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份网络流传的第二轮“双一流”调整建设高校名单上，刘宇看到了自己学校的名字。
“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就‘被调整’了。”刘宇是一所地方“双一流”高校的副校长，2020年11月26日，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苦笑道。
2020年是首轮“双一流”建设的“收官之年”。临近年末，建设成效如何，哪些高校、学科将被动态调整，热议了一年的话题，答案即将揭晓。
五年前，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下称《方案》），对新时期高等教育重点建设做出新部署，将“211工程”“985工程”及“优势学科创新平台”等重点建设项目，统一纳入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即为“双一流”建设。
“双一流”建设进入实质操作阶段要到2017年。是年9月21日，首轮“双一流”建设名单公布。自此，各省级政府纷纷制定本省域“双一流”建设方案。数年间，“双一流”建设产生了巨大而广泛的政策效应。
与211、985工程最大的不同在于，“双一流”建设最初就明确以5年为一个周期动态调整，但并未明确具体调整规则。
多位“双一流”高校相关负责人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他们对此次“双一流大考”也处于焦虑观望的状态，因为“不知道考纲”。评价体系究竟如何构建？这大概是“双一流”大学校长们最想问的问题。
国家“双一流”建设动态监测和成效评价课题组成员、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史静寰透露，今年12月还会在“双一流”高校采集一次数据，提交给教育部的评价参考数据就相对完整了。
课题组受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委托，对“双一流”高校办学水平进行监测与分析。其向“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专家委员会”（下称“专委会”）提交的首轮“双一流”评价体系设计方案，已得到通过。
学校什么水平，校长心里有数
在此之前，按照《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2016—2020年“双一流”建设周期总结工作的通知》的要求，“双一流”高校基本已走完自评和专家评议两个阶段。
但不少高校的自评报告都引发社会的一片质疑。首当其冲的是清华大学9月21日发布的官网消息——“双一流”周期总结大会的评议专家组一致认为，清华大学已经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大学。
几乎同一时间，“双一流”高校先后公布“自我评价”。北京大学用的是“全面实现了‘双一流’建设近期目标”；中国人民大学则表示，整体进入世界一流大学行列。
学校写“双一流”自评报告，应该既有成绩也有不足，但“谁也不敢在此时对外说不足”。“面向行政评价时，学校说自己不够优秀，怎么得到认可、争取资源？”东北地区的一位“双一流”大学校长道出了自评的尴尬。
刘宇将这场短暂的风波归因于“高校与社会之间、行政部门与高校之间的相互不理解”。“双一流”建设是一项行政任务，到了规定时间节点，高校必然得向行政部门作一个交代。
“最起码得说清楚，专项支持资金这些年怎么花的，要让行政部门看到成果，”刘宇解释，“而社会并不理解高校的这一点难处。”
南方周末记者查阅各高校的年度财务决算表发现，“双一流”建设给新入选的高校带来了可观的财政拨款，以天津中医药大学（非211高校）为例，2016年该校得到的总体财政拨款共3.6亿元，2019年包含“双一流”财政拨款，总额上升至6.62亿元。
“扶弱、扶需”的政策给部分高校带来巨大收益，如云南大学（原211，现一流大学B类）的财政拨款2016年只有5.72亿，2019年则上升到16.56亿元。
相比之下，未能入选的高校略显惨淡。以西南政法大学为例，2016年的财政拨款为4.73亿元，2018年为4.88亿元，财政拨款基本持平。
自我评审的确是伴随着财政拨款的下达开始的。虽然“双一流”建设在2015年就已得到明确，但2017年经费才开始到位，到2018年，刘宇提交了第一个年度报告，总结2017年学校建设情况。到2019年中期评审，时间很紧张，因此教育部决定不搞大规模的专家评审，以学校自评为主。在自评的基础上，要强化诊断功能，可邀请外部相关专家评议；还要求报告里要有一定篇幅写尚存问题，这样后半期还可以改进。
今年各高校刚刚结束的首轮建设总结报告，也基本延续了中期评审的模式。
在史静寰看来，一所学校是什么水平，是不是达到“双一流”建设的阶段性标准，其实大学校长和专家们心里是有数的。“对一所大学的评价，最终还是要看同行（评议）。”
这也是众多“双一流”高校在专家评议阶段邀请同类型或“对手”大学的校长参与的原因。比如，东北大学在专家评议时就邀请了三所同类型大学的校长来参与，分别为哈尔滨工业大学常务副校长韩杰才、大连理工大学副校长贾振元和太原理工大学校长黄庆学。其中，在东北地区11所入列“双一流”大学中，哈尔滨工业大学排在A类，是同为理工类高校、排在B类的东北大学“追赶学习”的对象。
