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的冬季，一股凛冽的寒意蔓延在美国硅谷巴洛阿图（Palo Alto）的华裔家庭中。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已有4名高中学生自杀，这4名学生中3名是华裔，该地区15岁到24岁年轻人的自杀率为全美国平均的6倍。
Palo Alto的房价是全美最贵的那一档
巴洛阿图是美国加州著名的富人区，邻近斯坦福大学，这里的家庭家境较为富裕，重视教育，学区的两所高中都是教学绩优名校，这些想不开的学生也是成绩优异，有的拿了全A。那么，为何硅谷会出现学生自杀潮，并且多为华裔呢？
美国《大西洋月刊》专刊报道了这起“硅谷自杀事件”，杂志发行前，先在网络发布了文章。文章称，表面上看，这些“富二代”光鲜亮洁：他们开车上学、衣着华丽、成绩优异、医疗有保障他们似乎前途无量。
但是实际上，他们中有不少“问题少年”。酗酒、吸毒比率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受抑郁症和焦虑症困扰的学生比率也比平均水平高出两到三倍。
为何在这个创造了许多高科技产品，甚至可能研发出怎么延缓衰老，阻止死亡的地方，这么多青少年都会不幸地选择自杀呢？
据《大西洋月刊》记者调查，主要因素是压力：
来自父母、老师以及他们自己的压力，不仅要学习成绩优异，在其他一系列活动中也要表现优异。
种种压力让这些孩子感到非常劳累、难以胜任、极其孤独。
但这只是直接因素，媒体继续分析了这种现象背后暴露的教育问题。
精英阶层望子成龙心切
要在美国的富裕阶层获得一席之地，竞争变得异常残酷。孩子们必须进入精英大学才有这种机会，但自从1970年代以来，这类大学数量“基本上没有增加，反而变得更加挑剔”。精英学校学历在社会上是能力的标志，而且结交的校友也都来自上流阶层，精英大学入学竞争非常激烈。很多学生投入大力气来应付入学考试，一旦敲开了大学的门，学业上就松懈起来。
另外，组成美国精英阶层的群体不再是家族企业老板，而是有着出色教育背景的专业人士。家族企业可以直接交给子孙，但是教育却不能。无论父母多么成功，他们的孩子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获得优异学历（当然，他们的父母会为子女教育提供很多先天的优势）。正如社会学家Hilary Friedman所言：“你是医生、律师或者MBA, 你没法直接把这些传给子女。”
美国上流阶级的家庭教育哲学，可以归纳为：
“富贵不足保，惟名校精英教育之泽可及于无穷。”
确切地讲，美国精英阶层有一个重要共识，即留给子女的最好遗产不是金钱，而是精英教育。换言之，世袭政治的一个重要前提和原因，是精英教育的世袭。
在培养孩子的问题上，生活富足的家长之间争抢心仪幼儿园学位的竞争几乎到了角斗般的地步。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的两名经济学家把这种在早期学业成就方面的竞争称作“幼儿竞争”(Rug Rat Race)。“进入大学机会的稀缺导致父母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他们花更多时间帮孩子准备大学入学考试。”
而且，父母学历越高，这种竞争越激烈，因为精英学校席位少，学历低的父母连试一试的机会都很小。所以，高学历父母对子女教育的时间投入越来越多，尽管他们的时间很值钱。
美国硅谷聚集了大量上一代中国精英
上世纪七十年代，在父母用于陪伴孩童交谈、阅读和游戏的时间上，各阶层并没有实际差异。现在，父母受过大学教育的小孩所拥有的睡前读书时间比一般小孩多50%。
即使父母们知道过大压力对孩子不是好事，但是他们会认为值得这么做，辛苦流汗几年换来的是一辈子的经济保障。因为精英阶层和中产阶级的财富和收入差距太悬殊了。进入了精英阶层，一切都变得容易获得。
教育不再能打破固化的阶层
1931年，颇受欢迎的历史学家詹姆斯·亚当斯出版了一部著作《美国世纪》，在前言中他创造了“美国梦”一词，并这样定义：美国梦是这样一种社会秩序，在这种秩序下，男人和女人不论他们出身如何，社会地位如何，都能最大程度地实现自己的潜能并为他人所认可和接受。尽管今天亚当斯这个名字已经为许多人淡忘，但人们却能在任何一场总统选举中不断听到“美国梦”的说法，这个词也像磁石一样吸引着无数外国人对美国趋之若鹜。
然而，近年来美国社会阶层固化越来越明显。美国皮尤研究显示，尽管有40%美国人仍然确信白手起家从贫困到富有相当普遍，但事实上仅有4%的人成功。更多生在贫困家庭的美国人一辈子都无法摆脱贫穷。
