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私立武汉中华大学辗转流亡到重庆南岸龙门浩继续办学，走过了一段自强不息的岁月。12月10日，华中师范大学（原中华大学）党委书记带队到南滨路米市街探访学校遗址，开启了一段寻根之旅。
中华大学在米市街的临时校址遗址
1938年，日寇直逼武汉，中华大学西迁湖北宜昌小溪塔。武汉沦陷后，又迁至重庆南岸龙门浩的米市街，利用南岸下浩禹王宫前殿和正殿继续办学，那时候有师生共约500人。由于禹王宫当时的可用面积只有2000平方米，为了解决校舍拥挤，中华大学在禹王宫后面的山坡上修建了4栋三层高的教学楼，1939年还修建了大礼堂。
重庆大轰炸期间，学校为保全师生的生命，在通道旁边的石壁上，开凿出一条蹄形防空洞，可容纳二三百人。每当防空警报响起，师生们便有序地躲进洞中避难。
尽管当时条件简陋、生活艰苦、战火纷争，但中华大学的师生依然很乐观。当时校外的娱乐活动很少，如果想看电影，还得乘船过江。学校便组织了各种文艺活动陶冶情操。
1943年，中华大学成立了俱乐部，学生们在这里唱歌、跳舞、演戏。老师们还组织学生唱英文歌曲，有时候还带学生去教堂唱圣歌。1944年，学生排演的《耶稣降生》英文歌舞剧轰动全校。这些活动不仅活跃校园氛围，也给困苦的学生心灵带去了一丝慰藉。
中华大学临时校址遗址前的展牌
颇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华大学武昌校区位于粮道街，重庆校区位于米市街，然而“粮道街无粮，米市街缺米”，校长陈时常常为学校无米下锅而发愁。
当时，根据国民政府粮食部规定，战时政府机关及学校采取计口分配平价米办法，即大口月领两斗、小口月领一斗。1940年12月，重庆市粮食管理委员会核发给中华大学当月的平价米为：大口389名，小口4名，计米78石2斗。由于缺粮食，1941年7月23日，中华大学还曾提出，希望将暑期回家学生的月领米在市面上公售以抵其下学期学费。
1945年春天，学校复原迁回武昌旧址，结束了在重庆的办学时光。
2006年5月，南岸下浩米市街德安里发现了“武昌中华大学立础纪念碑”。碑刻上书：“武昌中华大学重庆南岸临时校舍立础纪念，民国二十八年一月廿六日立”，碑高36厘米，宽20厘米。此碑成为抗战时期中华大学在龙门浩办学的历史证据。
“学校的办学理念就是‘振兴中华’，为了保留这群读书的‘种子’，学校从武汉辗转搬迁到重庆，实属不易。这次来寻根，就是要把这种精神传承下去。”华中师范大学党委书记赵凌云说。
华中师范大学党委书记赵凌云
上游新闻·重庆晨报记者 陈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