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国家一级播音员、上海电视台新闻主播，陶淳虽然出生在浙江，但小学时就跟随援边的父母去了青藏高原。“在青藏高原，人家说你是南方人；等到我初中毕业，再回到南方的时候，别人又说你是北方人；等到我大学毕业之后，我最后的工作留在上海，”陶淳告诉师生们，“我真的说不清自己是哪里人，但我自诩应该是上海人——第一，在上海时间最长；第二，我能说的唯一方言就是上海话，其他都不会了。”
陶淳与孩子们眼中的“眼镜哥哥”、上海电视艺术家协会理事金炜、上海广播电视台首席主持人百瑞一起，近日走进上海市民办高校思政课师资培训基地，与十多所院校的师生聊起“我和我的家乡”，以及这部热映电影。当天，3个名主播成了“老师”，而与他们搭档的主持人，则是市高校思政课名师工作室主持人、上海杉达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游昀之等老师。
【扶贫对非贫困地区学生有何意义？贫困并不远，包括上海】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了解到，影片《我和我的家乡》由发生在我国东、西、南、北、中的家乡故事串联而成，讲述了“脱贫攻坚”巨变。然而对于一部分青年学生来说，“扶贫”这个词似乎有点遥远。提问环节，果然有学生向台上主持人抛出问题——“扶贫对于我们这些来自非贫困地区的学生来说，究竟有什么意义？”
“我也想向大家提几个问题，提到云南，除了昆明、大理、丽江这些旅游胜地，你还去过哪些地方？你们能想象云南是个九成以上道路都是山路、有着很多贫困地区的省份吗？”生于东北的白瑞还天南海北地与同学们分享了自己在新疆喀什的见闻，“我们在叶城看到了条件非常好的体育场馆，那是上海援建的，同时援疆干部正在教他们的下一代学汉语，帮学校搭建多媒体平台，让孩子们可以上网看到外面的世界。”
回到那个问题。“这位同学的问题提得特别好，我的答案是，扶贫脱贫与我们每个人关系都很大，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白瑞建议同学，利用寒暑假，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走进任何一个国家级的深度贫困县，思考自己能为他们做些什么，思考扶贫跟大学生的关联在哪里，把自己的格局放大一些。“正如《我和我的家乡》这部电影体现的家国情怀，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命运都跟祖国、与世界紧密相连。”
“其实贫困离我们并不远，哪怕就繁华的上海也有贫困。”陶淳告诉同学们一组数据：在2018年，上海还有10万户家庭没有卫生设施，还在使用老式的马桶。为了消除这些马桶，上海各个区也产生了很多智慧，例如“错位拆迁”，用有限的资金把20户人家当中的8户、10户人家拆迁走，再通过房屋改造把抽水马桶放入每个家庭。陶淳说，上海还有很多低保人群，扶贫工作其实与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是每个人身上的一份责任。
游昀之特别提到了《我和我的家乡》中的一段情节，本应该去俄罗斯深造的画家，毅然选择了到农村去画麦田画。她表示，即使全面脱贫之后，小康社会也不仅仅是一种物质上的富足，意味着更高级的精神文明。“这部电影为什么能火？因为大家看了以后有了共鸣，才有发自内心的感动。”
【不要总想着舒服地待在办公室！不能太自我，可以忘我】
说起“责任”这个关键词，金炜提起自己主持生涯中最感动的一台晚会——今年的白衣天使表彰大会。他说，自己被医务工作者深深感动了，他们真的太伟大了。“为什么今年的高考有那么多学生报医学专业，我觉得一定是像我一样被他们的精神感动了。”主持《潮童天下》等金牌少儿节目的金炜认为，中国需要有这样的精神，需要有这样的领路人来引导孩子。
“作为家长最担心的是孩子受教育的问题，最揪心的是孩子是否有正确的价值观。”金炜认为，家长应该更多灌输给孩子的理念是自食其力，不然就是自食其果。对金炜来说，《我和我的家乡》中的几个故事让他感触颇深的就是教育扶贫。“以人为本，以教育为本，是祖国最需要的。”他说，“很多教师将自己的经历甚至生命奉献给学生，就是为了引导引导学生走正路，去享受他们应该享受的人生。”
以《庭审纪实》这样的法制节目出名的陶淳，在大学毕业的第二年去应聘台里一档无人问津的法制节目，“因为做法制节目非常辛苦，整天不是跑监狱、拘留所、案发现场，就是跑法庭、纠纷现场等这些地方。”陶淳当时向制片人提出了一个条件，希望自己不止担任主持人，而是要参与案子的采访报道，参与到第一线。
15年来，这个节目披露了上海很多精彩的案例，成了一档知名节目。“你们要明白，荧幕的背后，是发生在我们这个社会中最真实的事、最鲜活的人，在艰苦的工作环境中，我结交了很多要好的朋友，结下了深厚的友情。”陶淳建议学子们将来工作时，不妨去挑选一些最能深入接触社会的行业，“不要总想着舒服地待在办公室，这样才能更接地气，更有责任担当，职业生涯也会有更大发展。”
同上一堂课后，受聘为上海杉达学院兼职教授、校外辅导员的3位主持人，不忘向“生逢其时，责任在肩”数百名的听讲人寄语——金炜说“年轻真好，但是不能太自我，可以忘我”；陶淳说“阳光、博学、健康”；白瑞说“多读书，读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