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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晓明：我的三位老师
我出生于浙江省上虞县东关镇（今绍兴市上虞区东关街道），在这个江南水乡度过了我美好的童年和少年时光。我的小学、初中和高中就读于本土本乡的学校，三所学校均在我家方圆数百米之内。对我来说，家和学校是融为一体的，家就是学校，学校就是家。
上虞关东中学
1979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二年，16岁的我应届高中毕业后考上温州医学院（今温州医科大学）儿科学系。在温州这座城市，完成了我的本科和硕士研究生学业，嗣后被分配到杭州的浙江医科大学附属一院（今浙江大学附属一院）做住院医师。1988年考入上海第二医科大学（今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儿科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从此在上海学习和工作。期间1994-1996年我赴美国纽约的爱因斯坦医学院附属的Montefiore医学中心儿童环境医学科从事博士后研究。
在求学之路上，我遇到过不少非常好的老师，如东关镇小学的宣连映老师、东关镇学校（初中）的陈立钧老师以及东关中学的徐南心老师等。由于交往的深度和时间跨度不一，三位老师对我的影响最大。
一、黄老师
黄老师是我在温州医学院读硕士研究生时的导师黄达枢教授。他留在我脑海里的记忆是一张“弥勒菩萨”般的笑脸，敦厚而慈祥。在与他密切相处的三年多时间里，我甚至没有见到他生过气、动过怒。他是我国著名的儿童呼吸病学专家，比较出名的是确立了流行性喘憋性肺炎的命名，并提出了相应的诊断标准和治疗原则。当时的温州医学院刚恢复研究生招生不久，并没有太多的教学资源，我们基本上是和同年资的住院医生一起在临床工作，同时在三年时间内完成论文和综述各一篇，大致相当于后来的临床型研究生。好在母校当时的临床教学是非常扎实和有效的，我们在一整年的本科毕业实习结束之后，就基本具备了在临床上独当一面的能力，因此，那段以实战为主的研究生训练并没有给我带来多大的压力。
黄老师给我专业上的指导颇多，他教我的两个本领即使时过三十年后我仍然印象深刻。第一样是新生儿肺功能的测量技术。当时，对人体进行肺功能的测量已有多种仪器可以实现，但无论采用什么仪器，都需要受试者的配合，即最大限度的深吸气之后以最快的速度呼气。这对成人来说经过一两次训练后即能顺利完成测试，但对刚刚生下了的“不听使唤”的新生儿来说无疑是不可能的。因此，在当时，即使是在全世界范围内，新生儿呼吸功能的研究也很少。黄老师经过多年的临床观察发现，新生儿在啼哭时的动作大致相当于“最大限度的深吸气之后以最快的速度呼气”，因此只要拍打孩子的足底使其啼哭，即可完成一次肺功能的测试，哭得越凶，测得越准。这就是新生儿啼哭肺功能测试技术。我记得，我的一位师兄和我先后以此作为我们的研究课题，论文评议和答辩小组的专家教授无不拍案叫绝。
第二样是如何通过观察孩子在候诊室中的情况，以在正式诊察之前对患儿的病情有初步的了解。黄老师教导我，看病并不是从病人坐在对面的那一刻才开始的，当一个好的儿科医生，要时时观察、处处留意，发现病史和望、触、叩、听之外的有用信息，因为与成人相比，孩子的病情变化更快。但凡黄老师出门诊，慕名而来的家长带着孩子总是早早等在候诊室里。那时的条件有限，说是候诊室，其实就是诊室外面的走廊。黄老师一上班，换好白大褂后不是直接进诊室，而是带我在门口的走廊里走上一圈。他不时摸摸这个小家伙的脸蛋，拍拍那个的肩膀，顿时拉近了与孩子们的距离，迅速获得了家长的信任。他边走边和我说，两种孩子要特别注意，一种是极度哭吵的，另一种是特别安静的，这两种孩子可能得的是急病、重病，要让他们“插队”，安排他们优先就诊，以免贻误时机；如果发现有呼吸时鼻翼扇动且脸色苍白的，要马上请护士安排吸氧并直接去急诊室；而对于那些打哈欠、伸懒腰的小家伙，可放心地将他们留到最后，他们不会有大碍。他五分钟一圈走下来，对要看的病人已经了然于心了。黄老师的教导让我得益匪浅。我觉得，他传授给我的不仅仅是临床经验，更是医学的人文精神。
跟黄老师"学生意"
黄老师一张满是皱褶的笑脸背后有时也颇有“诡计”。师母告诉我，黄老师是1958年为了创建温州医学院儿科专业，从杭州的浙江医学院抽调的学科带头人。师母是浙江杭州人，且当时他们的大女儿蓓蕾尚未满周岁，而黄老师本人是浙江黄岩人，在温州也举目无亲，师母对举家南迁是犹豫的。可是，在黄老师向她描述了温州的海鲜是如何地唾手可得、鲜美可口之后，他们全家被成功地从条件较好的杭州“诓”到了偏居一隅、交通不便的温州（此处，我想起了云南老知青和我讲的“头顶香蕉，脚踩菠萝”的故事）。当然这是师母的玩笑话，其实师母除了犹豫之外，心里还是支持意气风发的丈夫另辟疆场、大显身手一番的。这大概是他们那个时代特有的奉献精神。