多位“双一流”高校相关负责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高校遴选各自认为权威的专家来进行评议。这些专家大致可以分三类。“首先是熟悉‘双一流’建设规则的专家，最好能直接邀请到教育部‘双一流’专家委员会成员，”东北地区一位“双一流”大学校长解释，“其次是在对应学科建设中专业程度高的专家，再者对（我们）学校并不了解但熟悉‘双一流’建设评价构建原则的专家。”
这些专家，在校长们眼中，是可能在最终的“双一流”建设评价中，为自己的学校“说得上话的”。
核心标准：五年前的建设方案
过去一年，史静寰就被多所“双一流”大学聘为专家评议组成员。
由于教育部目前对于“双一流”具体评价指标体系严格保密，史静寰称，此轮高校自评与专家评议的标准和体系，主要是根据该高校五年前提出的“双一流”建设方案。
当时的建设方案里有两个关键点，首先要清晰制定“双一流”建设周期里要达到的阶段性目标，另一方面，要选择对标的学校。
“五年之后，阶段性建设目标是否达成，跟对标学校相比较，差距是否缩小，优势特色是否更加彰显。这两个因素是我们判断高校‘双一流’建设成效的重要参考。”史静寰说。
一所“双一流”大学的建设方案当时出自何处？一位地方“双一流”大学规划处长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正是根据国务院2015年发布的《方案》中“五大建设任务、五大改革任务”的要求来拟定的。
“五大建设任务”为：建设一流师资队伍，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提升科学研究水平，传承创新优秀文化，着力推进成果转化。“五大改革任务”为：加强和改进党对高校的领导，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实现关键环节突破，构建社会参与机制，推进国际交流合作。
前述大学规划处长认为，“双一流”建设与评价体系可以形成一个良性循环——根据国家文件的要求，给予高校相应资源配置，高校以此制定发展目标，同时选择要去追赶、比较的国内国际上的同类院校，来比较、竞争，反观自己的建设成效与不足。
如何充分展现成效，又不回避不足，是不少校长在2020年“大考”中遇到的难题。刘宇说，自评报告自己的团队修改了十几遍。展现成效时往往希望面面俱到，最后可能反而抓不到重点。而横向一看，只有两三个一流学科的地方“双一流”大学，又明显无法与综合实力强的“双一流”大学相比。
史静寰在走访天津中医药大学时发现，该校得到的“照顾”十分有限。“国家直接的‘双一流’专项财政经费不到一亿元，加上地方自筹，也就是两亿多。”史静寰说。这和综合性大学差太远了，不过该校只有一个一流学科，中药学。
与同行的医药界专家不同，史静寰在评审中并没有针对专业领域提问，但问了一个关键问题：“双一流”建设期间，学校使用这笔经费做了哪些你们认为最重要的学校建设？或者说做了哪些过去学校想做但没能做的事情？”
这启发了该校撰写报告的团队思考——比如，最首要的评价指标“人才培养”方面，目前中医药界人才培养最大的短板是什么？
天津中医药大学后来给出的答卷是，考虑中医药人才培养的特殊性，除了师傅带徒弟这种传统方式之外，也着重借助更多现代科学技术支持，借助多学科支持。
“由于学科特点，跟其他类型院校都没法比，数据上也不会太好看，但我们会看到，这个学校有它自己的特色与坚守。”史静寰分析，如果从显性量化评价指标上看，这所学校一定是排在后边的，办学规模、科研成果等一些量化指标，它没法达到综合性、研究型大学的水平，但如果在中医药这类院校里，还是可以有一个口碑性的基本评判。
“分层”未被纳入评价体系
细数“双一流”大学名单，像天津中医药大学这类高校不在少数。“既希望被纳入‘双一流’之列，又不想与北大清华放在一起评价。”
“双一流”的评价体系曾试图解决这个问题。2016年，教育部长陈宝生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工作时，提出“建立健全高校分类指导、分类拨款、分类评估制度”。但2017年“双一流”名单出台后，三部委有关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也提到“三个同等”，“同等重视、同等建设、同等评价。”
一名专委会成员指出，“分类”和“同等”是不同思路。“双一流”建设的140所学校本身，也不是依据同一原则确定的，扶优扶强的高校是按照办学质量优先入列的；还有一批扶需扶特的高校，是因为特殊需要，并非因为办学水平高。
在高等教育普及化的阶段，大学校长们常常挂在嘴边的一个办学理念是“多元化”。争取政策时，他们往往擅长以某一方面的特长取胜，或借助地缘优势谈判。学界和行政部门也大都接受“分层分类”的评价理念，但如何分类分层，还难以形成共识。
目前看来也难如愿。史静寰说，课题组曾向教育部提出“分层”评价，但在最终方案中并未特别强调。
我国两千多所高校，既有综合型、教学研究型、研究教学型这样大致依据功能的分类，也有按照行政归属如部属、省属院校等划分，但一直没有明确的大学分层标准。
