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6月，我再次来到这所偏远的乡村中学。它坐落在一个山坳的平地上，房子外墙红砖裸露斑驳，面前经过的男生满嘴粗话，骑着摩托车载女生到处疯跑。
坐我对面的是中学的校长和政教主任，他们大腹便便，态度比上次更傲慢，言语中满满的江湖习气，“你别得寸进尺，这次是县里的规定，少找茬。要不是看你以前也是老师，早就有人想弄你了。”
他拍着桌子咬牙切齿，眼神恶毒，恍惚间，我竟有种在看守所会见当事人的感觉，愣了好一会才回过神，“明枪暗箭随你来，这围墙内的主事者是如果涉黑，我一定会让他去别的围墙内蹲着。”说完我望了一眼窗外，许叶老师还在墙根低着头抽泣，看着她头上裹着的纱布，我实在压抑不住内心的愤怒——2019年5月，一个家长把酒瓶砸在了许叶的头上。
许叶曾是我的学生。大四那年，我去一所乡村中学支教，是许叶的班主任及数学老师。当时许叶成绩一般，家里条件也不好，下面还有两个弟弟。那年冬天，她甚至没有可以换洗的外套，一直想辍学。我给她买了件羽绒服，并告诉她可以考一个五年制公费师范生，虽然毕业了必须在乡村服务几年，但总比辍学打工要好。等我结束支教离开村庄的那天，许叶一直在我身后喊：“我一定会成为一个好老师的。”
1
这些年，许叶是为数不多与我联系较为频繁的学生，自从19岁来到这所乡村中学教书，之后几乎每月她都会给我打个电话，或是探讨教学问题，或者聊聊她的学生。许叶很在乎这些学生，“只要一见到他们，我每天都干劲十足。最怕自己能力不足，所以您要多教教我。”
许叶给我打电话的那天，我正在她所在的县城代理一桩未成年少女被强奸的案件。过去，每次电话一接通，就能听见许叶在电话那边笑着和我打招呼，可这回，她刚喊了一句“蔡老师”就哭了起来。我吓坏了，劝了半天，好不容易她才止住抽泣说：“这次我真不知道怎么办了，最近学校总是有各种事情影响我的教学……”
由于家庭影响和个人经历，我一直对乡村学校很关注，许叶这两年也时常跟我提及她所在学校的情况。尤其当她做了初三班主任，一些问题就尤为尖锐了。
和大多数乡村学校一样，许叶所在的学校也一直面临着学生基础薄弱、老师流动性大的问题，能考上重点高中的孩子少之又少。当地县城虽然也有普通高中，但出于生源及校风问题，一所高中上千名毕业生，能上二本的不超过10人，其中还包括艺术生。
在这样的背景下，职校便开始大肆宣传——“读普高不过是在学校长三年膘，上职校能学到发财致富的技术。”
每年，学校里除了极少的几名报考重点高中的优秀学生外，其余大部分都会填职校，而且全是本县的。按理说，学生和家长完全可以自由选择职校，外地职校一样可以报。可这些年，本地职校为了垄断生源，不仅联合教育局阻止外地职校来招生，并以教育局的名义告知家长：“外面的学校都是未经教育局批准的，是被省里纳入黑名单的，如果家长自作主张让学生选择外校的职校，进了黑工厂，后果自负。”
同时，本地职校也会给学校和毕业班老师输送不少好处——初三班主任带学生去参观职校的，按学生人头给100块一个的“茶水费”；只要能成功劝说学生报考并入学，职校会按学生人头，每一个给班主任1500块到3000块“介绍费”。只要班主任肯配合，带一届毕业班，赚30000块以上的“介绍费”是正常的——当然，这个钱是从教育局到中心校、经校领导层层盘剥后的数字。
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钱到头来还是学生买单。职业学校学费高昂，是普通高中的4倍多，一些乡村孩子入学以后，发现无力负担，只能再度退学、外出务工，连上普高的机会也错失了。