近年来，黄老师由于糖尿病并发症而卧病不起。业已年逾古稀的师母率领全家，不离不弃守候病榻。我每年都去看他一次，最近几年去看他，他显然已经不大认识我了，但我依然会每年都去向他报到，带去我对他的致敬。今年年初，黄老师终因年老体衰、久病不治而与世长逝，终年96岁。我专程赴温州与他作别。
二、郭先生
郭先生，即郭迪教授，是我在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念博士研究生时的导师。在新华医院有一个“潜规则”，全院老小都叫他郭医生，惟有他的学生才称他郭先生，因此，“郭先生”是我等学生们独有的“福利”，当然这在新华医院也是身世背景的象征。
郭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儿科医学大家，是中国儿童保健学和发育儿科学的奠基人。他在我的心目中是一个矛盾的人，甚至矛盾得有点极致。
首先，郭先生极度矮小，可能是我见到过的最矮小的成年男性（当然侏儒症患者除外），可他总是受到国内外同行的仰视。
其次，郭先生极度寡言，有时一天也不说一句话，你不和他说，他不说；你和他说，他也不一定说；即使说了，也是寥寥、轻轻地，简洁得不能再简洁的几个字，可他的意见总是在学术界一言九鼎，甚至一锤定音。
第三，郭先生极度简朴，也十分“抠门”。医院财务处的工作人员曾经向我抱怨，他为了少算的几毛钱工资而亲自去财务处反复核对；他用于书写的铅笔用到只有两寸长时，总会套上一个塑料笔套，直至用到套上笔套也捏不住为止。可我清晰地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全国几个内陆省份爆发洪灾，全院组织募捐，他一人就捐了10万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全院为之哗然。
第四，郭先生上课和演讲极度平淡，声音细小，语调平平，缺乏激情，仿佛是一位有气无力的老人在念一篇没有标点符号的文章。有一个极端的例子至今仍然被我们几位学生当作笑谈而经常提起：有一次郭先生找我们两三位学生讨论研究课题，他讲了半句话后突然起身，我们所有的人都觉得他去洗手间了，但等了一刻钟也没见他回来，后来听从楼下上来的同事说他已经上车回家了。从此，我们会在背后揶揄，他是一个可以随时下课的教授，不管讲到逗号还是冒号。可是，他写的学术论文和专著实在是精彩之极。他主编的《中国医学百科全书•儿科分册》至今仍然是儿科的权威参考书；他主编的《基础儿科学》成为此后各种版本儿童保健学教科书的蓝本；我们冥思苦想、反复修改的论文，经他加或减几个字或单词，就变得文理通达、气息顺畅。郭先生就是这样一个矛盾到极致的人。
竖起耳朵请郭先生作指示
郭先生淡泊名利的高尚品德对我教育至深。两个例子我一直记得。第一个例子是另一位老教授告诉我的。郭先生上世纪三十年代毕业于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后去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留学，回国后加盟圣约翰大学医学院的宏仁医院，同时私人开业。解放后响应政府号召加入由圣约翰大学医学院、震旦大学医学院和同德医学院合并而成的上海第二医学院，后又被公派到前苏联圣彼得堡的巴甫洛夫实验室进修。五十年代教授评级，按资格他是有希望评为一级教授的，但他觉得二级教授已经很不错了，不能再向组织上提更高的要求。第二个例子是我亲身经历的。1999年，以我的毕业论文以及毕业后的临床和研究工作为主体的成果参评国家科技进步奖，导师一般应该是排名前列的第一完成人，因为在当时即使贵为博导，得过国家科技进步奖的也是凤毛麟角中的凤毛麟角，但郭先生坚持要让我作为第一完成人。他对我说：“工作都是你做的，我就是出出主意。再说，我已经近90岁了，要这些名头有啥用，你们年轻人学术的路还长，你们有用。”次年，我们的成果顺利入选，在我36岁那年成为当时全国最年轻的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者。由此，我收获了“第一桶金”，完成了学术生涯的“原始积累”。这一经历，让我更清楚地懂得，我在学术上取得一些成绩，不是因为我有多能干，而是因为郭先生有多高尚。