“教育部比较谨慎，可能不太愿意用这种行政性的划分方式。每个大学都不愿被贴标签，尤其是来自官方机构的，”史静寰推测，“另一方面，学校发展变化很快，很难说现在给出的定位，十年后还是不是如此。高校的自我认同和官方的分类，不一定适配，还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博弈与磨合。”
不过，给大学分层，是某种发展趋势，上海就已率先尝试。《上海高等教育布局结构与发展规划（2015—2030年）》中，阐述了上海高等学校“二维”分类标准。上海市一共68所高等学校，根据研本比、应用型硕士生比例（预期）、博士点集中度（一级学科）和基础性科研投入占比四项指标，依次分为学术研究型、应用研究型、应用技术型、应用技能型；根据学科的主干学科（门类）多少，依次分为综合性、多科性、特色性。
聚焦到“双一流”的评价体系，一开始就充满神秘感。首轮建设高校名单本身就不由高校自主申报，而是由专委会根据一些指标遴选。至今，也没有公布具体参照哪些指标。
“大考”当前，10月，中共中央发布了《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提出“去五唯”，即“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因此，有专委会成员分析，原先大学排名、学科排名、奖项，可能还能作为评价参考，现在则很难说。目前正在进行的第五轮学科评估，也已明确不和“双一流”遴选挂钩。
虽然并未采用明确分层评价，但专委会成员透露，此次评价体系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不给大学排名。
评价重点在于人才培养
史静寰所在的国家“双一流”建设动态监测和成效评价课题组，所谓“动态监测”，即每年年底采集一次学校发展变化的数据。“大考”年则在9月、12月采集两次，再作整合。
不过，史静寰指出，从评价的角度，应该有一个基线调查的数据。但目前实际采集到的，只能是让学校申报的，包括司局提供的数据，时间链条从2015年开始。
考纲可概括为“1、6、3”原则。
“1”指的是党的领导和治理体系改革、治理能力建设。但这点难以定量打分，所以作为基础性要求，要求高校递交报告时，写出坚持党的领导，在治理体系改革方面做了哪些工作。另一方面，检查高校在这些方面有无负面清单，是否出现重大失误。
“6”即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师资队伍建设、国际交流合作六个方面。
实际评价中，史静寰表示，一些很有特长的高校在规模、学科布局等方面难以和综合性院校相比。但成效评价方案中已说明，不记总分，不搞排名，所以学校没有总分压力。
“3”指的是总体建设水平、成长提升度和可持续发展三个维度。
多位专家委员会成员透露，此次评价体系的六个考察方面中，人才培养占据首要地位，这也是过去大学评价相对忽视的一环。“双一流”建设这五年，正好赶上了中央不断强调“立德树人、为国育才”的时期。
纵观目前我国对大学的评价，尤其以排行榜为代表的评价方式，更多侧重科研成果。在实际评价操作中，对科研成果的定量数据采集与判断也更成熟。而人才培养功能的评价手段，目前有四年一次的本科教研评估，是定性评价。
在参与设计对人才培养的评价标准时，史静寰提出了定性评价和定量数据相结合的方式。
从定量角度，包括了与立德树人、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有关的数量要求，如辅导员和班主任配备的师生比要达标。教育部要求，200个人要配一个辅导员，350个人要配一个思政课教师等。史静寰认为，定量指标起的是导向性作用。
而定性方面，评价体系要求学校提供最典型的案例。这一部分，院校有描述案例的发挥空间。
校长们之所以把“双一流”大考视为“达摩克利斯之剑”，根本原因还在于“双一流”的动态调整机制。
前述专委会成员推测，首轮大考不会“大动”（淘汰），应该还会有增加。
不少校长也坦承，“双一流”实际建设2017年才“开赛”，短短几年要让学校有何彻底改变不现实。应对“大考”之后的调整，他们也有心理准备。首先，“双一流”支持经费可能会因更多学校入列而被稀释。
过去的“985工程”就印证了这一点。先是两所高校，后来“2+7”，最后扩大到39所。起初是中央经费支持，后来是省部共建，再后来“只给名头不给资源”。但校长们依然相信，“双一流”建设将会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给中国高等教育带来强大的溢出效应。
至于普通人，或许更关心哪些高校能进入“世界一流”。
专委会在考量评价时，希望“双一流”高校能“扎根中国大地，办世界一流大学”。以科研成果评价为例，不仅将英文发表纳入评价，中文发表也开始“作数”。
2020年10月，在众多“双一流”大学向社会公开自评报告后，专委会成员钟秉林曾表示，“双一流”建设成功与否，不是靠行政发文“宣布”，也不是靠学校自我“宣称”。关键在于要坚持教育自信，集中精力抓好内涵建设，让学校的人才培养质量、科研成果、优势学科专业建设水平和办学声誉得到广泛认可。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刘宇为化名）
南方周末记者 贺佳雯 南方周末实习生 王鹏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