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两个女人：
一个出身贫寒，却“不靠谱”地热衷于武侠小说，着迷于明星八卦；
一个出身普通家庭，却一本正经幻想着改变社会的远大理想与抱负。
谁也想不到，这样八杆子打不着的两个女人，却在清华大学成为同窗。
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两人的命运在互相成就的过程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不靠谱”30岁不到，受聘成为清华大学医学院最年轻的教授和博士生导师；
37岁率领团队用6个月的时间，攻克了50年不解的世界科学难题——膜蛋白研究。
“一本正经”没有如愿改变社会，却被“金钱诱惑”进入了世界顶级咨询公司；
10年后，她又成为盖茨基金会北京首席代表，替世界首富比尔盖茨花钱，数以亿计。
她们是谁呢？
没错，她们就是被称为“中国最牛闺蜜”的——颜宁和李一诺。
1996年，颜宁入学清华，就读生物系。
报生物系，是母亲妥协之下的主意。
因为舅舅和姨妈都是医生，母亲也把希望寄托在她身上。
可舅舅听说后，却劝她不要学医，太累了。
颜宁想，既然累，那就学生物吧，至少还和医生沾边。
同一年，李一诺参加了清华的保送生考试。
清华的生物系在山东只招一个人，竞争激烈。
考完试，李一诺和同学们都觉得考得很烂。
可没想到，她竟脱颖而出，争取到了这一个名额。
入校那天，她们穿过黑咕隆咚，挂着内衣胸罩的走廊。
楼长大妈一上来，就给每个学生两个纸包——
一个是蟑螂药，一个是耗子药，用来放衣柜的。
就这样，她们开始了憧憬已久的清华生活。
两人真正意义上的相遇，是在大一暑假的食堂里。
当时，李一诺在成为学霸的道路上遇到重挫——
微积分考了70几分，这是她高中以来没有过的烂分数。
因此，她决定自行在校补习，晚一段时间回家。
令她惊讶的是，颜宁这个家住北京的同班同学，也留在学校。
颜宁打完饭，被李一诺邀请到她的452宿舍。
边吃边聊的过程里，她们发现两人都是被微积分所困扰。
同病相怜的两人，因为微积分，因为心事，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回想起那段时间，李一诺印象最深的就是：
夏天静静的校园，窗外树上的知了声，和她们俩在宿舍的那顿饭。
成为朋友后，她们发现彼此的人生追求很不一样。
李一诺自认根红苗正，一本正经，有理想有抱负。
从小就忧国忧民，思考人生意义和价值。
而颜宁从小爱看武侠小说，着迷于明星八卦。
每天沉迷在自己的小世界，为了花边电影的选修课到处看电影。
还幻想着自己要成为一名娱记的伟大理想，被李一诺所“不齿”。
她总结了一句话来形容两人：
我无趣的奔前程，她有趣的无前途。
颜宁也经常笑话李一诺：
你没看过武侠小说，整个人生太不完整了。
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在颜宁的影响下，李一诺开始变得“不靠谱”，开始恶补金庸；
而颜宁在李一诺的影响下，也开始“正经”起来……
大二那年，李一诺上专业课时，发现有不少师兄师姐在学托福和雅思。
她心想，专业课都不学，生物岂不是白念了。
于是，她鼓动颜宁：
咱们也早点考托福和雅思，大三时才能把宝贵的时间用来学专业课。
颜宁是个没计划的人，有人给她目标，她就欢快答应了下来。
报名的时候，发生了一件趣事。
李一诺让父亲给她俩报名，可父亲拼音不过关， “坑”了颜宁一把。
本来是Ning，却被拼成了Nieng，而且还没法改。
后来，颜宁不得不一路用这个英文名来申请学校。
李一诺很有远见地说，你要出名了，这名字肯定好。
因为叫Ning Yan的人一大堆，而叫Nieng Yan的只有你一个。