郭先生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入党的老党员，他对己对人都严格要求，从不越雷池半步。2000年前后，我担任新华医院院长，那时他虽已九十高龄，但仍每周两次来医院上班。有一些同事总想通过他和我打招呼，希望在住房分配、职称晋升、职务提拔、子女就业等方面得到关照。他的回答总是这样的：“我是有一个学生叫沈晓明，但当院长的沈晓明我不认识，帮不上你的忙。”想开后门者只好悻悻而归。
郭先生高尚、与世无争的性格，可能还有他的小个子，使他延年益寿，他在大前年以102岁期颐之年仙逝。
三、John
John即是John Rosen，国际知名的儿童铅中毒方面的权威，美国纽约爱因斯坦医学院的儿科学教授，Montefiore医学中心儿童环境医学科的主任，他是我做博士后研究的“老板”。John和郭先生是多年的学术朋友，我读博士研究生时就是根据他的建议，从事儿童铅中毒研究的。此后他每年都来上海听我的研究进展报告，并送来一些国内买不到的实验器材，同时给我许多好的建议。我博士毕业之际，他邀请我去他那儿做博士后研究，重点是学习儿童铅中毒的诊断和治疗工作，目标是使我能在回国后建立中国第一个儿童铅中毒诊断和治疗中心。
同时认识郭先生和John的人都说他们两个性格很相像，言语不多但内心细腻，外表冰冷但内心火热。我在美国期间他对我学术上的指导和生活上的关照让其他美国同事十分嫉妒。在工作上，他是我有求必应的“老板”；在生活中，他是我无话不谈的朋友；在内心里，我们颇有父子般的默契。记得在我行将离开纽约回国之际，他在实验室里为我办了一个告别派对，平时话语不多的他惜别之情溢于言表。他说：“晓明要回中国了，晓明不属于我们，属于他自己的祖国，希望大家都要支持晓明把中国的儿童铅中毒问题解决好。”在我回国之后，John每年都自费来我的研究中心帮忙工作，并先后资助和接受我的5名研究生到他那儿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这些学生成为了John和我共同的学生。令我高兴的是，所有学生全部如期回国，成为我研究工作的得力帮手。如今，他们均在各自研究领域有所建树，都已是教授和博导。
第一次在国外重要的国际会议上发表我的研究工作，John和我一样高兴，拉着我在我的论文壁报前合影
John对我的支持源自于他家庭对中国的独特情感，这种情感有西方人诚实守信的元素，也有西方人少有的慷慨仗义的元素，我感同身受。在我临离开美国之前，我决定把我的这种感受写下来，后来我的文字连载于1996年5月的《人民日报》海外版。
大约在七八年之前，John患肠癌，历经多次手术和化疗，仍保持相当乐观的心态，在治疗间隙一直处于工作状态。四年前我借出差的机会去他家里探望，他心情大好，丝毫看不出丁点病态，并表示要亲自前来上海领取市政府颁发给他的白玉兰纪念奖。可惜时过不久，他因肿瘤再次扩散，终告不治，时年74岁。
三位老师于近年先后谢世。每送走一位，我对他们的思念更加深一分。在教师节即将来临之际，我写下这些文字，寄托我对他们的思念。
老家的“火”事
对中国人来说，“过年”总是和“回家”联系在一起的。我少小离家，16岁开始漂泊异乡，过年回家对我来说，时常是遥不可及的奢望。于是，我发明了一种精神回家法，人虽不能年年回家，但我的思绪却年年“回家”。神奇的是，每年的思绪回家通常都有一个相对明确的主题，今年的主题是老家当年那些与火灾和消防有关的事情。就这样，那些早已过往的趣事和细节，很快又在眼前渐渐清晰起来。
我的老家是浙江宁绍平原上一个典型的江南水乡，一平方公里左右的镇域被纵横的河道、湖泊分割成若干方块，方块之间靠数十座各式精致的石桥连接，桥下大小船只往返不绝。这样的布局画在图上，无疑就是一个活脱脱的中国版的“威尼斯”小镇。每天数千镇民通过石桥穿梭于各个方块之间，行色匆匆之间不忘与张家外婆、李家舅舅打个招呼，友善而温馨。那里也有我的脚步驻留其间。
镇上的建筑绝大多数是建于晚清和民国时期的砖木结构平房，少数大户人家和公共建筑（多为庙宇）系砖木结构的楼房。几乎所有的建筑物都是以河道为中心，密密麻麻临河而建。河道通常不宽，充其量不超过十几米，人行步道更是清一色的石板路，因此，在其他地方，人们通常把左邻右舍当作邻居，而在我们老家，住在河对岸的也算在邻居之列。老家的人说话嗓门都比较大，可能与长年需要与邻居隔河聊天有关。这样的建筑形态就决定了防火和灭火是镇上须臾不可忽视的头等大事。
巡更的敖齐伯伯
在我的记忆中，镇上的防火宣传主要是由敖齐伯伯一人完成的。他完成这个任务的方式有点特别，就是每天晚饭后手持一面铜锣，“哐”地一记清脆的锣声之后，用比锣声还要响亮的男高音喊出一句“火烛当心！”。如是，每隔二十米左右重复着这样的一敲一喊，直到走遍全镇的每一条石板小径。每家每户在听到敖齐伯伯的提醒之后，想必都会去检查一下自家的灶头是否已经熄火、煤炉是否已经封好。如此一来，火灾自然是少了不少。敖齐伯伯此举完全是自发的、义务的，并没有人要求他这样做，也没有谁发给他丁点补贴。他几十年如一日地坚守，做着同一件事，换来的是一个好名声和好口碑。
