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评论蔡元培：“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对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
蔡元培（1868年1月11日——1940年3月5日），字鹤卿，又字仲申、民友、孑民，乳名阿培，并曾化名蔡振、周子余，汉族，浙江绍兴山阴县（今浙江绍兴）人，原籍浙江诸暨。他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革命家、政治家。民主进步人士，国民党中央执委、国民政府委员兼监察院院长。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是我国新型大学教育的开拓者。被老人家誉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蔡元培在中国教育思想发展史上是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是我国近、现代史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的大教育家。
蔡元培4岁入家塾，先读《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然后读《四书》、《五经》。虽然先生并不讲解，但小元培不管懂不懂，总是认真背诵，从不东张西望，玩耍嬉戏。小小的年纪，硬是崭露了一股从容安祥，异乎常童的性格与气质。蔡元培在少年时期，已名动公卿，曾被常熟籍的宰相翁同龢称赞：“年少通经，文极古藻，隽才也。”刘晓钢先生在实用文源流的研究中说：“到蔡元培的《论国文之趋势》、《国文之将来》，便正式把文章分为实用文和美术文(即艺术文)两大类，开始创立独立的实用文理论了。”
近代最早的中国大学所承载的是救亡图存的使命。晚清积弱，强国思潮亦多，各种新式学堂纷纷涌现。蔡元培是最早主张军国民教育的教育家之一。在近代中国处于列强欺凌的大背景之下，以蔡元培为代表的一批教育家提出了教育救国的观念，而教育救国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提倡“军国民教育”，“军国民教育”的实质就是将体育教育以及军事体育融合于普通教育之中，以期达到培养德智体完备之国民的目的。一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在倡导培养“德智体美劳”五位一体的全能性学生。
“沧海动风雷，弦诵无妨碍。到如今费多少桃李栽培，喜此时幸遇先生蔡。”这段歌词，曾记录下北大师生对蔡校长执掌北大的感激之情。一百多年过去了，北大学子仍然忍不住时时回望蔡先生的背影，从他那里汲取思想、学术与人格的力量，自省、自励，不断前行。
1916年，教育总长范源濂的急电惊破了蔡元培在法国的宁静时光，袁世凯病逝，黎元洪继任大总统，范源濂盛邀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国事渐平，教育宜急，现以首都最高学府，尤赖大贤主宰。”这不是美差，而是挑战。在他之前，北大已走马灯似的换了四任校长。个个是俊杰英才，包括严复这样的大家。民国初年，当时的北大却是一个“很多大学问家听到都头疼”的地方。
当时的北大乌烟瘴气，歪风横行，被戏称为“官僚养成所”：学生不务正业，整天打牌喝酒逛窑子，大部分学生“学而优则仕”，念书是为了混个文凭，然后当官；许多老师“走后门”进来，老师不学无术，讲课敷衍、无心学术、师德败坏；有钱的老师学生经常流连于花街柳巷“八大胡同”他们大多数为的是拿一份公家的薪水。很多朋友纷纷上门劝蔡元培不要趟这个浑水：“北大太腐败，整顿得不好，反而影响名声。”
从1916年秋接到范源濂的电报，到12月26日被正式任命为北大校长，蔡元培踌躇了三个月。最终让他下定决心的，是自青年时代就有的“教育救国”之梦：“吾人苟切实从教育着手，未尝不可使吾国转危为安。”在就职演讲上，他一开口就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不再以升官发财为目的，而以学术研究为天职。一举拉开了中国现代大学的序幕。