果不然，日后颜宁的这个名字成了国际上响当当的论文霸。
报名后，她们大二考了托福，大三考了雅思，两人成绩还高的离谱。
有一段时间，颜宁为了摆脱心事，跑去竞选系里的学生会主席。
没想到，她竞选成功，和一诺成为了学生干部。
这下子，两人除了吃饭上课，私下又多出了很多交集。
只不过，一诺总是认真对待学生干部的责任。
而颜宁，则是嘻嘻哈哈，以整蛊玩闹为乐。
从那时候开始，一诺就奠定了她的“正经”人设，颜宁也被学弟学妹定位为“不靠谱”。
在大学青葱的岁月里，这对姐妹花对于恋爱也有着不同“烦恼”。
颜宁自称，因为太胖，几乎没有感受过桃花的机会。
而作为“假小子”的一诺，却没少为桃花朵朵而烦恼。
当时，有个高一级的男生对一诺表白。
一诺紧张得不行，而后振振有词地说：
你看…我们都是学生干部，这样不合适吧……
回去后和闺蜜颜宁说了这事，把她笑得差点没跌倒：
这是你说过最经典的话，我可以笑你一辈子。
后来，又有一个“偶像实力派”的男生对一诺表白。
在颜宁的批准下，他们俩开始了恋爱。
恋爱期间，颜宁在她们面前总显得落寞，于是刻意回避。
然而没过三周，一诺却告诉颜宁，她分手了，理由是：
跟他在一起还如和你一起舒服。
颜宁心里得意，表面还假惺惺地劝一诺不要太任性……
总之，在互相陪伴的日子里，两人惺惺相惜。
一诺表示，在诺大的校园里，有颜宁陪伴是件很温暖的事儿。
颜宁也坦言：
因为一诺，我的清华岁月五彩斑斓，喜怒忧欢，还让外人看来似乎成绩斐然。
天晓得，是我跟着一诺的方向跑，才成就了我光彩照人的本科简历。
大四那年，她们俩到诺和诺德的研发中心去做毕业设计。
也正是那段时间，她们真正接触了科研。
即使这样，颜宁依旧不着调，做实验毁掉整个细胞间。
以至于导师陈克勤在日后听到姐妹俩的发展，十分惊讶。
谁都认为一诺会成为靠谱科学家，而颜宁会成为每天胡说八道的商界人士。
谁知道，造化弄人……
2000年，四年大学结束后，颜宁和一诺各自决定出国留学。
颜宁想要申请的学校，是美国东岸的普林斯顿大学。
当时，施一公是普林斯顿生物系的助理教授，负责亚洲学生的面试。
然而，颜宁因为生病错过了他的讲座。
为了争取一个机会，颜宁写了一封英文自荐信。
在列举了自己的各种成绩后，她在结尾写到：
“我觉得自己在各方面能力都很出色，我希望把时间花在更有价值的地方。
但申请出国太浪费时间和金钱了，如果普林斯顿大学录取我，
我就不用再花精力申请别的学校……”
这封信给施一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不久，颜宁不仅得到面试机会，还成功拿到了普林斯顿的录取通知书。
然而， 开学第一学期，她就严重受挫。
教授问了她一个问题，问题来自于一本五六十年代的经典论文集。
颜宁听完傻了，脸憋的通红，一句话也说不出。
随后，这个问题就被班里另一个中国学生回答出来。
羞愧难当的她，自那以后开始了不分昼夜读论文的生涯。
她每天只睡6个小时，睡前读论文集，睡醒了手上还拿着书，又接着读。
期中考试，她拿到了B-的成绩，刚过及格线。
虽然远算不上优秀，但至少让她拥有了自信。
同一年，远在加州大学的李一诺，在读博第一年认识了男友华章。
2001年初，华章识时务地计划了一个东岸之行，和一诺一起去见了闺蜜颜宁。
没想到，两人一见面就臭味相投，颜宁这下同意把一诺交出去了。
来年年初，一诺和华章在洛杉矶搞了一个简单的婚礼，颜宁为见证人。
那时正是寒假，她们几个人每天出去穷游很多地方，十分开心。
假期过完，颜宁加入了施一公的实验室。
接下来的时间里，她过得暗无天日。
“我是做什么，什么做不出来。”
更令她可气的是，导师施一公经常在她面前表扬其他学生。
压力山大的她，一下子瘦了30斤。
直到2003年1月11日， 她终于把一个复杂的生化实验做了出来。
“你终于会做实验了。”
施一公的一句话让她如释重负。
尽管颜宁和一诺的学业繁重，两人还是想方设法聚到一起。