许叶记得很清楚，自己刚来学校第一年就发现，一个初三班一共才40个学生，就有30多个填报职校，去报到的近20人。那个班主任不仅拿到了4万多的“介绍费”，还得到了教育局的颁发的荣誉证书，接受了公开表彰。荣誉证书上写道：“XX老师被评为招生积极分子，特此表扬，以资鼓励。”
可许叶却自始至终没法接受。她打心眼里不想跟学校、职校沦为“一丘之貉”，许叶班上的学生也都想上高中、考大学。
没想到，这样的老师和学生反倒成了县里的另类。
2
许叶刚入职时，我曾去看过她一次。那天她特地买了牛肉招待我，她的同事还开玩笑说：“许叶平时自己做饭时，一颗白菜加上一点辣酱就能吃上三天，今天算是破天荒了。”许叶就在一旁解释：“工资不高，家里还指望着我帮点忙，不得已要节省。只为前途，我不会到山沟里当老师。随便做点啥都比当老师收入高。”
那天，她还将同事的工资条给我看，“在学校工作了10年的老教师，一个月工资东扣西扣，到手只有2000多。至于我的工资，不好意思说。网络上到处都是老师的负面消息，说老师虐待学生，家委会拍马屁什么，却没人真的了解……”
此前，学校教务主任劝许叶：“我们就这点工资，给钱不拿还要受罚，何不顺水推舟？这笔钱大家都心照不宣，县里和教育局都有份，你怕什么。怎么就和钱过不去呢？那本来就是你应得的。”
“好几万块钱对我当然有吸引力。有时我想，当初三班主任那么累，有些学生反正成绩差，就算读了高中也考不上大学，不如送去职校，我也顺便改善一下生活。”许叶说自己纠结过，却终究过不了内心这一关，“我不是商人，我是个老师。学生成绩再差，都不能剥夺他们自由选择的权利，或许下个阶段就努力了，不能看轻了他们。”
后来，校领导多次向许叶施压，让其在班上宣传上职校的前景，许叶都借故推脱，私下劝学生要有主见，“孩子们，除开学习，学校所宣扬的其他东西，并非一定就是对的。老师们希望教会你们分辨是非、独立思考，要选择好自己的路。”
离毕业的时间越近，职校领导越是三番五次来到教室，粗暴地打断老师的教学。明确说是按照上头的指示，指导学生填报志愿。因许叶不积极宣传，他们还专门占用一下午开讲座。
宣传的内容无非就是：“读普高纯属浪费时间和金钱。”“即便勉强考上大学，工资也不好。”之类的。一个教育部门的领导竟当着众学生的面说：“大学生扫大街的一大把，现在是科技强国，科技不就是技术嘛。文化知识已经过时了，百无一用是书生啊。”
许叶实在惊诧不已，“台下还有校领导和老师堂而皇之带头鼓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传销窝呢。”
原本，许叶的班里只有2名学生选择报考职校。同一所学校的隔壁毕业班，报考职校的学生均在半数以上。无论领导如何威逼利诱，许叶就是不配合，“都是教师，真够恶心的。”
然而，最终确认志愿时，校领导竟借故支开她，向学生散布她即将被开除的谣言，再以帮学生修改密码为由，强行改其志愿。这是许叶在事情发生之后才知道的。
许叶班里有一名学生，资质不错，自己有主见，一心想上大学，日常成绩离重点中学的分数线也没差多远，加上家里也有亲戚通过读书改变了命运，因此全家人都对孩子寄予了厚望。
一天，许叶正在上课，得知儿子“改了志愿上职校”，这位气急败坏的母亲不分青红皂白，跑到学校，当着学生们的面将一个酒瓶子砸在许叶头上——“表面上装得大义凛然，背地里却耍阴谋诡计。吸学生的血，今天全给你放了。”
“感觉像打雷下雨同时发生，有股液体迅速淋湿了我的头，顺着脸往下流，一摸才看清是血，我被吓到了，有学生也被吓哭了，我便推了学生家长一把。她可能倒地了，但我没打她。”许叶告诉我。
许叶这才知道自己班里发生了什么。独自去医院缝了针之后，她终于忍不住给我打了电话，大哭起来：“老师，我不怪你当初离开我们了……”