哈佛大学公共政策教授帕特南（Robert D. Putnam）今年出版的新书《我们的孩子：处于危机中的美国梦》，揭示了当代美国生活的一个“丑陋的现实”，即决定个人成功的因素已非个人奋斗，而是其所在的社会阶层。过去半个世纪，美国社会各阶层已经相对固化，对于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公民而言，想要进入上层社会已变得相当艰难。
对于绝大多数民众而言，“美国梦”的唯一入口是高等教育。大量平民子弟通过进入大学改变命运。然而到了今天，高等教育不但不能促进社会阶层流动，反而有加剧社会阶层固化的趋势。尤其是精英教育，被称为“限量供应的上层社会入场券”，越来越向富有阶层倾斜。
以美国历史上枝叶最茂盛的“贵族世家”罗斯福家族为例。两个罗斯福总统都毕业于哈佛大学。打破纪录连任四届总统的富兰克林·罗斯福生了四个儿子，三个去了哈佛。不仅布什父子总统都毕业于耶鲁大学，从“老太爷”布什参议员，到小布什总统的女儿，布什家族是延续了至少四代的耶鲁校友。前副总统戈尔夫妇，四个子女全都是哈佛大学毕业；按照低于十分之一的哈佛大学平均录取率计算，这是“万年一遇”的现象。
常春藤世袭现象不只限于“高干子弟”。由数百名华尔街捐款大鳄校友组成的哈佛“大学资源委员会”，成员子女申请哈佛的录取率超过50%。其中美国最大烟草公司前副总裁詹姆斯·威尔奇，竟有六个儿子全部进了哈佛，超过了“万年一遇”的戈尔子女的成就。
美国的“精英世袭”现象，只是日趋明显的“教育水平-社会经济地位”因果关系“世袭化”大势的一部分：蓝领中产阶级的衰亡，大学教育成为中产阶级和下层阶级的分水岭；最穷四分之一的美国人口子女获得大学学位不到9%，而最富四分之一人口中达75%（据《纽约时报》）。长此以往，美国社会可能存在越来越多“龙生龙，凤生凤”的现象。
富家子弟在竞争精英大学入场券时，尽管有着经济和机会上的优势，压力仍然很大。就像美国一位普通高中生的抱怨：
“我爸每年分别给斯坦福和哥伦比亚（其父是两个学校的校友）都捐几万就是为了让我能被录取，我要去不了可怎么办啊？！我是真的不喜欢学习啊！”
即便家世再好，学习成绩也要达到基本线，名校才会录取，如果对成绩无底线，完全“拼爹”，培养出来的学生不被认可，名校无异于砸自己的牌子。
华裔父母争强好胜的教育心态
在硅谷高中自杀学生中，华裔占很大比例。这也和华人争强好胜的教育传统有关。
今年作为评判“最高综合能力”的“美国总统学者奖”名单中，约30名华裔学生获奖，占总人数20%。
在美国，如果一位高中生获得了“总统学者奖”，就意味着最好的大学任其挑选。华裔学生成绩优异早已不是什么新闻。在最近CNN发表的一篇文章里，亚裔学生甚至被贴上了“考试机器人”的标签。
华裔子弟的优异成绩和父母的督导有莫大关系。很多华人选择去海外生活，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子女的教育。据《中国国际移民报告》的统计显示，近年来超过80%的申请人将子女教育作为最直接的移民原因。
然而在美国读高中并不那么轻松。很多国内的家长为了让孩子避免面对高考的过度竞争把孩子送到美国读高中，希望孩子能在轻松的氛围中顺利进入好大学，这其实是一种错觉。斯坦福大学教育学院的丹尼斯·波普教授就指出：
“不要认为美国的学生生活在天堂中。美国学生压力也很大，他们除了搞好自己的学业，还要兼顾很多课余活动，如果你在中学时没有加入过什么社团，也没有什么特长，没有一所大学会录取你的。”
也就是说，评价一个学生的指标，不仅是学习成绩，还有课外活动，即通常认为的素质教育。
很多华人父母从小在中国接受传统教育，又在竞争激烈的教育环境中长大。在他们看来，对孩子严格要求，让他们保持优异成绩，同时多才多艺，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现在特别是在美国东西两岸华人聚居的地区，高中生的竞争更是白热化。学生们计较GPA成绩0.01的差距，很多人学十多门课程外，还要参加几个社团，如乐队、运动队，每周花几个小时做义工、搞科研，这样下来很多高中生的睡眠只有四五个小时。
华裔父母都是“虎爸”“虎妈”，他们普遍重视子女教育，严格督促和引导，加上与美国教育中重视社会实践能力和创造能力培养的特点相结合，自然就容易催生多才多艺、品学兼优的好学生。
然而正如一个硬币的两面，美国教师联盟网上健康调查结果发现，压力过大对个体身心健康极其有害，尤其是对于成长阶段的学生来说。内在心理上的变化通常包括暴怒、抑郁、无休止的紧张和焦虑、对人缺少关注以及自杀倾向、青春期精神分裂症、选择性缄默症倾向等。
几年前，虎妈蔡美儿的“强力手腕”教育风格让西方人震惊：有一次大女儿索菲亚在数学竞争中输给一个韩国小孩屈居第二，蔡美儿勒令她每个晚上做2,000道数学题，直到她重夺第一；为了让女儿练好一首钢琴曲，连续弹5个小时不准休息。也许大多数父母都不会像虎妈这么极端，但是功利和强制的方式确是很多父母的共性。严苛的教育方式对于某些人可能管用，但对于一些内心不是那么强大的人可能意味着毁灭。