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景超是一位长期被低估、被遗忘的本土社会学家。了解他的人并不多。在高校的社会学或经济学课堂，他的名字也只存在于中国社会学史、中国经济史教材上。即便是那些有志于从事学术研究的学生、中青年学者，年复一年在强调“历史感”，甚至还转向20世纪从历史中汲取前人的思想资源，也鲜见重视吴景超。
《都市意识与国家前途》收录的多是吴景超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章。在当时，不少观点认为知识分子能改造农村，吴景超则认为这是一厢情愿。如果知识分子在农村没有职业就还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拯救者”姿态，也无法持续；知识分子无法像城市工业一样为人们创造就业机会。他则强调“都市意识”，发展城市工业，让城乡劳动自由流动。这一观点在道德上有被视为冷漠的风险。而吴景超自己的研究领域，广及城市的交通、卫生、贫富差距，以及安全等问题。
在1926年，年仅25岁的吴景超批评国人做学问只读“圣贤书”的做法，“长此以往，我敢说中国的学术界，永远要成为外国人的附庸。假如欧美及日本的书店，不卖教科书给中国，许多大学的教授，恐怕便没有东西传给学生了，这是一件可耻的事”，他认为学术研究只有到社会里才能日新月异。他说的“到社会里”，既不是坐在书斋，也不是加入浪漫主义去改造社会，而是进入社会，收集材料，研究问题，产生新的知识。有多少材料，便审慎地得出多少结论。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吴景超是国内社会科学研究实证化的先驱。实证化如今是流行了，并到了被反思的地步。而吴景超有的判断后来其实也被证伪了。只是读罢《都市意识与国家前途》的选文，可能还是会感叹他强烈的问题意识和简洁流畅的文笔。
吴景超（1901—1968），社会学家，1928年获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后在金陵大学、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计划系任教。
下文为吴景超论“家庭与个人职业”，从中可看到，他搁置个人价值偏好，以问题为导向，用一种开放的心态思考世界各国的经验和教训。他在文中并非不认同家庭的价值及其教育作用，而是认为学校应该承担属于基本的、公共的教育责任。原文刊于1948年《新路》第1卷第13期，收入《都市意识与国家前途》，经商务印书馆授权刊发。标题为摘编者所取。
原作者｜吴景超
摘编｜罗东
《都市意识与国家前途》，吴景超著、吕文浩编，商务印书馆，2020年8月。
1
现代社会的职业，
为何并未完全遵从竞争原则？
顾勒教授（Charles H. Cooley，今译库利，著作包括《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等）曾指出现代社会与古代社会如封建社会等不同之一点，就是古代社会中，职业的分配系遵照世袭原则，而在现代社会中，职业的分配则遵照竞争原则。无论从社会方面看，或个人方面看，竞争原则胜于世袭原则，是无可怀疑的。在世袭原则之下，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假如职业的技能是可以遗传的，那么子代父职，是最合乎理想了。但是近代的科学，已经证明，从文化里面得到的一切，乃是后天的，是不能遗传的。因此，士的儿子并不一定适宜担任士的职务，但在世袭的原则之下，这种个人与职业不相称的事实，是必然会发生的。发生之后，在社会是减低了工作效率，在个人则深感环境束缚的痛苦。在竞争的原则之下，每一个人所担任的工作，并不就是他父亲所做的事，而是他自己所能够做、所愿意做的事。所以在这种原则之下，每每可以达到人地相宜，或人称其职，职得其人的境界。
可是，在现代社会里，职业的分配是否完全应用竞争原则呢？上面所说人地相宜的境界，是否已经实现了呢？