读博第三年，颜宁和一诺还有好友一起踏上了黄石之旅。
一路游玩了沿途中的国家公园，照了不少年少轻狂的照片。
即使没办法见面，两人也会在彼此生日的时候，寄上一个不值钱但用心的礼物。
2005年，颜宁获得《科学》杂志评选的青年科学家奖。
此前，她还因为做出可溶性蛋白的结构，在《Nature》杂志上发表了论文。
不久，她又做出了实验室的第一个膜蛋白结构，科研事业不断取得进展。
与此同时，刚刚在加大读完生物学博士的李一诺，拿到了麦肯锡的Offer。
拿到录取通知书后，她给妈妈打了一个电话：
妈，咱现在有钱了，以后让你过上好日子。
可在麦肯锡打拼的日子，却让她如履薄冰。
因为没有商业背景，没有职场经验，她每天都活在否定中。
甚至害怕下一次开会，经理就会炒掉她。
入职七八个月后，她的职业终于出现转机。
当时，她负责一个极有挑战的数据模型。
开会过完这个模型后，她小跑着去上厕所。
谁知半路上被一个以高标准挑剔闻名的领导叫住。
一诺心生不爽，但还是停下了脚步。
只见领导说：
一诺，我就想告诉你，你的工作非常出色。
这句话给了一诺极大的鼓励，也为她日后的工作建立了信心。
2006年，颜宁回到中国度假，去拜访了清华医学院的赵南明老师。
聊天中发现，赵老师的医学院在招人。
“你发过《Nature》吗？”
“啊，发了。”
“那你想回来做教授吗？”
“可以啊。”
颜宁以为老师在开玩笑，就这么胡闹答应了下来。
谁知道老师真给她安排了面试。
她回去把消息告诉父母，他们都高兴得不行。
后来她想起来，说了这样一句话：
很多事情都是阴差阳错，你只要做好眼前的事情，
只要把你力所能及的做到做好，总是会有你的路的。
到了2007年，李一诺和颜宁不约而同回了国。
回到北京后，一诺为了做项目到处飞。
而颜宁则正式受聘，成为清华生命科学学院最年轻的教授和博士生导师。
从此开始了实验室的科研生活。
每天，她都保持着固定的作息：
中午起床，洗漱之后出门；
工作到傍晚，她在学校转一转，然后回家吃饭；
饭后和父母散步走到实验室，然后继续工作到半夜。
除了作息规律，她还避开了各种世俗干扰：
工资卡交给母亲，不操心收入多少，也尽量不跟无关的人打交道。
2014年，她和团队花了半年，解析了葡萄转运蛋白的结构。
要知道，这是过去50年里，世界各地生物学家想要攻克的科学难题。
2015年，颜宁获得国际蛋白质学会“青年科学家奖”、“赛克勒国际生物物理奖”。
2016年，因为在蛋白质结构方面的突出贡献，她入选《科学》杂志评选的“中国科学之星”。
2017年，颜宁接受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邀请。
受聘该校分子生物学系雪莉·蒂尔曼终身讲席教授的职位。
这一举动引起众多争议。
有人解读她这是“负气出走”，甚至有人把她纳入“归海”的新群体。
对于这些言论，颜宁十分生气，她表示：
普林斯顿是我的母校，回到那里任教，一直是我的理想。
如果清华给我offer，我同样会回来，一样的。
只是我在清华任教已有10年，我想体验去普林斯顿是什么感受。
生命如此短暂，要努力去扩展生命的宽度，多去经历和体验。
相比起颜宁在这几年里的科研进展，李一诺的职场生活却处处面临挑战。
在这家全球化公司里，她发现：越向上晋级，女性越少。
对于这种结果，她了解到两种现象：
一是女性在面对问题时，往往需要先花时间去发泄情绪；
二是女性不敢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正是她身上出现的问题。
一次会议中，一诺一直在说各种问题，却对解决方案避而不谈。
一个项目经理听不下去了，直接当着所有人的面子，把白板笔递给她：
写下你的解决方案。
事后反省，她才意识到：
领导力就是要有驱动力，要主动去扭转局势。
成为全球副董事后，她又面对一个问题：