3
那天，我刚赶到许叶学校，许叶就一股脑儿将所有的委屈都倒给了我，“我想坚持，却找不到理由。”
我只能安慰她，“越是如此，越要试着去改变一些事。不然这些乡下的孩子真的就走不出去了。所谓经师易遇，人师难遭。你的存在终有一天会成为他们的明灯。”
作为老师的许叶说自己也不想追究任何人的责任，只有一个诉求：“我宁愿被开除，都要让自己的学生能报心仪的重点高中。事关孩子的选择，我得为他保驾护航。”
可学生家长此时依旧怨气横生，“少在这里惺惺作态，谁不知道现在的老师是什么东西，只晓得弄钱，乱搞男女关系，虐待学生，不是自己的崽，哪里晓得心疼。”
校长也劝许叶，“何必死脑筋，全县的学校都这么干，就算成了，没人会领你的情。”
我忍不住说了一句：“这样的老师，你们不该为难，是要爱护的啊。”
校长大概是怕把事情闹大，赶忙给我解释，说这是教育局的规定，每一个初三毕业班必须要有1/4以上的学生报考职校，“这些学生当中，有半数必须上公办的职高，其他的上县里私立职高”。出于利益关系，教育局相关领导在完成公办职高的指标后，巴不得其他所有学生都上本县的私立职高，甚至用行政手段给各学校施压。
校长的意思是，他也是被逼无奈，“我不照办，乌纱帽也难保啊。”
我确实从他手上看到了相关文件，大意是：杜绝外地学校来我县招生、宣传，请各位学校领导和老师守好学校的生源，不要被抢。
关于这些，校长所言属实，我之前已做过调查取证，他们县几乎每一所学校都接到了通知，“不能放走一个学生，要坚决维护本土职校的相关利益，我们县有能力全部消化掉他们。”
见我沉默，校长又开始煽情，说他也年轻过，曾热血沸腾，立志教育革新，奉献自己，但还没一年就被现实打回原形，“学校也是个是非之地，万般不由人，逆流而上是需要勇气的，除非不想干了。”
他也让我劝劝许叶，要识时务，不要横冲直撞，“关于招生的这个现象，水很深，多年前大家就心照不宣，已经形成了稳固的利益链，谁拆台谁倒霉。”
紧接着又说到职校指标完成与否，是直接与老师的工资挂钩的——完不成任务，就无法评职称。不能评优秀班主任，评不上职称，就无法涨工资，补贴也没有。
“许叶来了有两三年了，今年本该晋职了的，这样下去，前途堪忧，饭碗都可能保不住了。”
许叶的这个“饭碗”，实在是令人不敢恭维。
3年前，许叶刚来学校时，还没有单独的宿舍，是和其他新老师一起在废弃的教室打通铺住的。后来才有了单人宿舍——不过是一间十几平米的小房间，简陋且狭窄。洗澡房和在校寄宿的学生共用，常年有一股尿骚味。至于厕所，夏天进去呛眼睛，到处都是白蛆。
由于条件简陋，老师没法开火，就和学生一起吃食堂。连从不挑食的许叶都觉得饭菜难以下咽，“一个月瘦几斤，问为什么不换厨房阿姨，后来才知道自己太天真。”
单是一个食堂，校领导和会计为中饱私囊，常年克扣预算，收受菜贩子大量回扣，制造虚假发票，菜价是市场上的2倍。而账单上其他所谓的一次性碗筷，杯子，以及其他生活用品，老师和学生们从未见过。
怕有些老师反对，校领导想出一招，先开票盖章，逼迫老师们签字后再填数额。如果老师知趣，主动把字签了，不过问资金去向，就能得到60块钱的“润笔费”；如果老师不签，就会被故意多安排课程。
不过一两年，就有好几位有能力的老师，因看不惯他们的做派就一走了之，留下的都是乖巧听话的，或者像许叶一样刚来懵懂无知的。
近几年，县里出台了一个“乡村教师进城考试政策”，每年一次，只要分数达标，乡村教师就能去县城教书。这样的政策于乡村老师们而言也算是“逃离苦海的一条出路”，因此，对于大多数老师而言，乡村学校不过是一块跳板——毕业生先下乡入编，再通过考试进城，很少有老师愿意真正扎根农村。乡村学校本就留不住人，更何况还遇上一班只为自己牟利的领导。
