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要留学吗？
Yes or No？
对话
丘成桐
疫情之下，还要留学吗？
27岁获得世界顶级数学奖"菲尔兹奖"，在此后的三十多年里，他又先后获得了美国国家科学奖、沃尔夫奖等15个数学、物理诸多领域的顶级奖项，其中任何一个都是其他数学家，终其一生的追求。他就是华人数学家丘成桐，哈佛大学终身教授，也是清华大学“丘成桐数学科学中心”主任。
丘成桐在香港长大，完成本科学业后，到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习，后来成为哈佛大学终身教授，三十多年的执教生涯，在他眼中，东西方的学生有着很多不同的地方。
2020年，一场疫情改变了太多。对很多寒窗多年的学子而言，是否依然选择出国？丘成桐有自己的看法。在2020年清华大学数学系毕业典礼上，丘成桐跟学生们说，华裔学者在美国高校生存的环境，将比从前差很多，这是今年的毕业生要面对的现实。他建议，如果目标只是普通的美国高校，清华大学的水平和氛围，其实比它们要好得多。
丘成桐：清华的研究所有七十多个很有能力的年轻人，学问都做的很好，他们有能力去慢慢影响这些小孩子，带着他们向前走。做研究也同样的道理，你亲眼看着某个大教授，在你眼前将某一个学问做好，你心里会有不同的感动。看见他能够完成，会想说不定我也可以这么做，就会去学。一个学生对于不懂的东西，反应是很强烈的，他会自动去学。
△ 青年时期的丘成桐
丘成桐：你要向前冲时，会遇到很多困难，你可以将困难向学生展示出来。学生亲眼看到你做研究时，走了什么冤枉路，或如何走得很快。有了这个经验，学生会晓得自己遇到困难时，该怎么处理，这都是应该学习的。
有人说，教育就是以生命去影响生命。老师对学问的热爱，会折射到学生的生命中去。有人问丘成桐何为数学之美？他说：“比如哥德巴赫猜想，素数有很多。我们的眼睛在一个黑洞里边，眼睛一开始看不太清楚，慢慢习惯了以后，会发现有条有理。找出那个规律，对那些我们想描述，又描述不出来的事情，要在里边慢慢地找，之后出现的规律是很美的。”
丘成桐：好的研究所，主要是人才，其它都是假的。清华这十年来的经费，比从前至少加了七八倍，跟美国名校差不多了，当年是差很远的。
田川：所以还是需要经济环境好了，才可以吸引人才进来。
丘成桐：经济环境不可能不重要。从前，从国外回来的学生很少，基本都是因为失败了才选择回国。大概十年前，因为中国的经济环境改变了很多，很多人愿意回来了。坦白讲，95%以上的数学家都是不忧衣食的。不一定需要很有钱，但至少要不愁衣食。你不停为家里的负担操心，是很难坐下来做好的问题的。当年我研究问题时，也不是很有钱。家里穷，还要常常寄钱回家。但我一直觉得没什么大问题，他们够用，我也够用。至少有时候我想去馆子吃顿饭，是没问题的。
会问问题比会做题更重要
在丘成桐的办公室有一块大黑板，时常会有年轻学者来这里向他请教问题。年轻学者很快在这块黑板上写满了我们看不懂的公式，而我们唯一能听懂的，就是在这短短十多分钟，他六次说道"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有意思"，大概这就是丘先生所说的，为了兴趣而读书。
丘成桐：我在哈佛大学教了三十四年书，每年都会有二十多个大四的学生写论文。总有几篇写得很好，可以在很不错的杂志上发表，但中国学生的论文基本从未被发表过。
田川：为什么？
丘成桐：中国学生的兴趣没有外国学生大。外国学生有想法、有创意，发表的这几篇论文，都是因为有创意。
田川：学生没有创意，问题出在了哪里？
丘成桐：我觉得是老师没教好。比如学奥数，最好是因为有兴趣而学，而不要把全部时间都放在考试上。美国念得好的学生，是因为感兴趣去念书，所以他们的基础很扎实。中国小孩子念得好，很多是因为考试的缘故，逼你非念好不可。老师填鸭式的教育，让学生变成了一个考试机器。不停教你解题方法，让你一碰到题就自动反应，基本不用想。所以学生就没有思考能力了，而思考能力对我们来讲是最重要的。
△ 年轻学者向丘成桐请教问题
学而不思则罔，丘成桐不认同通过考试、做题建立的奖励机制，他认为会问问题，比会做题更加重要。回忆学生时代，他也是这样，以不断向自己提出问题的方式去学习。
田川：您刚到美国时，会有想问但不敢举手的情况吗？
丘成桐：我有点不一样，我从小就好问问题。