有个高她一级的同事，傲慢，肚里无货，做一说十，还经常给她发号施令。
一诺好几次想要辞职不干了，不想和这种烂人一起共事。
后来，一个领导告诉她：
你就是个「sour-loser」（酸丢丢的失败者），
你要真有本事你自己变成合伙人，你比他高。
这句话一下子激发了她的野心，原来“想要赢”并不是一件可耻的事。
在公司工作了10年，她终于当上了麦肯锡全球合伙人。
2015年，她偶然获得拜访比尔盖茨的机会。
也是那次机会，改变了她对职业生涯的规划。
在和比尔盖茨聊天的过程中，一诺了解到：
在这个世界上影响数亿人的重大问题上，存在着巨大的真空。
比如说疟疾，在世界上有30亿人受到它的威胁。
每年有2亿人得病，50万人死亡，其中70%都是5岁以下的儿童。
这么大的一个疾病，全世界对它的研发投入，只有5亿。
为了解决这样的一些问题，比尔盖茨成立了盖茨基金会。
你可能想不到，在面对世界大范围的问题时，
即使是世界首富，比尔盖茨的钱也远远不够。
所以，他经常要在世界各地奔走呼号，要钱。
一诺听完比尔盖茨的故事，内心深深被打动。
为了认识和面对这个真实广阔的世界，她放弃麦肯锡的工作，加入了盖茨基金会。
2016年，她拖家带口回到北京。
为了面对自己三个孩子的教育问题，她又决定自办一所学校。
别人质疑她，是疯了吗？在中国做教育有多难？
可她十分固执，她不想自己的孩子活在残酷的竞争和淘汰当中。
因为她认为，教育的核心是对自我的认知。
教育培养的应该是一些内心充盈、热情生活的孩子。
这也是她创办“一土教育”的核心原因。
虽然盖茨基金会和”一土教育“两项事业的推进充满困难，但一诺不怕。
因为，她又重新拥抱了自己改变社会的远大抱负与理想……
回顾颜宁与李一诺的人生，真的令人感慨：
两人同一年考入清华生物系，因为被微积分困扰，两人相遇相识相惜。
一诺在颜宁影响下，学会“不靠谱”地娱乐；
颜宁在一诺影响下，学会正经地奔前程。
出国后，颜宁转战科研，一诺却转战商界，但彼此从未忘过对方。
不久，“不靠谱”的颜宁在科研界获得了很多成就；
正经的李一诺在商界成就后，转向抱负更大的全球公共健康事业和教育事业……
如今，这对闺蜜还在各自的人生道路上乘风破浪，砥砺前行。
颜宁除了专注科研，还一直在为女权发声。
一次，她参加“瑞典结构生物学全国会议”，发现报告人里有一半是女性。
由此，她坚定了自己的信念，不仅要支持女权，还要鼓励女性从事科研。
在一次学院面试博士生的现场，一个男同事问一个面试的女生：
“你现在到了一定年龄，将来怎么平衡家庭和科研？”
颜宁马上打断他：
“这是一个有性别歧视的问题，你们为什么从来不问男性这样的问题？”
她呼吁女性平等，拒绝性别和年龄歧视。
有人曾问她，40岁了，为什么还不结婚？
她霸气回应：
我不结婚，不欠谁一个解释。
又有人问她，你过了40岁，会有什么焦虑吗？
她淡然回答：
我没有焦虑，反而更加从容。
我觉得大家总是划地为牢，杞人忧天，你这么忙的时候，哪有功夫去焦虑？
真到40岁了，你才发现这是前所未有的好呀。
同样是女人的李一诺，也曾对年龄有困扰。
28岁进麦肯锡时，觉得自己老得不行。
后来40岁的她，是三个孩子的妈妈，除了照顾孩子还要考虑自己的事业。
“人就是这么一种动物，年轻的时候瞎着急，然后才慢慢找到自己。”
一诺的母亲，一直是她的榜样。
妈妈年轻时，是一个化工厂的总工程师，也是副厂长。
化工厂爆炸时，她不逃，反倒往里冲。
“我是搞技术的，出了事故，我不去看谁看？”
有担当有责任，就是一诺从母亲身上传承下来的优点。
如果你问我，从颜宁和李一诺这对闺蜜的身上学到了什么？
我会想起李一诺说过的那句话：
希望我们能选择看到真实广阔的世界，希望我们能够选择坚持独立和持续的思考，
希望我们能够选择面对真实的生命，感知内心的光亮。
然后，向光而行，不要再停下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