许叶所在的学校，老师们上了整整一学期的晚自习，补贴只有130块，但少去一节便要倒扣200块，说是为保障教学质量，老师只能付出，不要考虑收入。9个班90000块一年的班主任费，实际下发的只有17800块，平均到每个班主任只有差不多2000块。
老师们仍旧敢怒不敢言。
4
对于许叶和老师们而言，最大的困扰不是条件艰苦，“领导喜欢耍官威、贪便宜，我都能忍耐，最令我难过的是，作为一个老师，用在教学的时间上少之又少，感觉像在做兼职。”
老师们三天两头要面对上面的各项检查，其实就是走形式而已。每次中心校领导下来检查工作，都要叫上几个好看的女老师去陪酒，“这个社会总有一些想走捷径的人，让我们这些想清白的人极度难堪。”
许叶被迫上过一次酒桌，有领导见她不端酒杯，直接开口说：“白酒100块1杯，只要你喝，上不封顶，醉了我给你安排住处。”在面子与人情面前，许叶不得不低头，喝了2杯，接了2张百元大钞，“我眼泪都出来了，明天该如何站在讲台上，感觉自己出卖了什么，却什么也说不出，还得赔笑脸感谢领导的厚爱。”
讽刺的是，那些酒全都是和许叶一样的普通老师们凑钱送的。
这些年，老师们评职称、评优都得经这位中心校的领导之手，他还管着人事调动。每年开学，都会有一批新老师下来要分配到各个学校，领导大言不惭地说，哪个学校送的礼多，就给那所学校分配新老师。乡村学校缺老师，教学任务繁重、杂事多，谁都希望能有新老师来。
“我们只能说服自己，都是为了学生娃娃。”
除此以外，老师们最头痛的，还是村里的“扶贫项目”。我第一次作为律师与学校交涉，就是因扶贫项目而起，协助许叶和学校商量有关工伤赔偿的事宜。
关于扶贫本身，许叶是举双手赞成的，“同样作为农村出身的孩子，我明白国家体恤人民的良苦用心，我能为乡亲们的脱贫致富尽一份力，自然义不容辞。”但令许叶无力的是，“学校大部分是女老师，而男老师基本上是领导。他们把学校周边的扶贫对象安排给自己，让我们一个个女生去几十里外的山沟里扶贫。且不分时间场合，有时我正在上课，一个电话打来，让我赶紧过去扶贫。人家扶贫对象也多有不满，好好的我在干活，你来凑热闹。”
可领导却明确指示——“课可以不上，贫一定要扶，连医生都得下手术台去乡下。”每次听说有关部门要来检查扶贫工作，校领导就会立刻宣布学生放假，一声令下，老师们就得连夜赶去村里“完善资料”。
“我一个人骑着电动车，好几次差点跌落悬崖。其他同事都有自己的扶贫对象，抽不开身结伴同行，只能壮着胆、硬着头皮往山里去。”
一天，许叶骑女士摩托车在扶贫的路上受了伤。当时手机没信号，随后电量耗尽，她一个人躺在地上不能动弹，无法求救，眼睁睁看着天黑了又亮，到第二天中午有人路过，才松一口气。
学校明知许叶出去扶贫一夜未归，非但不关心，还指责她借故旷工，第二天在教师群里批评她擅离职守。许叶打开手机的那一刻，整个人都懵了，“他们真没把我当人看。”
经医院检查，许叶右脚踝脱臼，左手骨裂，便向领导请假回家休息几天。可校领导却不准假，他们抱怨许叶不在学校的那几个小时，班上学生都乱成一锅粥了，“受伤不严重在学校休养一样的。”
“在学校休养可以，能否把医药费报了？”许叶问。
校长则说这个情况不属于工伤，不是在上下班路上发生的意外。得到这样的答复，许叶内心的委屈一股脑儿爆发了，当即打电话给我，要请律师状告学校，“就当为老师请命。”
那次我与校领导交涉时，他们同样态度蛮横，“你做律师，请去查一下《工伤保险条例》定义工伤的时间和地点。”我说，“那行，背书我一直在行，《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规定，‘职工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应当认定为工伤。’难不成许叶是自作主张要放下教学去扶贫的？”