1917年1月4日，一位风度翩翩的学者从车上下来，竟然先脱帽鞠躬，向校工致意。这一举动引起不小的轰动，要知道，彼时国立北京大学官僚气息浓厚，校长是大总统直接任命的要员，进门时校役需行礼，校长大人自是不必侧目。这位儒雅的学者正是蔡元培，后来被北大学子们尊称为“永远的校长”。他的雕像至今伫立在燕园，与北大共沐春夏秋冬。蔡元培的到来，书写了北京大学乃至中国文化思想界的崭新篇章。
12月的北京，天寒地冻。蔡元培一接到委任状，就直奔北京西河沿的小酒馆，找到从上海到北京出差的老友陈独秀。在北京前门附近的旅馆走廊，有一位身穿长袍，戴着眼镜的文化人不停徘徊。旅馆伙计一打听，原来是这位先生要拜访一位客人，可是这个人正在客房里睡觉。这位先生招呼伙计不要叫醒他，而是拿一个凳子坐在房门口等候。
▲ 蔡元培与陈独秀。
蔡元培为什么急着要见陈独秀？
他想请陈独秀做北大的文科学长。陈独秀与蔡元培早已认识。陈独秀以及《新青年》在青年中的号召力，也是即将上任的蔡元培所需要的。蔡元培直截了当对他说：“来北京吧，我请你当北大文科系长。”讲明来意，陈独秀却嫌自己学历有些低，难以担起文科学长的重任，陈独秀说向蔡元培推荐说：“我没有学位头衔但是我有一位朋友留学美国，叫胡适，是哲学博土，年龄比我小，学识不薄，诗书文论俱佳，能有他任文科学长最好。”蔡元培听了觉得甚好，能都招为什么不两个都招呢？于是蔡元培为他编造了东京大学毕业和曾任安徽高校校长的履历。公函才呈上去不到三天，教育部就批了下来。获得校长授职、尚未正式就任的蔡元培，一出马就将陈独秀、胡适两位知名人物招致麾下。
八十年前的一九二零年，北京大学在中国的国立大学中第一次招收女生，实行男女同校，是很有影响的一件事。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敢为人先，促成这一改革，为进步人士所称赞。五四运动以前，中国的国立大学一直是只招收男生。这种歧视女性的现象，尽管有人提出过非议，但还没有人鼓起勇气去触动它。
当时，男尊女卑的陋俗依然根深蒂固，不论官场还是民间，仍将“女子无才便是德”“男女授受不亲”等奉为金科玉律。五四运动时期，受民主和科学精神的影响，妇女解放、教育改良的呼声日渐高涨，封建礼教的堤防在时代巨浪的冲击下决口了、溃堤了。
北京大学男女同校一事，是两位新女性最先提起的：一位是邓春兰，一位是王兰。
邓春兰生于甘肃循化，受过良好的中等教育。一九一九年初，她考上了北京女子高师。离家赴京之前，她给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写了一封信，《春兰上蔡校长书》：“今阅贵校日刊，知先生在贫儿院演说，主张男女平等。我辈欲要求于国立大学增女生席，不于此时更待何时？春兰愿为全国女子开一先例，如蒙允准，即负笈来京，联络同志，正式呈请。”请求北京大学招收女生，男女同校，并表示希望到北大求学。当时正值五四运动爆发，蔡元培离京，因此未能见到这封信。过了些日子，已经到了北京的邓春兰又投书京、沪报纸，呼吁大学开女禁，并附上原给蔡元培的信，一时引起较大反响。
1920年，有女学生要求进入北京大学读书，一向重视新事物、培育新风气的蔡校长非常高兴，但因为当时考期已过，蔡元培就先录取女生为旁听生， 等到暑假招考，再正式录取。当时有守旧人士责问蔡元培：“兼收女生是新法，为什么不先请教育部核准？”蔡元培不卑不亢地回答：“教育部的大学令，并没有专收男生的规定。从前女生不来要求，所以没有女生，现在女生来要求，而程度又够得上，大学就没有拒绝的理。”
蔡元培在北京大学首开女禁，上海、南京、广州、天津等地竞相仿效，女生络绎进入各地大学，终于蔚成风气。各大学都以北大为榜样，陆续开始招收女生。蔡元培曾经对“现代学生”提出三个标准：一是具有狮子般的体力；二是具有猴子般的敏捷；三是具有骆驼般的精神。他认为中国要摆脱贫穷落后的现状，学生的责任重大，包括对于学术的责任、对于国家的责任和对于社会的责任，所以中国的学生尤其需要学习“骆驼的精神”，才能任重致远。
1940年3月3日早晨，蔡元培起身刚走到浴室，忽然口吐鲜血跌倒在地，当场昏厥。
两天后，医治无效，溘然长逝。
照耀民国学界的那盏明灯，熄灭了，永远的熄灭了……
死后无一间屋、一寸土，还欠下了千余元医药费
入殓时的衣衾棺木还是商务印书馆的王云五代筹的
不愧屋漏，不避刀俎，清贫得叫人落泪！
直到临终前，他看到的，仍旧是民族被杀戮，国土遭沦丧，
无财物傍身，只留下两句遗言：“科学救国，美育救国。”
历史上的今天，他曾以一人之力，拨开学府的迷雾，点燃思想的火种。正如美国学者杜威所评价：“以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