凡是读过索罗金（Pitirim Sorokin）的《社会流动》（Social Mobility）一书的人，对于上面的问题，都会给一个否定的答案。在工业的社会中，在民主的社会中，虽然一切都讲竞争，一切都讲平等，但这是表面的。我们如作一深刻的观察，就可知道，一个人在社会中的职业，大部分还是由家庭决定的。父亲在上层的职业中谋生，儿子每每能够也能立足上层；父亲在下层的职业中谋生，儿子每每只能在下层的职业中谋一枝栖。当然，现在的社会已非封建社会可比，我们举目以观，不是看不见由上层跌下来或从下层爬上去的例子，但这些例子，不幸都是例外。从大多数人的立场上去看，一个人的职业还是决定于其家庭在社会中的地位。
上世纪30年代，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师生合影。前排左二吴景超。
2
家庭的影响
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就是社会中每一个人的教育，一向是由家庭担负的，现在虽然略有变更，但家庭还负一部分的责任。职业与教育的关系，是极密切的。简单的说，凡越是上层的职业，其所需的教育程度愈高；越是下层的职业，其所需的教育程度也愈低。一个生在下层家庭中的子女，也许天资卓越，可以受高级教育，也许受了高级教育之后，便可在上层职业中谋生。但因他的父亲，经济困难，没有力量给子女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只让他在初级学校中混了几年，便打发他到社会中去谋生了。这个天资虽然高超的子女，因为所受的教育太少，不能担任上层职业的工作，结果只能停留在下层职业之中。这是聪明的子女，无法跨灶的症结所在。
很多的人早就看清楚这一点，认为这是近代阶级问题中一个中心的问题。韦伯（Max Weber）曾说过，凡是同一阶级的人，他的生活机会是一样的。社会上有好几层阶级，是因为同属一层的人，其生活中的机会相同。任何阶级生活机会，都较差于上层，而较优于下层。教育机会是生活中各种机会最重要的一种。我们如想消灭现在阶级中所酝酿着的那一股不平之气，必须想法使各阶级的生活机会平等，而教育机会平等，乃是最应提前促其实现的。
所谓教育机会平等，就是社会中每一个人，不问他的出身，只要他的天赋及训练的结果，能够接受某种程度的教育，就要让他得到这种教育。这并不是说，社会中每一个人都要受大学教育。大学教育，乃是为天资较高，智慧商数超过某种限度的人而设的。我们虽然不主张把大学教育施于那些没有能力接受的人，但是凡有能力接受的人，就要让他得到。这个理想，现在还没有一个社会达到，但已有好些社会，朝着这个理想迈进。
我们愿意先看一下在这条路上已经走过的成绩。
由商务印书馆发行的吴景超文集《第四种国家的出路》早期版本封面（左）。今有《第四种国家的出路》于2008年、2010年的重版（右）。
3
从强迫（义务）教育开始
远在1717年，普鲁士的腓烈德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就规定了强迫教育律。这个法律，在1736年曾加修正，规定无论男女，自5岁起至14岁止，都应当在学校中受教育。这个办法，后来便为各国所仿效。在19世纪的末年，欧美各国都有这种强迫教育的法律了。这些法律，对于入校及离校年龄的规定，各有不同。如英国，在工党登台以前，规定入校的年龄为5岁，离校的年龄为14岁。工党上台之后，把离校的年龄，延长至15岁，最后还要延长到16岁。美国各州的法律不同，其中规定在14岁可以离校的有5州，15岁可以离校的有31州，17岁可以离校的有6州，18岁可以离校的有5州。强迫教育延长到18岁，在欧洲是没有的，欧洲大陆各国对于离校的年龄，多规定在14岁。
在实施强迫教育之前，对于子女教育的责任，完全放在家庭的肩膀上。那些经济力量低微，出不起束脩的家庭，只有让子女失学，或者送子女去当学徒，以子女的劳动力，去换取谋生的一点技能。这些失学或当学徒的青年，因为所受教育不足，大部分是注定在社会中担任下层职业的工作了。强迫教育的意义，从那些穷苦家庭的立场上去看，是不必出学费，也可以让子女读书，是由社会来分担那传统属于家庭的一个责任。这种分担责任的办法，无疑地减少了家庭在社会制度中的重要性，但为个人的发展着想，家庭既然不能尽善尽美地完成它的教育功能，则社会的越俎代庖，实为必然的归宿。