我还记得，大概在我读小学的时候，每个星期学校都有学雷锋做好事的硬任务。我和我的伙伴们有时在放学之后结伴去拣断砖头，统一交给学校以供建造新校舍之用；有时也给“五保户”（相当于现在的低保户）打扫卫生。一段时间下来，全镇的断砖头都被码在了学校操场的一个角落里，甚至有人抱怨自家的花坛一夜之间一砖不留；五保户们也有点不堪其扰，渐渐不再接受这种“被服务”了。正在小伙伴们为无好事可做犯愁时，我灵机一动，开辟一个做好事的新项目——跟敖齐伯伯去巡更。第一次，我早早吃过晚饭，在敖齐伯伯家门口等候，他一上路，我就默默跟在他后面。走了一段之后，他发现了我，就将手中的铜锣交给了我。我们俩一高一矮、一老一小，一记“哐”，一声“火烛当心”，配合默契，他节省了力气，我做了我想做的好事，可谓两全其美、各得其所。可是好景不长，随着我通过日记（其实是家庭作业）炫耀我的好事并得到在全班当众宣读的表扬之后，敖齐伯伯后面的小八腊子队伍越来越长，我只能急流勇退再去开发新的好事了。这算是我与敖齐伯伯一段近距离的接触史。
记得我读大学时的有一年春节回家过年，吃完晚饭还久久没有等来敖齐伯伯的锣声，问爸爸后才知道，他已经走了。但我相信，他的锣声虽已停歇，可他的好名声和好口碑还挂在街坊邻居的嘴上。他就是一个我见过的雷锋。
救火的水果阿祥
纵然有敖齐伯伯般的努力，火灾还是不可避免的。镇上一旦有了火灾，主要靠水果阿祥领头的救火队。水果阿祥顾名思义，职业是卖水果的，名字叫阿祥。所谓救火队，是镇上的一些中青年人自发组成的一支队伍，并非职业，也并无建制和编制，我相信当时也没有“人头费”，用现在的话来说都是志愿者。
救火队的装备在当时是十分时尚和管用的。几台手抬式的消防水炮，印象中是柴油机发动的那种，一根绳子一记猛拉，就突突地发动了起来，水就顺着水带喷薄而出。这些家什平时就放在大庙前的阿祥住处隔壁的一间空房内。
大庙前是全镇的商业中心，农副产品、水果摊连着杂货摊，还有牙科诊所、剃头店等不一而足，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唯有那间放置有消防设备的房门口是没有摊位的，也是没人停车（自行车和手拉车）的，想必是为了方便接警后这些装备能够迅速出动。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一艘消防船，当地人都称之为救火船。老家的石板小径与汽车是毫不相容的，由于镇上的建筑多临河而建，所以反倒是船能到达几乎所有的建筑旁，这是为什么不用消防车而用救火船的道理。救火船停在宣二房的客船码头旁边的专用码头上，外形是现在的快艇式样，漆成火红的颜色，很是抢眼。开船的是一个叫小高的年轻人，记忆中他是镇上铁业社的一位技术工人，开救火船是他的义务兼职。
一旦镇上有了火灾，一般都是有人向水果阿祥和小高家飞奔，边跑边喊：“某某地方着火了！”，前面听到的小后生会接力往大家默认的目的地飞奔，边跑边喊，一棒接着一棒，直到把信息传到这两个重要人物那里。这样的配合并没有经过专门的演练，是镇上人的一种默契。在电话还很稀罕的年代，这显然起到了相当于现在的“119”火警电话的作用，有的时候甚至起到“119”所不能起到的作用，即，不是在短时间内完成点到点的信息传递，而是在短时间内完成点到面的信息传递，往往在关键人物获知信息的同时，半个镇的人也瞬间都知道了。于是，身强力壮者纷纷抄起自家的水桶、面盆，冲向火场。记得我爸爸只要在家，都会加入这个队伍，以使在“正规军”到达之前能够控制一下火势。我大概在读初中或高中时也参加过一回，虽然在我赶到之前火势已经完全控制，但仍不失成就感和光荣感。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叶，在我大学快毕业的时候，一轮城镇化的热潮在全国席卷而起，老家的这个江南小镇也闻风而动，镇上的一些主要河道几乎在一两年内都被填埋变成了马路，小镇很快变得四通八达，在江南水乡中提前进入汽车时代，上面的故事也在年复一年之后嘎然而止。想必水果阿祥和小高们是落寞的，我又何尝不是如此。我把这些写下来的目的，是希望后人能记得他们曾经的付出和彼时透明得如同一张白纸的邻里和谐。
沈晓明：“海南是实现梦想和抱负的地方，有诗和远方等着你”
“潮起海之南，共享新机遇”。2018年11月10日上午，海南省“聚四方之才”招聘会在北京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展示中心举行。省长沈晓明作主旨推介，向国内外人才发出邀请：“海南是一个能让你实现梦想和抱负的地方，海南还有诗和远方等着你。让我们一起去海南。”