校领导见法条压不住我，便开始扣帽子，“你是对国家扶贫政策有异议吗，还有那个许叶怎么就一直不上道，自家行业的事，让外人来插手，还想不想在教育界混。”
我则坚持一定要起诉，而且要大张旗鼓的，再不护着老师，那些孩子就没人教了。见我如此，校领导最终妥协了。
5
我问许叶：“还想坚持下去吗？”
她坚定地点了点头，“这些领导总会退休的，学生娃却像春笋一样，一波又一波地成长。他们去不了城里，在乡村如果还得不到正规的教育，以后就一代比一代艰难。”
在乡村当班主任比城里更辛苦。重视教育的家长都想方设法搬去城里，去不了城里的村民大都在外务工。村里大多剩下一些留守老人，爷爷奶奶带孙子，只要饿不着，冻不着就算是尽职尽责了，至于其他，“自有老师教的。”
学生逃课、打架、恋爱、抽烟老师不能处罚，许叶第一次被家长打，就是因为班上有个男生多次在上课期间抽烟，说了他几句，男生拔腿就跑了，家长便来学校找老师要人。好不容易把人找回来，又继续在课堂上我行我素，许叶忍无可忍，劝他退学或者转学，家长就又带着一波人来闹，当着其他学生的面揪她的头发——由于义务教育阶段，教育局规定不准开除学生，学校领导便出来和稀泥。
最终以许叶道歉、学生返校收了场。
可即便如此，这一次，被酒瓶打破了脑袋，顶着纱布的许叶仍然坚持对校长说：“只要我没被调离，就继续带毕业班。三年后，这一届刚好出成果。”
旁边就有老师忍不住冷笑道：“占着茅坑不拉屎，挡人财路的事你还想干。”
校长又恢复了之前的傲慢，不正面回应，而是马上召开班主任会议，还叫我去旁听。他在会上旁敲侧击道，“都是成年人，以卵击石的事，换我是不会干的。有些老师仗着自己年轻，想左右这个社会的规则，却不掂量自己几斤几两。我们应该响应上面的精神，支持本地的职校，让自家的孩子在自家的地盘上学习。”
整个会上，许叶就说了一句话，“我要给学生选择去外面看看的权利。”说着她从包里拿出一张承诺书，上面有学校的盖章，“本校教职员工承诺绝不封锁生源。”这还是当时校领导让各位班主任签的，“教育要兼容并包，不能死守僵化，要开放。”
我以为校长看到这份承诺书，会无地自容，没想到他却轻描淡写地说，“这张纸大家都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拿来做场面的。万一省里来检查工作，能应付过去就行。”
我问校长，“你就不怕我捅出去？”
校长冷笑，“你对付我还行，通天的本事你没有。”
我明白他的意思，却在想到底还能不能为那些孩子撕开一道口子，哪怕是一条细微的裂缝也好。
半个月后，省纪委驻教育厅纪检组下去检查工作，为了应对检查，校领导开始在各个教师群大喊口号，“请各位督促所辖生源学校，自查自纠一切违规违纪行为，坚决执行中职招生相关政策规定，共同维护中职招生工作秩序，倾力打造组织放心、群众满意的阳光招生。”
中心校领导也说，“请大家管好自己的学校和老师，不要有违规行为。”
那几天，许叶除了上厕所，随时都有人跟着，门卫室24小时有人值班。有人警告她，“你殴打家长的事，我们暂时压下来了，却不代表不追究，都够开除了。”并将县里曾处理教师讨要工资一事的手段发给她，“你要明白县里的腰杆一向硬气。”
县里的通知被反复发在各大群里：“对牵头者，对别有用心者，要掌握，要处理。校长负责制，一定要点对点，人对人，及时化解矛盾。县里要建立黑名单制度，对因私泄愤者要一脚踩死，合理诉求必须予以及时解答（非解决）。要教育老师顾全大局，各单位管好自己的人。出现违法乱纪问题要追责，秋后算账。”
“秋后算账”四个字还被圈了出来。
