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温才妃
从今年起，进入东北大学—华晨宝马联合培养博士生项目（以下简称宝马项目）的博士生，有了一个新身份——工程博士。
虽然与此前的工学博士只有一字之差，但前者是专业博士，后者是学术型博士。
然而在东北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王兴伟看来，这更像是“迟来”的工程博士，因为早在2014年开展宝马项目之初，东北大学就参照工科博士生在工程方面的诸多要求培养工学博士，如今已有6年之久。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到沈阳华晨宝马参观时，还特意听取了这一项目的进展。
不久前，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方案（2020—2025）》。根据该方案，我国将加快发展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
有关负责人表示，在保证质量前提下，将以临床医学博士专业学位、工程类博士专业学位、教育博士专业学位为重点，增设一批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点，快速提升培养能力。
不破同质化，专硕问题还将继续？
很多人在听说国家增设专业博士学位点时，都不禁会问：“专业硕士都没有建设好，尚且存在学硕与专硕的同质化问题，又怎么去做好专业博士的建设？”
浙江大学中国科教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林成华曾经调研过诸多高校。
他发现，无论是曾经的“985工程”和“211工程”高校，还是地方应用型高校；也无论是东部还是中西部，高校在一定程度上都存在人才培养同质化的问题。同一班师资人马，有些专硕还被视作“降格以求的学硕”，如此培养的专硕的确难以避免同质化问题。
但是，没有培养条件的高校并不影响更高层次的专业博士建设。
“如果按一般人的逻辑，应用型本科建设没搞好，就没必要发展专硕，专硕没建设好，就不用发展专博。当下，我国应用型本科建设的问题还没搞清楚，那么，面对解决‘卡脖子’问题的现实需求，我国高层次应用型人才何日才能出现？”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龚放反问道，“其正确的逻辑应该是，反思专硕建设的弊病，在专博建设上另辟蹊径。”
林成华指出，在“能不能”与“要不要”的问题上，某些人还是出现了一些混淆。根据教育部的规定，申请相关博士点必须先有相关硕士点。没有相关硕士点的确是无法申请博士点的，但并不是说相关硕士点非得建设得出类拔萃，才允许申请相关博士点。事实上，只要学位评估认定博士点是合格的，就可以开办。
而在现实经验中，一个成功的博士点还可以反哺专业硕士建设，为企业博士后铺路。
以宝马项目为例。“一般人认为华晨宝马是车企，合作的主要是车辆、机械，但实际上，现代化大企业对控制、计算机、材料、管理、物流、环境工程等方面都有相关人才需求，而且并不是所有问题都要由博士亲自解决。”王兴伟说，目前东北大学已着手与华晨宝马商讨下一步专业硕士的联合培养。
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王修来看来，“专业博士+企业博士后”是最好的工程人才培养组合。博士更多体现的是“学”，而企业博士后更多的是“用”，二者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有宝马项目作为载体，王兴伟认为机会来了。“对于已取得工科博士学位的青年教师而言，他们进校前往往缺乏实践经验，如果能用博士后的经历补足这块短板，对高校和教师来说就是双赢。”
在很多人眼中，应用型本科、专硕、专博和企业博士后构成了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金字塔。有人担心“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但林成华认为，这样的顾虑固然存在，但好在专硕正在大力扩招，且学硕通往专博的道路是通的。
实际上，现阶段四者的关系更像“曲水流觞”，河渠通畅，酒杯才能顺流而下。甚至现阶段“通渠”的任务比稳固基础更为要紧。