教育部副部长林惠青、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汤涛，海南省副省长王路、省政府秘书长倪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12所高校负责人参加活动。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彭金辉主持人才发展推介会。以下是沈晓明演讲全文：
2018年4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出席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庆祝大会，并在会上向全世界宣布，支持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1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又指出，中国将抓紧研究海南分步骤、分阶段建设自由贸易港政策和制度体系，加快探索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就这样，海南被委以重任，担任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旗手，站在了新时期改革开放的最前列。为此，海南也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在六个多月的时间里，网上关于海南自贸区、自由港的信息多达近70万条，海南成了不折不扣的“网红”。
自由贸易港是当今世界最高水平的开放形态，全国有改革开放经验的地区很多，想搞自由贸易港的地区更多，为什么自由贸易港这个香饽饽花落海南?我个人认为主要是三个原因：
第一，海南有改革开放的基因。海南因改革开放而生，因改革开放而兴。30年的改革开放，使海南从一个边陲海岛发展成为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如果对其他地方来说，改革开放是为了发展的需要，而对于四面环海的孤岛海南来说，改革开放则是生存的需要。因此，改革开放已经深入到海南的每一个细胞，海南的改革开放基因与生俱来。
第二，海南有独特的区位优势。如果我们看中国地图，海南偏居一隅、孤悬海外，但如果站在地球仪前，我们会惊喜地发现，海南恰恰处于世界的中央。海南四通八达，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门户。
第三，海南是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海南是一个离岛，具有建设自由贸易港的先天条件。所谓是“只有管得住、才能放得开”，独立的地理单元为“管得住”创造了独一无二的有利条件。
因此，习近平总书记说：“海南具有成为全国改革开放试验田的独特优势”。也正因为如此，中央给海南的最新定位是：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试验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国家重大战略服务保障区，我们简称为“三区一中心”。
那么“三区一中心”会给海南带来哪些变化呢?我期待的变化至少有三个方面：
第一，海南将成为人流、物流、资金流的重要交汇点，继而成为全球资源配置的重要节点。国内外著名的企业已开始进入海南，短短六个多月中，国际著名会计师事务所、瑞士再保险、淡马锡等一批跨国企业捷足先登;中远海运、招商局、中船重工等16家央企和阿里巴巴、腾讯、百度、长隆集团等民营龙头企业纷纷重新布局海南;中国旅游集团则干脆把总部搬到了海南。这些，将给年轻人带来大量优质的就业机会。今天，我把多数岗位都带来了。
第二，投资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将带来前所未有的投资机会。目前，海南是我国除港澳台地区之外对外资开放度最高的地区，进入自由贸易港建设阶段，开放度还会进一步提高，海南将成为外资进入中国的重要通道。
第三，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与国际旅游岛良性互动，将助推旅游产业升级。海南的旅游资源得天独厚，59国免签等一系列旅游业开放措施和离岛免税、离境退税政策将进一步助推海南旅游业向国际化的方向迈进。