田川：为什么会爱问问题？
丘成桐：我觉得问问题很有意思。中学时，我就开始问自己一些数学问题，很多学生做不到这样。中国学生一般都不愿意问问题，习惯了做习题跟考试，觉得做懂人家给的问题就行了，或者通过考试，得到一个奖赏。这不是做学问的人在乎的。
为何中国学生，乃至中国学者的走向，始终以解题为主，无法脱离高考或者是奥数的形式。丘成桐认为主要原因，是中国学者的宏观思考不足。对数学的渊源不够清楚，是一个重要的缺陷。
丘成桐：中国这几十年，才慢慢开窍了一点，但还没全部开好。因为很多人根本不晓得，有很多地方还没开始发展。到现在，讲来讲去还是陈景润、杨乐、张广厚这些数学家。他们只是数学80个不同分支里，很小的一个分支。每一个分支又包含了一堆人，加起来就是几百位伟大的数学家。之前，很多媒体问我，中国的数学跟世界水平比怎么样？我很难答。中国这四十年发展的比从前好了很多，但和世界还相差很大距离。譬如量子计算，有一些学者说他们做得很好，全部是吹牛的，量子计算是需要很多数学、物理、工程，全部合在一起的大型研究。另一个方面是因为投资太小。在IBM公司，量子计算就有1200个科技人才在做，一个工程师的费用，至少要20万美金，再乘上1200就是几亿的资金。这还只是一个公司，还有谷歌、微软等很多公司在投入。大学里面也有投资，哈佛大学最近为了做量子计算，投资了3亿美金。但这些很少有中国人在做。
△ 丘成桐与老师陈省身合影（图右为丘成桐）
基础不夯实，后面的发展便无从谈起。于是，丘成桐在清华数学研究中心，成立丘成桐英才班、举办丘成桐数学竞赛，注重学生的兴趣培养和基础教育。
丘成桐：十多年前，有很多中国学生开始到哈佛念书。考博士资格考时，中国学生的分数一般都是外国学生分数的一半。外国学生考180分，中国学生能考90分就不错了，还有考零蛋的。
田川：我不懂，都是考试，内容有多大区别。
丘成桐：因为老师没有好好教书导致的。当时主持考试的是我朋友，他很困惑，说考零蛋的学生介绍信写得这么好，怎么会考零分。
田川：为什么会这样？
丘成桐：这些学生上本科时，就没人好好教他们。当年的大教授们，对本科生完全没有兴趣，他们认为自己是研究教授，不想教书。就搞了一些小鬼去教本科生，教得一塌糊涂。
田川：所以导致知识讲的不够清楚？
丘成桐：表面上在教这门课，但实际没有教内容。比如我讲的课是代数，前面简单的教了，后面难的往往就不教了。上课就聊聊天，能念好当然很好，念不好也没关系，都给过，每人都拿A就行了。大学没人管你，毕业后也没有高考，所以没有谁晓得你教得到底怎么样。
田川：这个问题有解决办法吗？
丘成桐：我觉得这样的教育模式不行，本科时一定要抓好基础教育。所以我就在清华数学研究中心举办了数学竞赛，现在无论是清华或北大的学生都念的很好了。至少去哈佛念书时，参加第一批考试是没问题的，都能考得很好。
丘成桐说话直率，在指出中国学生的问题时，不带一丝委婉。但同時，他也是那个愿意付出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为中国数学教育服务的人。他说学习除了是一种能力外，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和性格。
田川：除了引进比较尖端的学术内容。还有什么教育理念或思维，您希望让年轻人更多地接触到？
丘成桐：以前中国是师徒制的教授方法。老师教，徒弟继承，徒弟不能做其它东西。学生基本就是老师的财产，老师不让你做就不能做。学生的出路跟老师，或学校有很大关系。我要打破那个观念，所以我们请了一大批国内外好的老师，打破了传统老师跟徒弟的关系，现在慢慢好了很多。
丘成桐在清华建立研究所的这十年间，他多次提到抓教育应从学风教育开始。"为学，应先为人"，他指名道姓批评学术功利。即使身陷舆论旋涡，却依然直言不讳。
田川：您在《数学历史大纲》里说，即使我们有大量大学生出国，接受了最前沿的数学教育。但回国后，很少能看到他们做出深刻、有创意的数学工作。您觉得原因是什么？
丘成桐：太过急功近利，太在乎这些东西了。觉得做了院士就一辈子太平了，领导自动认为你是有学问的人，一辈子无灾无难，看医生也是最好的医生，什么都是最好的，他就不在乎了。
编导：李异、会计小刘儿
编辑：612、晓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