为什么这么说呢？
“恰逢其时的晚班车”
上世纪90年代，英国学者迈克尔·吉本斯等人提出著名的“知识生产模式Ⅱ”，用以解释超越学科界限的新知识生产模式，以此区别于以学科为中心的“知识生产模式Ⅰ”。
这一冲击传统认知的理论，一经提出就形成了“支持”与“反对”两个旗帜鲜明的阵营。时间检验了一切。如今，知识生产模式Ⅱ在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材料、生物等诸多领域方兴未艾，曾经的“谬想”成为了“真理”。
知识创新不再单一地在实验室中完成，人们发现还可以在应用需求中寻找答案。其寻找过程不仅要跨学科，还需要跨界合作。“而‘专业博士’的快速发展就是这一模式下人才培养变革的缩影。”龚放说。
尽管美国在上世纪60年代行业化兴起之初就开设专业博士，用以区别传统的学术型博士培养，但直到上世纪90年代，澳大利亚、英国等主要的高等教育国家才出现专业博士。而此时，美国的专业博士已多达50多种。
而我国最能体现行业化的一类院校——行业院校，于上世纪50年代从综合性高校中分离、诞生；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一些行业院校与行业部门脱钩，人才培养目标趋于模糊。加之我国研究生教育起步相对较晚，导致我国的专业博士建设没有跟上世界的步伐。
我国正式招收的第一批工程博士是在2012年。当年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工程博士专业学位设置方案》。仅有25所高校获批了专业博士点，且集中在电子信息、生物医药、先进制造、能源环保等4个板块。
林成华向《中国科学报》分享了一组数据。根据相关报道，我国专业学位博士招生占比近五年平均值为5.2%，学术型博士平均占比为94.8%，专业学位博士的比例明显偏低。
从国家对高科技人才数量的需求来看，从2018年到2025年，要增加到136万高科技人才，大约每年增加20万高科技人才，而每年仅有几百名高科技专业博士毕业生，这也是制约我国高科技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从高层次应用型专业人才的需求来看，我国的领域布局是不够合理的。尤其是一些面向国家重大战略的关键领域布局是滞后的。”林成华指出。
造成专业博士“晚生”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们长期停留在知识生产模式Ⅰ，而它是高等教育精英化时代的产物。”龚放说。
王修来指出，精英化时代留下的评价标准是唯论文，这使得原本应该看成果转化的专业博士评价标准，难有合适的“生长环境”。
“双一流”建设的基调也没有冲破以学科为基础的基本原则。龚放指出，“双一流”建设实际上在强化以学科为导向、中心和基础的知识生产模式Ⅰ的同时，并没有对问题导向、应用导向、跨学科导向的新知识生产模式Ⅱ给予充分的重视并留出相应的空间。
实际上，我国并不是没有做过知识生产模式Ⅱ探索，如曾经的“2011计划”以协同创新为机制，采用多校、多学科，甚至是院校与相关部门联合攻关的模式，快速提高高校创新能力。只是后来这项计划逐渐归于沉寂。
如今，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已经达到51.6%，单从数字上看，我国已步入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
普及化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多样化，其中人才培养的多样化是重要方面。第五轮学科评估也释放了破“五唯”的评估信号。此时扩增专业博士，更像是赶上了一趟“恰逢其时的晚班车”。
避免专硕培养的两个误区
在同行眼中，宝马项目更接近于专业博士培养的“理想模式”。
项目制、双导师、去德国总部交流……吸引了当时还在大连海事大学攻读专业硕士学位的陶略的注意，虽然已过去几年，但他至今都记得那个人潮涌动的招生宣讲会。
经过“过五关斩六将”式的重重考核，陶略终于进入了他心仪已久的宝马项目，成为东北大学系统工程专业的博士生。
陶略从事的是生产和物流流程优化的研究。在德国宝马总部，他和全球参与宝马项目的博士生分享各自的研究进展，“聆听我们讲解的有高级技术人员，也有高管”。