如果这些还不能打动你，我再与你谈谈“诗和远方”。
大家一查我的背景就知道，我本是个医生，医生是典型的理性思维，“诗和远方”并不在我的字典里。一年半以前，我奉调到海南工作，当上了岛民，一年半的岛民生活使我对诗和远方有所感悟。
我喜欢海南的气候。海南气候温和湿润、阳光充沛，冬天不冷、夏天不热，但又四季相对分明。
我喜欢海南的空气。海南空气质量优良率年年都超过99%，每立方厘米空气负氧离子高达1万个，为全国之最;全国城市空气质量排名，海南参加排名的两个城市三亚、海口分别名列第一、二名。
因为海南气候宜人、空气清新，因此海南人长寿。世界卫生组织对长寿地区的标准是每10万人中百岁老人超过7.5人，而海南每10万人中百岁老人多达22人。
我喜欢海南的美景。全世界有山的地方大多没有海，有海的地方大多没有山，而海南山海相连，既有椰风海韵、碧海蓝天、阳光沙滩，又有我国唯一的热带雨林，可谓是一步一景、处处是景。
我喜欢海南的民风。海南民风淳朴，直到现在不少地方仍然保留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习俗。海南人性格温和、谦逊，如果你看到一群人正在高谈阔论，那个举止文雅、仔细聆听、说话轻声细语的，大多是海南人。正是这种性格，造就了海南人的开放和包容。海南不排外，是一个很容易融入的地方，刚才，发言的周健就是已经融入海南的外地人代表，这个群体在海南不小，我也是其中一员。
我对海南的推销马上就要结束了，我想用一句话来概括我所说的：海南是一个能让你实现梦想和抱负的地方，海南还有“诗和远方”等着你。
最后，我想用刚才VCR中的最后一句话来结束我的演讲：“让我们一起去海南!”。
在清华大学校园招聘会上的演讲（全文）
时任上海市委常委、浦东新区区委书记 沈晓明
（2014年12月27日）
有一部电影叫《让子弹飞》，相信不少同学看过。影片是以这样一句台词结尾的，那就是：“浦东就是上海，上海就是浦东”。
他也会来浦东创业？
这不是浦东的嵌入式广告，我个人甚至认为，无论是从逻辑上，还是现实上，这两句话都是不正确的。浦东不是上海的全部，浦东仅仅是上海的一部分。论土地的面积，浦东是上海的1/5；论人口，浦东是上海的1/4；论经济总量，浦东大约是上海的1/3；论金融和外贸进出口，浦东超过上海的1/2。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如果说浦东是上海最重要的一部分是不为过的。
浦东承载着中国人的梦想。100年前，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勾勒的东方大港的梦想之地就是浦东。这个梦想也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所思所想。小平同志讲过：“深圳是面对香港的，珠海是面对澳门的，厦门是面对台湾的，浦东就不一样了，浦东面对的是太平洋，是欧美，是全世界”。他还说：“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那一年是1990年，因此浦东新区今年是24岁。与北京首都的800岁，上海开埠的170岁，深圳特区的34岁相比，我们是年轻了一点，但浦东荣幸地与风华正茂的你们同龄，我们都赶上了一个好时代。
年轻总是有很多的梦想。在座每位同学都有自己的梦想，浦东也是如此。浦东的梦想是要成为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核心功能区，成为全球资源配置的新节点。但浦东首先要成为年轻人圆梦的地方，只有汇聚万千年轻人的梦，才能成就浦东自己的梦想。
年轻总是会面临很多的选择。今天来的同学大多数是应届毕业生，摆在大家面前最重要的是职业生涯的选择。选择什么城市、什么行业、什么东家，不亚于娶什么媳妇嫁什么郎，这些选择是关乎一生的选择。你们中间的一些人，可能会选择去国外深造，可能选择留在北京或到其他城市，我这里郑重地向大家建议，请大家选择上海、选择浦东。
这只是浦东有形的高度
如果你想从公司白领成长为企业高管，你应该选择浦东。许多没有到过浦东的同学，对浦东的印象，可能还停留在陆家嘴的东方明珠和三幢90层以上的超高层建筑，以及它们所勾勒的天际线上。那是浦东开发开放24年看得见的成果，但更令我们引以为傲的不是这些，而是看不见的成果，即24年来我们着力打造的与国际接轨的公平、透明的营商环境。
