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均每8对夫妇，就有一对不孕不育。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南风窗”
作者 | 南风窗记者 肖瑶
85后的阿莱是那种“觉得自己一生必须要有孩子才算完整”的女人。
2009年结婚后，不到6个月就怀孕了，她满怀期待地去医院产检，却被查出胎儿有劣势指标，医生建议他们“放弃这次机会”。
对许多正常夫妇而言，“拥有一个孩子”的机会是源源不断的。但从怀孕到流产，阿莱难免感到有些恍惚，“只是有一种感觉，就是‘空’。”
她没想到，这种空荡荡的感觉，只是个开始。
当周围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的年轻人都在热火朝天谈论“不想生育”的时候，阿莱第一次这么强烈地感觉“人与人的悲欢的确不能相通”。成为一个母亲的欲望，全方位压过了她“紧跟潮流”的欲望。
尤其是自2016年二胎政策全面开放后，直到今天，对不少夫妇而言，想要第一个孩子的简单愿望，都迟迟得不到满足。
随着经济发展，一个社会的生育率的确必然降低，一些发达国家或经历过经济腾飞的国家案例表明，人口增长率会随着经济发展出现先增长、后下降的倒 U 型变化轨迹，经济学家通常把这种现象称为“人口转型”。
但这并不是中国唯一面临的问题。近几年适龄人口生育率的萎靡不振，除了一部分人不想生，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求育而不得。
早在2012年，中国人口协会就公布数据，我国育龄人口中不具备生育能力的大概占到12.5%，相比1984年增长了约8个百分点。
到了2018年，中国出生率创1949年以来新低。据中国人口协会、国家卫健委于2018年发布的数据，中国育龄夫妇的不孕不育率从20年前的2.5%-3%攀升到近年12%-15%左右，患者总数达5000万。
相当于平均每8对夫妇，就有一对不孕不育。
据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不到1.18，一线城市更是屡屡小于1。而人口统计学家认为，一个国家的人口生育率至少为2.1，才能维持人口的稳定更替。
根据世卫组织的定义，“不孕不育”的意思是“正常性生活、不采取避孕手段1年内未能受孕或生育”。
在医疗健康服务平台“丁香医生”关于不孕不育的阐述里，男方主因和女方主因的几率几乎相同，还有部分是男女共同导致的。
现如今，“生育困难”除了病理层面的原因，还涵盖了社会学、心理学等多方面维度。生育能力（fertility capability）指人们从身体、时间精力、物质资源等方面满足生育的基本需求。
显而易见的如初婚、初育年龄的普遍提高，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的孕育生理条件自然有所下降。
就在12月1日，民政部部长李纪恒就全国人口问题表示，目前，我国适龄人口生育意愿偏低，总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线。
当媒体、互联网都在关注不愿意生育的那部分年轻人，谁听得见那些想生而不得的家庭声音？
梦 魇
第四次错失生育机会后，阿莱持续好长一段时间都梦到宝宝。
她的同龄朋友中，有不少夫妻总被婴儿的啼哭声吵醒，阿莱则每天清晨都像是被一股死寂拽醒，一睁眼就陷入凄惶的现实。
是孤独吗？还是焦虑，嫉妒，自责，羞愧？都有些。
梦境之所以变成梦魇，是因为噩梦屡屡成真。第一次流产后不到半年，她就第二次怀孕，然而，去医院做B超，缴费排队的时候，她在手机里刷到一份怀孕科普视频，里面提到一个概念叫“胎停育”，阿莱心里一颤：不会被我碰上吧！
没想到，怕什么来什么，几个小时后，B超结果出来——胎停育。
第三次怀孕仍在希望的范畴内，但这次撞上的是宫外孕，孕囊长在了卵巢上，出血1500cc，“差点连命都没了。”
阿莱一步步陷入无助，幸好，家人一直给予支持和陪伴，老公告诉她，不然咱就不要了，她知道，婆婆也偷偷叫老公“把问题揽自己身上”。