在宝马总部，他亲自下到自己所研究项目的生产线。在沈阳华晨宝马，导师经常和他约谈项目中遇到的问题……这些扎扎实实的产教融合联合培养的举措，让他体会到加入宝马项目是真的“选对了”。
实际上，宝马项目开设之初，东北大学就在努力规避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容易陷入的两个误区。“第一个误区是高校把专硕当作扩招的手段，招来后按照学术型硕士方式培养。第二个误区是把专业硕士招来，直接放在企业干活，缺少校企深度合作。”王兴伟说。
同企业合作，学校最担心的是，企业只是把学生当廉价劳动力使用，并不投入精力培养。这样的顾虑不是没来由的。在林成华的调研中，一些企业担心博士生离开时带走商业机密、操作贵重仪器时有所损害，只让博士生接触“皮毛”。
东北大学与华晨宝马校企双方都能看见彼此合作的诚意，而这也细化于项目取得成功的三个关键点中——
高校要与行业龙头企业或高端企业合作。“因为它们遇到的问题通常是行业最尖端的问题，如此才能保证博士生论文选题的含金量。”王兴伟告诉《中国科学报》。
双方在合作中要精心设计自己的培养体系。为此，他们精心设计了双导师制，高校导师作为主导师，负责学术，企业导师负责博士生的课题研究指导，另指派一名直属经理负责工艺与技术的指导，从而保证博士生的研究既有学术高度，又确实能够解决实际生产遇到的技术难题。
坚持产学研的深度融合，双方成立合作指导委员会。博士生的论文选题来自于宝马的实际需求，由企业先向高校发布，寻找有合作意向的导师，待双方合作导师确定后，再向学生发布选题，招生范围面向全国高校，并不局限于东北大学一所高校。经过校企联合选拔、博士生入学考试双重考核，最终确定合适的人选。
“对于致力于解决工程重大需求的博士生来说，这无疑是最佳的设计。”陶略兴奋地说。
未来专博能否直接从企业中诞生
不久前，龚放在第十八届全国大学教育思想研讨会上指出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的三个关键词——高质量、跨学科、多样化。透过专业博士的培养，可见普及化阶段人才培养的几个要点——终身教育、国际化、跨专业、跨界合作。
作为专业博士的导师，龚放、王修来都明显感到有工作经验的学生，比直接考博的学生更会提问题，更能实现理论与实践的融会贯通。“未来专博的招生范围应更倾向于招收有工作经验的学生，建立终身教育的观念。”
而在当前国际形势下，我国工程人才的国际化水平不足，国际化标准尚未接轨、语言关尚未攻破也是事实。“注重提升工程博士的国际化水平，在这一阶段尤为重要。”林成华说。
在宝马项目的进程中，王兴伟发现，未来的工程人才必须要突破学科界限，“不是仅仅做好自己学科的一摊事就可以，学生更需要加深对现代化企业的了解，拓宽科学、工程与技术的知识视野”。
而这一切在呼吁产教深融的当下，越来越不可能在高校孤立发生。在这其中，企业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
不久前，林成华发表了一篇题为《加快工程博士培养的战略性前瞻布局》的文章，前期他做了大量调研。调研中，他发现企业有不少先进做法。比如，一些企业内部培训的课程，在以问题为导向、与实践结合方面远优于高校课程；一些企业的实验室设备比高校的更高端，技术研发比高校更前沿。
以后者为例，“下一步可以考虑建立校企平台共享机制。而要做好这些，还需要打通一些关节，如建立成本分担机制，由企业与高校各承担一部分投入，否则容易使企业因投入成本过大而放弃。”林成华说。
甚至可以再“大胆”一些。林成华表示，适当地给一些有条件的大企业专业学位授予权。
他告诉《中国科学报》，一些大企业已形成了成熟的培训体系，它们仿照大学的学位授予，制定了“硕士”“博士”两个层次。这样的“文凭”教育主管部门并不认可，但企业自身予以认可，如企业人员从“博士班”毕业，就给予其相应的“博士”待遇。“所缺的就是国家的一纸学历认证，这使得他们不得不与高校联合办学，开设硕士班、博士班。”
未来的专业博士能否直接从企业、工厂中诞生，还须在顶层设计上做慎重考虑。
“现阶段国家应给予企业参与专业学位人才培养引导性的政策与支持。过去合作企业‘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能做到什么程度就做到什么程度’，缺少统一的指引是重要原因之一。”采访结束前，林成华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