德勤做过一项调查，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外商投资成功率大概是三分之一，每进来3个外资企业，存活下来的有1个，而浦东是68%，每进来3个，就能存活2个，这是全国最高水平。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许多国际著名企业选择落户浦东，目前浦东有308家世界500强企业，有220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可以说，浦东是我国外商投资最密集、总部最集中的地方。当然，浦东也有不少央企总部和大型民企总部。
在浦东，从事金融行业，你可以选择今天来的中国期货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国际能源交易中心等金融机构；从事医药行业，你可以选择今天来的西门子、艾力斯、药明康德等业内翘楚；从事高科技行业，你可以今天来的选择中国商飞、中芯国际、华力微电子等知名企业。当然，还有许多大公司在浦东等着你们。可以这样说，不管你学什么专业，毕业后打算从事什么行业，你都能在浦东找到适合自己的企业和岗位。到浦东工作，你赢在了起跑线上。
下一个500强为什么不是你创造？
如果你有志于服务社会，你也可以选择浦东。在浦东的政府部门，有一批清华、北大等国内外著名高校的毕业生，不少已经是浦东的骨干。你们的师姐林廷钧是清华1999届本科、2002届的建筑学硕士毕业生，先后在浦东规划局、团委等部门工作过，今年她担任浦东新场镇的镇长。新场是典型的江南古镇，虽然名气没有周庄、乌镇大，但还有很大的开发、保护的空间，我们想发挥她在规划建设上的专长，给她一个在浦东大地上创作作品的机会。2005年以来，像林廷钧这样的重点高校优秀毕业生，浦东政府部门已经累计招聘200多名。因为，我们相信，要推进一流的浦东开发，就必须要有一流的人才参与政府管理。
如果你想成为一名创业者，谱写属于自己的BAT神话，你更应该选择浦东，这也是我们最期待的。
大家也许会问，浦东的生活成本、商务成本高，在浦东创业有什么优势呢？我想，投资者和创业者会在乎成本，但更看重的是有没有一个符合国际惯例的营商环境，这一点，浦东那么高的外商投资成功率已经印证了我们的营商环境，并得到投资者的普遍认同。
把人生写在浦东边上
另外，除了提高成功率，我们一直都在致力于降低创业门槛、降低创业成本。我们拿生物医药产业做一个试验。浦东的张江高科技园区现在集聚了国内最多的生物医药创新企业，有几个数字可以说明，全国每3个一类新药有1个来自张江，如果这个表示目前的实力，那么另一个指标可以表示未来的潜力，国家新药创制重大专项，差不多1/3的钱被张江企业拿到了。另外还有一个数字，张江申报新药的成功率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倍。那么，张江为什么在高商务和生活成本的情况下依然能集聚高质量的生物医药产业呢？靠的就是较低的创业门槛和较低的创业成本。
我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理论上讲，只要带着你的idea就可以到张江研究新药。你用不着建实验室、添设备、买试剂、聘技术员，因为新药研究中，有6个关键的技术环节，这6个关键的技术环节都有我们政府出资建的公共技术平台。正因为此，张江集聚了来自世界各国的有志于新药创制的创业者和小公司，可能是全世界在生物医药产业上创新资源最为集聚的高科技园区。我想，生物医药产业可以这样做，其他领域我们也可以这样做。因此，如果你来浦东创业，你就搭上了创新的顺风车。
如果你来浦东创业，今天应邀与我一起来清华的、上海市政府创立的大学生创业基金会可以祝你一臂之力，与你共担创业风险，让你独享创业成果。
如果你不是拼爹一族，选择上海浦东是最好的选择。上海，只有包容没有排外，不看背景行不行，只看自己行不行。选择上海就有公平舞台。同学们，如果你选择浦东，你就进入圆梦节奏，因为浦东是一个年轻人圆梦的地方！
共同的地平线
医生省长列出海南政府执行力十大毛病
2018年7月11日召开的海南七届省政府第二次会议上，海南省省长沈晓明直面问题，列举了海南各级政府执行力不强的十大现象，并找出“病根”，开出药方，以十四招提高政府执行力。
沈晓明表示，从去年开始，省政府对执行力方面存在的问题做了全面的调研，发现执行力不强主要表现在十个方面，并一一列举出了活生生的例子：
一是走马观花、蜻蜓点水。下基层存在“四多四少”。2017年，省政府班子成员开展调研296次，绝大多数调研是提前通知的，不提前通知的不到10%。