而对无法进行“秋后算账”的我，他们进行电话轰炸，强行解释：“都是误会，并非所有职校都有回扣的，公立的一分都没有，私立的名额我们只规定必须占1/3，乡村教师真的不容易，学生需要他们。”
我忍不住感叹：“再这样下去，乡村就没有教师了。孩子们本来就想靠着读书走出去，却又因读书囿于一隅。”
对方争辩，“这个你不必杞人忧天，现在就业压力那么大，大把的毕业生找不到工作。教师很吃香，连特岗教师的竞争都特别激烈。”
连我也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
6
总有好事者惯于对任何职业进行嘲讽，我也曾被人骂矫情，“嫌教师待遇不好，就走嘛，让我来。”
谈及外界对于乡村教师的关注，许叶对我说：“也有企业家来过学校，但都是流于表面，找不到问题所在。跟我们讲要提高教师待遇，我们当然双手赞成。工资不是企业家发，说起来当然得劲。说我们伟大、给我们戴高帽子，单纯被邀去参加晚会，意义都不大。”
我去了那个县的好几所乡村学校，多数老师们说，令他们最痛苦的从来不是工资，“而是不能专注地站在讲台上，总是要夹在虚伪的领导和被蒙蔽的家长之间。”
那几天，我一直坐在教室后面听老师们讲课，有位音乐老师声音甜美，弹得一手好钢琴，为了让学生懂得音乐，她主动将自家的钢琴和其他乐器搬到学校来。另一位老师本来是学中文的，自从被学校安排教数学，每天至少安排3个小时自学，做试卷，自己没弄懂之前一定不会上讲台耽误学生，“教学是不能出事故的。”
对于热爱教书的老师们，就该让他们专注于讲台。
时代或许真的在变好，我想起自己小时候，村里小学一个老师要教所有科目，难免有不少疏漏。前几年小学同学聚会，大家还在讨论笔画输入法的没落，“班上能用拼音打字交流的，不超过5人。”就是因为过去老师教我们拼音，总是一天一个读音，全凭自己的喜好，经常教错字。
那时候我还会回家跟祖父告状，祖父却叹着气说：“你回来把老师教过的课文读一遍，错字我来改正，你再悄悄把我写的纸条给老师。不能赶走他们，要不然就没人教你们了，老师偶尔教错字，总比没老师要强。”
如今，祖父期待的“有师德，有远见，有知识”的老师的确越来越多了。
最终，教育厅纪检组查处了一些人，规定学校食堂的食材由县里统一调配，教育时刻需要大家保驾护航。有关领导问我有何建议，一向谨小慎微的我这次也毫不顾及其他。
读职校当然也能成就大才，不过得学生自己拍着胸脯进去、骄傲地走出来，这里面不应该有欺骗。老师们的精力不该被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消耗掉，学校之间该靠实力良性竞争，领导的思想也不该僵化。如此，老师们面对3000块的工资也能安心，家长也才不会再把怨气撒在老师身上——每个行业都有无底线的人，但若无底线导致整个行业被污名化，那就是大罪了。临到我走之前，还有人追着我问，“为什么要挡人财路。”可是他们为什么要挡人出路呢？
还好，这件事也算是过去了。前几天，许叶打电话给我说，自己终于能静下心来教课了，“校长被调走了，走之前还夸我们年轻人有血性敢闯敢干，不能得罪。我觉得自己血仍未冷只因总得有人留下来。我的老师曾经出走过，我不怪他，但作为学生，我知道孩子们曾经有多伤心，他们需要陪伴。”
有关部门也在前段时间正式出台了相关文件，里面提到了关于保障教师落实教师减负工作、共同营造良好的教育教学生态环境的内容。
“如果文件能得到切实有效的落实，让教师真正属于讲台，属于学生，这是对我们莫大的支持。”其中一位看到文件的老师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