但无论如何，连续三次的“胎死腹中”，阿莱不得不直面自己的硬伤：卵巢储备功能不高，几年来，AMH（抗穆勒氏管激素）持续降低。
电影《亲爱的》剧照
在医学上，AMH指数通常用来评估一位女性的卵巢功能，该指数偏低通常意味着卵巢储备功能低下。
直到第四次怀孕失败后，医生才告诉阿莱和丈夫“可以试试试管”。阿莱立马又从失落中提起神，趁热打铁，一口气硬生生取了12个卵泡，配了6个，其中只有2个优胚，好不容易移植着床，结果没胎心，不得已又做了一次人流。
多次流产，阿莱明显感觉到自己身体状况愈下，体力大不如前，整个人几乎变成了药罐子。
每次看到网上“少女意外产子”“年轻人不想生孩子”等新闻，阿莱都气不打一处来：对别人来说跟吃饭喝水一样自然的事，想方设法避免的事，到我这儿怎么就比上天还难呢？
验孕棒
河南郑州医院生殖医疗中心工作医师李匀根据自己五年的工作经验总结，相较年轻的女性最容易面临的生育障碍是“多囊卵巢综合征”，他特地强调，“这是一种‘征候’，而不是‘症状’。”所谓“多囊卵巢综合征”，更像一种多重因素致使的生理状态。
现代人在饮食、作息等不良生活习惯的影响下，多囊卵巢综合征的发率大大增加。
一直以来，公交车椅背上的小广告让人相信，不孕不育是一种病症，对多数人而言，多少有点难以启齿。但当他们愿意透露出自己在生育上作出的努力时，也更希望这一影响整个家庭的困难能被得到理解、重视。
在李匀接待过的求育患者中，不论年龄段，不论主要问题出在哪，夫妻双方心理压力都比较大，一进诊室就满面愁容，仿佛患了重疾，有一口一个“救救我”的，有因为一次胎停就泣不成声的。
李匀只能开导他们：“你们想想，只听过意外怀孕，没听说过意外不怀孕，是不？”
不能说的秘密
2016年结婚后，不到三年怀孕了，秋媛和老公去生殖中心挂专家号，被诊断出“子宫内膜复杂性增生”，当机立断做输卵管造影，走上试管之路。
没想到的是，这条路并不比备孕轻松，从2019年6月到今年8月，秋媛一共促排取卵3次，移植4次，全部失败。令人无助的是，失败原因皆模糊不清——医生能给出的解释，就是“概率问题”。
试管给秋媛带来的煎熬，更多不是在身体上，而是心理上。“促排时候担心卵泡长太快或者长太慢，取卵的时候担心卵泡提早排出，担心取卵数量少，取完卵担心受精情况，担心是否能够成功配成胚胎，移植之后担心能否着床，着床成功又担心HCG翻倍是否正常，翻倍正常了又害怕是否有胎心等等……”
此时31岁的秋媛，正式开始直面“也许自己永远无法拥有孩子”的事实。
电影《亲爱的》剧照
深圳某三甲医院不孕不育专科医生韦琳记得，约莫三、四年前，平均每个月每位医生接待的生育困难患者只有不到1000名，现在差不多翻了一倍。
总体而言，韦琳目前遇到过的试管申请者，平均年龄在32岁上下，通常而言，超过三十岁的患者，他们都会建议尝试试管，但“一般超过42岁我们就会劝退了。”
自1988年首例试管婴儿在中国诞生后，试管技术成为不少生育困难患者的救命稻草。试管婴儿的本质是体外受精，原理简单，操作过程却相当繁琐。在阿莱和秋媛的经验里，试管就像把自己的身体变成一个容器，在做试管的周期里，几乎每天都要抽血，做宫腔镜、打促卵针，再一次次取卵。
1978年7月25日，世界第一例试管婴儿路易斯·布朗在英国出生
很多时候焦急盖过了疼痛，为了在成为“高龄产妇”前等一个结果，她们只能咬咬牙，对自己身体的一次次折腾，从习惯到逐渐麻木。
李匀总结，这4、5年内，他遇到过的求育群体呈现“年轻的更年轻，年老的更年老”的特征。开放二胎政策后，人口出生增长率不理想，主要原因之一，是“高龄产妇生育困难大，风险大。”
李匀接待过年龄最大的女患者50岁，“运气好还没闭经”，一年前，独生子去世了，只能尝试试管，做足了八九个周期，前后花费四五十万。“年龄大的人花费越高，因为取一次卵成功几率低”，李匀说，好在，三年后，这位高龄妈妈终于产下一个健康的婴儿。
米歇尔·奥巴马在采访中首次谈论她在怀孕期间遇到的困难，她透露自己经历过流产，和奥巴马的两个女儿都是试管婴儿
一次，李匀劝阻一位年近半百的女性求子者，高龄取卵具有不小的生命风险，对方却毅然坚决：“我不怕死”。
“你死了，孩子谁养？”李匀万般无奈。
谁在着急？
除了没有孩子，天婕觉得，她和前夫之间什么都不缺。