二是文山会海，不求实效。习惯以会议贯彻会议，传达会议只求“第一时间”，不求实际效果。“有时我调研结束刚回到办公室，就已经收到有些市县落实我讲话的贯彻落实意见。”沈晓明说。同时，“文山”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海南是小省，但就发文数量来说却是“大省”。2017年，以省政府、省政府办公厅名义发文的数量达332件，差不多一天一个文。同年，贵州以省政府、省政府办公厅名义发文的数量是116件。
沈晓明认为，从发文质量来看，篇幅普遍冗长，动辄达几十页，有的虽然只有六七页，但客套话、“车轱辘话”占了两三页。有的公文内容重复，不顾省情，照搬照抄上级和兄弟省份同类型文件内容。有个省直部门印发的文件，与国家部委印发的文件相似度达90%，仅把我国改成我省，把中国改成海南。
三是急功近利、表面文章。很多工作乍一看很不错，但经不起仔细看，“面子”不错，“里子”不行。政务信息化方面，全省558个非涉密信息系统全部打通，但目前只能算是接入率100%，离真正意义上的共享应用还有很大的差距。
四是有头无尾、虎头蛇尾。海南2017年招商引资签约396个、协议投资额6000多亿元的项目，竟然有251个签约项目尚未开工，累计完成投资仅仅270多亿元。
五是推诿扯皮、不敢担责。最典型的是“新官不理旧账”。有企业反映，当初地方政府在招商过程中曾向企业承诺的优惠政策，在招商成功后政府立即变卦，或者因人事更替或政策变更致使承诺无法兑现，影响政府形象和投资环境。
六是畏首畏尾、不敢碰硬。有些地方一味求稳怕乱，根本就不愿意打击“两违”和推进棚户区改造；有些单位不愿意去争取上级政策性资金，怕麻烦，怕审计，甚至上级给的钱都不要，有的地方觉得和企业打交道，怕人说三道四，不想、不愿帮企业解决问题，不愿为项目建设服务，导致有些地方几年都没有一个像样的项目。
七是消极搪塞、冷漠怠慢。营商环境分析报告反映，一家企业在所有手续完备的情况下，一个林权证用了3年还没有办妥，一家沉香花梨种植企业先后被盗45次，没破过一次案，每次向公安部门反映并提供证据，但公安部门登记一下就杳无音信。
八是工作疲沓、效率低下。有个省直部门制订一个全省“十三五”专项规划暨实施方案，今年6月才提交政府常务会，“十三五”过去差不多一半时间了，才起草上报。
九是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一些地方和部门视规定为无物，视制度为摆设。文昌清澜污水处理厂管网问题，中央第四环境保护督察组2017年9月就已指出这个问题，然而9个月过去了，原计划在今年6月动工建设的管网，至今仍然停留在文字上。
十是暗箱操作、吃拿卡要。有些单位和干部在执行落实中，没有严格按政策和规矩办事，存在乱作为和违规落实问题。审计报告显示，2012年至2017年，审计发现骗取保障房待遇有1857户。还有财政供养人员、服刑人员被纳入扶贫对象或享受廉租房。
沈晓明认为这十个毛病的病根有四个方面。
一是政治敏锐性不强，大局意识不够。一些市县和部门政治敏锐性不强，对中央方针、路线、政策的学习、理解、把握不够，执行力不强，有的甚至对中央严格明确的不了解、不掌握，触碰了中央的红线。
二是制度不够完善。一些地方和部门规章制度往往是说在嘴上，没有真正落实在行动上，导致出现了一些令人匪夷所思的稀奇事。2015年某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考核不合格，全省倒数第一，但在生态省建设工作考核中却是正数第一。
三是学习提升不够。有些同志不学习文件，不研究政策、不钻研业务，习惯于用老思维、老套路、老办法抓工作。
四是工作作风不实。沈晓明表示自己到海南工作以来，到各地调研，几乎每一次都能看到基层基础工作不扎实、措施落实不到位的问题。
就如何提高政府执行力，海南省人民政府制订了十四条措施。包括不折不扣落实上级决策部署，高质量决策，落细落实责任主体，完善沟通协调机制，提升政务服务效能，严格依法履行职能，提高会议实效，精简发文，加强督查、改进检查考核方式，深化政务公开，把执行力效果作为奖惩依据，强化政府秘书长、副秘书长工作职能，发挥班子核心作用等。
在精简发文这一项中，要求各单位实行年度发文总量控制，以省政府或省政府办公厅名义下发的文件，2018年比上年减少50%，以后再逐年减少。创新发文形式，能以便函发送的，不得要求发红头文件，能用微信工作群发送的，不得要求上政务办公网。上级没有明确要求的，不得制发配套文件，有要求的，一般以条目式、简短型制定落实文件。
沈晓明还表示，将建立健全容错纠错机制，鼓励干部敢闯、敢试，宽容干部在改革创新中的失误、错误，对确由非主观因素造成的执行不到位，免除所需承担的责任。
《光明日报》（ 2018年07月12日 0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