那些穷苦家庭中的子女，在强迫教育律之下，可以与别种家庭中的子女受同样的教育了。但这一种法律，还没有解决这些穷苦儿女的一切困难。一个受教育的人，其先决条件是要生活上不发生困难，是要衣食住都有着落，特别是吃的问题，没有饭吃的人，是无法坐在课堂中上课的。穷苦的家庭，固然没有钱作子女的学费，有时也没有钱来付子女的膳费。为着要解决自己吃饭的问题，于是有好些穷苦家庭中的子女，在放学回家之后，还要去做一点零工，以为糊口之计。有时课余的工作，并不足以糊口，结果只好逃学或废学了。这虽然是犯法的，但吃饭是一件大事，在好些人的眼中，是比守法还更重要的。
所以，专靠强迫教育的法律，并不能使所有儿童都能受到教育。为解决这个困难起见，家庭津贴的制度，便应运而生。发明家庭津贴制度的人，其用意也许不在解决穷苦家庭中的子女就学问题，但实行这个制度之后，穷苦儿女在读书的时候，吃饭问题无疑地得到很大的帮助。这个制度，于1860年在法国开始试办，现在有好些国家，如苏联，如英国，都已采用了这个制度，其中英国的办法，比较晚出，但也比较彻底。英国的家庭津贴律，是1945年通过的，1946年起开始实行。凡是英国的家庭，自生第二个子女起，便可每星期领取津贴五先令。此项津贴一直可以领取到16岁，也就是领取到离校的年龄为止。据估计，英国领取这种津贴的家庭，凡260万家；可以领取津贴的儿童约450万人。
有了家庭津贴的制度，穷苦家庭中的子女，才比较地可以安心在学校中读书，而不为衣食问题操心。每星期五先令的收入，也许不能解决一个人的衣食问题，但在穷苦的家庭中，这是一个很大的帮助。以前，做父母的要完全担负抚养子女的责任，现在这一方面的责任，也由社会来分去一部分了。社会所以不能整个地把这个责任担负起来的原因，当然是由于社会的生产力，还未发达到一个程度，使它有能力来挑这个重担子。但是社会代替家庭抚养子女的工作，已经开始了。一经开始之后，将来就不免会有一天，社会觉得自己的精力饱满，便把这个责任整个地担负起来。
这当然又要减低家庭在社会制度中的重要性，但从个人发展及福利的立场去看，这是一种收获，而非一种损失。
吴景超1928年获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唐人街：共生与同化》为其博士论文。上图版本：筑生 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4月。
4
教育平等，
选择职业的机会才更可能平等
过去一二百年，先进的国家中，对于达到教育机会平等的努力，已如上述。如以我们的理想为标准，这种努力还是不够的。
英国在工党没有改革学制以前，儿童在小学毕业，进入中学的，据汤纳（R. H. Tawney，今译托尼，英国经济史家）教授的估计，只占1/7。在有些穷困的地区，只占1/10。3/4的儿童，在达到离校年龄的时候14岁便都加入社会谋生去了。在美国，5岁至14岁的儿童，有94%在学校中读书。15至18岁的青年，便只有72%在学校中读书。这当然是强迫教育律所造成的成绩。可是19岁至22岁的青年，便只有16%在校读书了。在一个最富裕的国家中，19岁以上的青年，大多数还是为生活所迫，不得不离开学校，去谋职业了。
英国1939年电影《再见，奇普斯先生》剧照。
在这种情形之下，那些过了离校的年龄，而还留在学校中读书研究的，一定是那些出身于上层家庭中的子女。他们的经济能力雄厚，可以供给子女在高级学校中读书，可以让子女得到最高深的教育，因而在毕业之后，可以得到报酬丰厚、地位崇高的职业。那些在14岁或16岁便要离开学校的穷苦儿女，是无法与这些上层家庭中的儿女竞争的。
如想消灭这种不平等的现象，只有在各级学校中实行公费制度，才可达到。入学是要经过考试的，只有具某种资质的人，才能允许他受某种教育。但是考取入学之后，不但不要交学费，如欧美各国的小学中学中所实行的；不但可以领用书籍，如美国的中学中所实行的；不但免费供给牛奶一杯或免费午餐，如英国在有些小学中所实行的；还要在这一切之外，由国家供给生活上的一切基本需要，如苏联在一些职业学校中所实行的。人虽然出生于家庭，但如社会把抚养与教育的责任，还是付给家庭，那么教育的机会，是无法平等的，因而选择职业的机会，也随着而无法平等。只有社会把这个传统由家庭担负的抚养与教育子女的功能，完全由家庭的手中取出来，放在自己的肩膀上，然后每一个人受教育的机会，方可平等，因此选择职业的机会，也随着而趋于平等。
随着社会上生产力的进展，这一天迟早总会来到的。到那时，每一个人潜在的能力，都可以得到最大的发展，职业的分配，才真能够照着竞争的原则进行，世袭的原则，必然会变成历史上的陈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