不缺深厚的感情基础：从高中到研究生，从校服到婚纱；不缺足够成家的经济条件：工作几年后，两人一起在北京买了房、车，逐渐在大城市扎下根来。
但理想中的“完美家庭”，却独独少了一个孩子。
电视剧《父母爱情》剧照
天婕从2012年开始备孕，大半年没动静，孕检结果却没有大问题。他们去北京最好的医院尝试人工辅助手段，像他们这种不明原因的，必须要三次人工授精都失败，才有做试管的资格。
前夫是单亲家庭孩子，被母亲独自抚养大。从2014年开始，天婕的婆婆就开始每天几个电话，其中至少有一个是催生孩子的：“我想你们生孩子的事，夜夜不能入睡，哭到天明。”
婆婆还给天婕的妈妈打电话，开门见山，“是不是天婕流产流多了？”天婕妈妈气结：“都没怀上过，哪来的流产？”婆婆又嘟囔，“是不是结婚时没迈火盆，带了脏东西？”
到这时，前夫一直不愿意做试管，“他觉得这是最后一根稻草，如果还是失败了，就等于给他判了死刑。”
直到2015年8月，一天，天婕正在上班，忽然接到婆婆电话，开口就是要求天婕和前夫离婚，说“我儿子不能没有孩子”。
折腾数月后，夫妻二人精疲力尽，最终还是走进了民政局。婚姻调解员试图劝说他们：“现在因为生孩子的事儿离婚的不多了。”但前夫却异常坚决，调解员忍不住偷偷告诉天婕：“他眼里只有孩子，离了吧。”
电视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剧照
天婕不明白为什么，当“生孩子”这件事变得不那么单纯后，生活也开始变得一团糟。爱情，亲情，开始一样样面临挑战，原本美满的婚姻上被一个不存在的孩子逐渐压垮。
一次，韦琳接待了一对年近40岁的夫妇，两人建了档做试管，一系列流程走完后，胚胎都已准备好了，在接下来的好几次复查中，男方却一直没现身。直到一次，妻子来看诊，女方的婆家人偷偷跑进诊室告诉医生，原来女患者的老公前阵子去世了。
而这一点，患者本人一直瞒着医生，因为她自己很想要个孩子。
在国内，这种情况通常只能打官司，走法律程序的。“胚胎是双方的，必须要两个人都同意。”韦琳说。
虽然，原理上，当夫妻二人一起来取卵、受精的时候，就已经能代表双方的知情同意了，但法律上仍然严格规定，试管的移植，必须要男女双方到现场签字确认。
李匀也遇到过相似案例，男方家庭经济条件优越，却在胚胎备好后忽然意外去世了，面对妻子要生下孩子的坚持，男方家庭最后与儿媳妇签订好了财产分割协议，才答应继续移植胚胎。
生孩子是两个人的事，但在中国，多一个孩子，往往是整个家庭的事。
谁说了算？
李匀曾遇到一对来求诊的夫妇，男性智力有病理性缺陷，女性患精神分裂症，皆有遗传性。
出于遗传学风险和伦理考量，医院最后还是讨论决定，不给这对夫妇做试管。但男方父母依然天天来挂号，到最后不依不饶，在医生面前下跪、打滚，写诉讼书状告李匀。
还有一次，一对农村夫妇来求子，李匀了解到，他们已育有七个女儿，丈夫却还是坚持要生儿子。“妻子在家庭里没有经济地位，七次生育其中六次都是剖宫产。”最让人痛心的是，其中一个女孩走丢了，夫妻俩都不管。
电影《私人生活》剧照
作为医生，李匀只好劝告那位女性：“你千万不要再生了，否则很容易子宫破裂。”
对方却附和着丈夫：“这不还没破嘛！”
实际上，于法于理，医院都不该给这一对做试管，“因为多孩政策支持的是独生子女父母，是那些实际情况的确有需求及养育条件的家庭。”
宏观政策也好，个体焦虑也罢，对国家而言，人口问题绕不开，对一个家庭、一对夫妇而言，生育问题从来绝非一句口号，一声慨叹的事。
电影《何以为家》剧照
阿莱偷偷告诉我一个秘密：当她还二十几岁的时候，也和现在听到的许多年轻人心声一样，觉得孩子是这个世界上最恐怖的生物，生孩子是堪比下地狱的事。
现在，她听说过一个词叫“母职”，社会上，这个词常被用作为女性权益发声，反思生育给个体带来的影响，但阿莱只感到更沉重的无奈：既然我已经想清楚，愿意承担作为一个母亲的职能和责任，却始终得不到成全。
“还是那个字，空，空落落的。”
（阿莱，天婕，李匀，韦琳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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