轰炸一过，又都迅速回教室上课了。那警报声，实际上成了下课的铃声了。
教授教授，越教越瘦
日军侵华，物价飞涨。西南联大教师工资不足以养活自己，胖的变瘦，瘦的更瘦；朱自清本来就瘦，到联大后居然只有三十九公斤合78斤。
据说有一次朱自清在街上遇到个乞丐，乞丐伸出手要他给点零花钱，朱自清叹了口气说：“我是个穷教授。”乞丐一听，转身就走了。很多人说，这是因为人们都知道教授很穷，其实不然，乞丐也有爱国心，他们是对“知识救国”的教授有一份敬意而已。
即使是这样，教授们也从没有过放弃学生的想法，仍然坚守岗位，兢兢业业。
从“知识救国”到“知识强国”，能复制吗？
其实，“知识救国”的强烈愿望才是西南联大成功的核心因素，这一因素调动了学生与老师们的潜能，让学生的“学”与老师的“教”形成了巨大合力。
国难当头，匹夫有责，每一个学生都深感“知识救国”的紧迫性，这就形成了学习情怀上的大格局。格局大，则动力大，自然容易成功。
所以，学习的动力与情怀很重要。
可惜的是，西南联大师生的情怀与精神，现在我们似乎看不到了。
现在是和平时代，中国早已尽驱侵略者，破除封建，“知识救国”不存在了，但是“知识强国”却正当时。我们在科学上还有很多难关要攻克，可是，我们现在的许多学生，功利主义思想太过严重，为自己想得多，替国家想得少。这与80年前西南联大的学子们相比，差距是很明显的。然而我们又不可能复制西南联大模式，不可能用当初那样的“特殊环境”来刺激他们，这也显示出我们教育的任重道远。
黑格尔曾说过:
“一个民族， 有一群仰望星空的人，才会有希望。”
先辈们仰望星空,脚踏实地，为我们博得了一个和平繁荣的国家，如今中国进入了新时代，处于新时代的我们，难道不应该积极向上,以梦为马，为中华崛起而读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